8964天安门广场绝食是怎样发起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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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进行绝食请愿

作者:傅国涌

距离一九八九年,尽管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有很多史料没有浮出,使我们无法更清晰地看到历史是怎样展开的,最终为什么只能导致流血和政治上的逆转。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则新闻,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六月二十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问题,拟定这次会议议程为五项:

一、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
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
四、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
五、审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

赵紫阳鲍彤指示人民日报

这是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学生运动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回应。《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在日记中说:“这么早就公布议程,而且都是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个会议,这则新闻也是按照赵紫阳和政治局的意见办的。”

五月十三日凌晨一点多,《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给报社打来电话,问头版拼了没有?接电话的小谷回答还没有。他吩咐说,先不要拼,等会儿有个重要新闻。二点左右,钱将新闻传过来了,并嘱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新闻内容是社会各界对刚刚公布的人大常委会议程这一新闻的反应,其中有工人、有干部、有学生、有教师等,大家普遍认为,这次人大常委会的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人大委员长会议把这些热点问题通过法律程式,直接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议程,反映了人心、民意。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创举,表明了人大常委会按照宪法程式解决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的决心和诚意。最后是希望大学生采取冷静理智的态度。陆超祺当天在日记中说:“老钱还告诉我们,这些反应都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当然,我明白这是赵紫阳要鲍彤办的。”【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这可以看作赵紫阳和他的助手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重要努力,鲍彤所以深更半夜亲自送到钱李仁家去。五月二十八日鲍彤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九月二十五日他在“交代”材料中专门谈到了这个事,五月十二日晚上十点后,他得知学生第二天要绝食,当时的反应是:“今天早上报纸上都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有人说,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著,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他就安排编了这个消息。他在“交代”中说:“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导的原则。”【《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学生运动已经控制不住

然而一切补救都已来不及了,五月十三日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学生运动进一步升级,时局往不可预测的方向演变。对此,赵紫阳当然很清楚,在他留下的录音《改革历程》中说:“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他得知学生绝食的消息后,在与工人对话时,特别希望学生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的呼吁在各大报发表了,但学生对他的恳切呼吁根本不予理会。

等到五月十五日绝食学生在广场还撤不下来,有人马上意识到赵紫阳要成为“第二个胡耀邦”了。陆超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人民日报》的编前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几位编委在钱李仁的办公室里交换意见。“老钱说,看来,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第二个胡耀邦’是难免的了!”

绝食,是一九八九年的重要转捩点。现在已经披露的史料还不足以真正揭开绝食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即便是少数几个亲自参与发起绝食的大学生,他们的回忆也未必能说清楚来龙去脉,其中的复杂性只有等到更多的史料呈现出来后才有可能理清。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在巴黎举行的“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柴玲的一个回忆,似乎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她说,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学生游行时冒出一个人,自称邓小平女儿邓林的联系人,四五运动的受害者,替邓说话,为此坐过牢,跟邓家成了朋友。“他说,邓林非常担心老头子的身体健康问题,希望问你们学生到底要求什么,不要造成更大的误会。”五月三日傍晚,“五四”游行前夕,她和北大学生赵体国辗转找到此人——

然后他马上找了两个人来,送我们回去。说那边有个车,可以搭便车回去。

车上那两个人是非常高高的两个人。一坐上车,我一下就感觉不对。当时只有我跟赵体国两个人,⋯⋯因为我直感这两个人是安全部的,事后证明他们也确实是。

他们一看赵体国就说:“哈,你还在折腾哪。”赵体国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都录下来了,你是不是老拿着大旗?”赵体国说“是”。他说:“其实,你们的情况我们什么都掌握。你们学生到底要求什么呀?”我们就一本正经地打官腔说:“要民主,要自由。”他说:“咳!你们闹什么呀闹,还不如我给你们出点主意呢。”后来想了想,“我还是不说吧。”我说:“你们有什么主意?”他说:“还是不说吧。”过一会儿,两个人又说:“四月十九日的时候,你们一个学生弄了一个大白布单上写了‘绝食’,员警一来怎么着,撒鹰似就跑。”

广场上看不见的手

此时离绝食还有十天,其中透露的资讯也与“绝食”的发起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绝食”这个说法的出现看似无意,却未尝不是有意的提示。这样的提示,其他绝食发起者是不是也遇到过,目前还没有史料证明,但不排除这一可能性。至于踏上广场之后,整个局势的复杂性,背后各种各样看不见的手,在掌握更多确凿的史料之前,我们就更难以想象了。柴玲接下来还提供了一个说法:“另外一个是李录这条线。中间还有一个人,不便说了。他的情报是,邓小平有一个五人智囊团,他们跟老邓比较亲近,而且给他提供一些内幕。”这些资讯当时真假难辨,即使在二十五年之后依然混沌不清。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中一定有我们尚未知道的因素在起作用,绝食唤起了民心,出现了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一次民意表达,绝食也把学生运动引向了一个风险巨大的黑洞,让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努力归于无效。

历史背后看不见的手,既是指人无法把握、操控的那些偶然性,也应该包括一些隐蔽力量悄无声息发挥的作用。正是这些作用一起影响了八九民运,使任何善良的意愿最终都化为乌有,历史朝向了个别人希望的某种方向。

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来源:开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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