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昕:我该怎么办?

赵昕

这两天,几位朋友跟我打电话,都是讲余某在《以真话来维权》(该文首发《苹果日报》,后《观察》、《北京之春》、《博讯》予以转载)一文中,含沙 射影地攻击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维权人士,其中一位看我不敢相信,还特意读了其中关键的一段给我听。

确实,连国保人员都已经在我回京的第二天,5月25日我38岁生日时,正式向我认错道歉、请求我的原谅了,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余某怎么可能信口雌 黄、诬蔑陷害呢?!初听此说后,我真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即便上了《博讯》看到此文,我还在怀疑是不是网特冒名捣鬼、故意扰乱民间阵营。后来在朋 友指点下在《观察》、《北京之春》也看到此文,并注明了转自《苹果日报》,我才开始慢慢相信这是真的了。在咨询了我尊敬的几位师长的意见后,赵昕 于2006年8月1日下午14:46分,拨通了余某手机,以主内肢体的身份进行了如下沟通:

赵昕:“余某弟兄,你好!”

余某:“哪位?”

赵昕:“我是赵昕。我想证实一下《以真话来维权》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余某:“是我写的。”

赵昕:“许多人都认为你写的这段:‘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是指责 我。请问这是你的本意吗?”

余某:“我并没有写上你的名字,这样的事发生多了,你不要对号入座。别人对号入座不是我的责任。”

赵昕:“你有怀疑一切的权利,但是作为公共人物起码应该文责自负、对得起自己得良心。哪你看能不能够找个时间,我把被打成重伤的全面经过跟你私下 详细地沟通一下?!”

余某:“我有我的信息来源。你觉得你背后所作所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赵昕:“哪你是拒绝私下进行善意沟通了?”

余某:“是的,这是我的选择权利。”

赵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哪能不能请你进一步的,把你所掌握的全部真相证据,在网上公布出来?”

余某:“我没有写上你的名字,你不要对号入座。我个人不会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文字评论。”

赵昕:“人存有什么用心自然神知道,没有掩藏得住的事实,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大白天下的一天。如果有一天真是证明了你的判断是错误的,你是否可 以向我认错、道歉?”

余某:“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赵昕:“你真是连我们进行一次私下交流和沟通,权当真相调查,都不愿意吗?”

余某:“没有这个必要,我不会与你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

赵昕:“哪好吧,你不愿意就算了。再会!”

之后,我们挂了电话,我随即把这个情况向晓波老师简单交流了一下。颇富戏剧性的是,这时警察挂电话来了,说是海淀国保要找我,约我16:30在北 京交大对面的蜀园饭店见面。当然了,这是我们在临沂为陈光诚事件身体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抗争,又回到北京在郊区休养了几天后,北京警方首次找我 谈话,见面的话题自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饶有意思的是,在讲完了诸如“出门打招呼、不要离开北京”这样的上级指示后,其中一个警官主动提起了余某:

“余某最近怎么回事?老是在攻击、排斥你们啊。”

我哭笑不得,只能警惕地回答:

“也许是误会太深了吧。这不,这两天他还写了篇文章,含沙射影地指责我在四川被打伤是黑社会所为,却撒谎栽赃在你们头上,冤枉你们,‘将其描述成 国安策划的阴谋’呢!”

这警官劝道:“不过你做事也太猛了。你即便不为自己安全着想,还是应该为家里人着想。你们在国内生活,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啊!你看你去年做得太 猛,结果被挨打受罪了吧?!以前你的事不归我俩管。自从你这次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我们俩接手你的专管以来,我保证打你的事情是不会再发生了。但是 你做得太过的话,惊动了有关领导,他们下指示要抓你,我们无能为力,又有什么办法?!”

“是啊,生活总得继续呀。我答应过你们,不把你们向我认错道歉和请求原谅的事情再捅出去,也是为了真正宽恕到底、摆脱仇恨捆绑,前两个多月我也确 实做到了。但是现在看来,我可能起码得把给胡锦涛的感谢信等一些资料公开在网络上了。”我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两个警官再三劝说道:“再说吧,最好不要这样做。”

“是啊,即便我公开了这个消息,怀疑者们一样可以义正言辞地要求我拿出证据,说出证人名字,要求你们出来作证等等。现下这些当然是不可能了,这样 不但给你们个人带来麻烦不说,而且你们还有可能受上级指示,站出来极口否认、进行所谓‘公开辟谣’呢!”——我深感无奈,就象那些最早揭发纳粹集 中营惨况的逃犯却被善良的人们视为疯子一样,就像那些最先揭示南非白人当局对自己的阴谋陷害而被形形色色的人们抱着形形色色的目的斥为“撒谎 者”、“骗子”、“沽名钓誉者”一样,恍如陷入了一个荒谬可怕的陷阱里,无力,无助﹍﹍

是的,我确实不能把身在体制内却向我通风报讯的正直警官和良心官员的名字和情况公布出来,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无疑于出卖与背叛!是的,我确实不能 把帮助我打探情况的体制内外朋友所说的一切情况全都兜出来,在目前情势下这样做无疑于伤害与自私!是的,我确实不想为了我个人的事情就激烈冲突、 你死我活,因为我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人孩子考虑!是的,我也不愿意因为在中共高层的关注下有所解决就多说什么,免得人们说是借题吵作而忘却了依 然在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是的,我甚至不能把前批专管我的国保警官、跟踪我执行任务的“军人兄弟”、今年我生日时来向我认错道歉的良知警官的姓名 情况全部公布出来,因为他们仅仅是执行任务而已,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冤仇,我绝不愿意在不恰当的时候勉强他们、伤害他们!更加重要的是,既然我 提倡在中国大地上推行“真相与和解”运动,既然我已经信主基督得了自由,难道不应该以身作则,秉持所有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班图精神”,真正出 离仇恨的捆绑、永远坚守正义与宽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吗?!

我不断说服自己,心里面好像想通了,却似乎又正在征战不休,“没意思”、“算了吧”、“与其活着还不如六四死去”、“决斗”、“死个轰轰烈烈算 了”等等负面词汇和念头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涌现。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更何况这还算是一个著名“公共知识份子”说的话,更何况这还是来自同一战壕的明 枪暗箭,更何况这已经严重侮辱和伤害了我的人格尊严,却又不负责任不肯承认,甚至也拒绝了我善意地邀请进行私下交流和沟通的建议!更何况,纵恶就 是帮凶。

我无法决定我要做什么,我也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虽然有律师朋友出主意说“打官司”,虽然有善良师长建议我们“私下谈谈”,虽然有睿智的师友建议 我“置之不理”,虽然有义愤的朋友张口就“打丫的”,甚至有师长苦口婆心地花了四、五个小时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说老实话,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 该怎么办?!

我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我知道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知道该全心全意仰望神,我知道唯一正确的就是:请求上帝宽恕我,也宽恕“不知道在 做什么”的余某弟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同样处境要是换了你,你会怎么办?!

已经凌晨四点多。先记录下这些情况和心理状态,先附上几份以前多未曾公开的资料,先发出去立此存照吧!差点忘了告诉你,网上先是说:“经过详尽调 查查无此事”,后来纸包不住火,就开始言之凿凿地说:“赵昕是强奸犯!”——至于“强奸”了谁,那就说法甚多了,有说“服务员”的,有说“小姐” 的。阿坝的报告就“一变再变”,“经济搞断,名誉搞臭,身体搞垮”,多精致多厉害。

赵昕于2006年8月2日凌晨4:35北京


余杰:以真话来维权

余杰

近日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在网络上撰文指出,法轮功媒体所报道的苏家屯事件存在诸多不实之处。吴宏达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劳改、计划生育和人体器官买卖问题,我个人比较信服他的观察和评论。

中共是一个倚靠谎言和暴力治国的庞大机构。要战胜中共,手无寸铁的我们,惟有倚靠真话和真相的力量。如果我们也像中共一样说谎,那么我们在中共的面前将变得更加脆弱不堪。甚至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与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模一样,将说谎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本能。这是当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许多人在其言语行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两三名警察的跟踪,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却非得夸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这样夸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再比如,有人明明是“独行侠”,在海外却宣称自己掌控数万复员军人,可以一声令下,揭竿而起……这些惊人的言行,在短期内可能会给维权活动带来“轰动效应”,但长远来看却会给维权活动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不能低估民众的判断力,一旦民众发现其支持的勇敢者本身亦谎言连篇,便会迅速抛弃之。

对维权活动中的种种谎言,该不该揭示并批评之?有人拿出中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来,认为不能破坏这个好不容易形成的、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大家应当尽量“求同存异”。如果有人敢于揭露“同一阵壕”中的谎言,则会被指责为“不顾大局”和“道德洁癖”。但是,我不同意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思维。宽容是重要的,但宽容并不意味着默认谎言的泛滥。对我来说,真话、真相和真理高于任何策略。我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我只是一名热爱真话、真相和真理的知识分子。

我愿意使用“维权活动”这个平实的定义,而不愿使用“维权运动”这个过于炫耀的概念。“运动”强调事件的整全性、组织性和一致性,人们参与该“运动”的方式是单一的,其诉求也是单一的;“活动”却强调事件的个体性、自发性和独特性,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是多元的,其诉求也是多元的。维权活动没有、也不需要领袖,它呈现为各自为战的状态,但它理应服膺于一个大原则,那就是:拒绝谎言。

我既拒绝来自压迫者的谎言,也拒绝来自被压迫者的谎言。多年来,我一直为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而呼吁,同时我也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法轮功朋友,我完全不认同他们在“退党”活动中伪造数字的做法。此种做法既无法真正打击中共,更不能在海内外争取到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对于维权活动中某些热衷于权谋和权力的人士,我选择不跟他们做朋友,不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亦是我的权利所在。因为在“团结”的考量之上,还有更高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正如哈维尔所说:“知识分子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们所书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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