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3年06月

二十四年前的中国脊柱

黎意

鲁迅这种学过医科的人把脊柱说成是“脊梁”,显然不是外行错误,是邪恶。

柱是直立的,梁是横着的。那个动物的脊椎骨是可以称为脊梁,人的脊椎骨就应该是脊柱。

众所周知的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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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六四”血案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转载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个青年赤手空拳只身挡在行进的坦克前,这位青年叫王维林。

其实这张图片之前还有更震憾人心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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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5日,三个中国人在逃离,一个中国男子却站出来,只身挡住前进中的坦克。(网络图片)

有人害怕了,有人跑了,不怪他们,他们毕竟不是当兵有职责、有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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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还是谎言,不会因为骗子有名气了,谎言就变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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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骗子、凶手写背书的人,你的脊椎骨应该叫脊柱还是叫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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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及灰暗人性的多重诱惑——谈刘晓波们的“名利”运作

仲维光

权力使人堕落!谁也违背不了这个规律!因为任何权力对人都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政治”使人堕落,谁也无法绕过这个事实!因为任何“政治性”运作追求的都是胜负得失。

凡是以胜负、名利、得失为最高诉求的人,都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因为把名利作为追求的目的就必然陷入“政治”的泥坑,必然走向堕落。这就是刘晓波们沾染堕落倾向,并且进一步充分利用这种堕落倾向,利用人的弱点,把哈威尔等人拉入这个“政治”的泥潭,一起沉沦的原因!

尽管刘晓波们在诱使哈威尔的过程中,或许已经部分地取得了成功,然而,成功底下掩藏的却肯定是更深的悲哀,更多的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功利不会比价值更永恒!

异议人士本来是一个追求的象征,一种要表达自己对于另外一种价值追求,对抗权势、物质的表达。然而“异议”人士居然在中国的现实中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追求。这的确匪夷所思!

“异议”人士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化的职业,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他突然之间不再是曾经存在的价值追求与对抗专制的产生的危险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异议”与名和利联系在一起,其原因在于异议人士运动突然直通了西方的“政治”,甚至通过“政治”联系上了经济。西方政客把“政治”所必然带来的堕落,引向了中国的“异议”人士运动。而中国“政治化”“异议”人士则又用他们的“政治”把西方的政客携裹进更深、更为堕落的泥坑。

有很多时候,西方对于“异议”人士的援助,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西方那些援助的人自身在西方的政治利益。你是否是真正的异议人士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他们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利益不造成危害,造成支持。

刘晓波等“异议”人士心领神会地看到了这点,他们利用西方政客们的这个弱点,推进自己对于名与利的双向政治丰收。

正是由于刘晓波关心的不是中国民众如何能自由生活、有人的尊严与人权,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而是在中国的专制者那里,在西方的政客那里如何双赢,所以,刘晓波们“进”“出”都是政治考虑,为此,与“政治考量”相联的那种堕落就处处伴随着刘晓波们!

细点零八宪章从构思、出台,到今天的造势,处处是堕落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政治被刘晓波们利用,他们又拉着哈威尔,拉着一大批具有投机倾向的中国“异议人士”、西方政客走向堕落!

这个堕落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首先,零八宪章从构想的时候,刘晓波们就非常清楚,当年的七七宪章是对抗共产党的统治,目的是要颠覆极权专制。而他们的目的却是要在和共产党共处中,使得双方都得到利益,他们之所以用心良苦地把这个东西取名为《零八宪章》是因为,刘晓波们吃准了不了解中国情况、不懂中文的哈威尔们人性的弱点,他们关心的绝对不会是“内容”,以及中国会如何,他们关心的如何给他们自己带来影响。

所以,南辕北辙地取名,为了诱骗实际的利益是堕落一!

②随之而来的哈威尔们的上圈套是堕落二,它让人们看到,当年提倡“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活”的哈威尔,变成了不去追问实际的“宪章”内容是否是对抗共产党专制,而是对自己的名利是否有实际的影响的“为政治而生活”。

从“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活”到“一切都是政治考量”,毫无疑问是一种堕落!

③以政治为目的的零八宪章不仅“构思设想”是堕落的,而且一出台就和堕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它的堕落。

三:在签名过程中,它为扩大声势不择手段。一些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签上了名字,一些人对抗共产党的正义冲动却被刘晓波们的名利之心所利用。

④刘晓波的堕落当然还不止于此。他就是在最后关头也不相信自己会被逮捕,因为他知道玩弄政治的高手都会明白,他非但不反共产党,而且帮助共产党做了很多他们所无法做的事情。例如,在笔会中分化那些彻底反对极权专制、共产党的迁客骚人;杀鸡儆猴地赶出那些死硬派;零八年奥运为共产党化解国际社会的反对。所以,就是在共产党动用真格的、下毒手的时候,刘晓波还是信誓旦旦地歌颂共产党法制的进步!

堕落四是它带来的滑稽与反讽。而伴随这荒诞的一幕是,光天化日下的这种歌颂与谎言,哈威尔,以及那些追随刘晓波的以“异议”运动为“职业”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睁眼看刘晓波的表演。

一个堕落现象会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堕落现象。哈威尔等人在根本没有仔细阅读零八宪章文本,没有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对中国的情况作更深入的了解的情况下,匆忙出来支持零八宪章,其原因正是刘晓波吃透了哈威尔等人的虚荣心。

哈威尔等人关心的是自己,关心的是他们提出的七七宪章不要被历史遗忘。所以只要有“宪章”二字,他们以为就是自己的光荣。所以他们并不看真正处于专制下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那并不是他们首先关心的事情。我这样说是因为,因为如果哈威尔们真正关心中国的事物,就一定会看到从九九年在中国开始的最残酷的对法轮功镇压。这个镇压就是与中国有任何利益联系的西方人都不敢接触;如果哈威尔们关心中国事物就会看到近年来被刘晓波们间接协助,被中国政府直接打压的高智晟等维权人士的处境;就会看到此种的微妙,刘晓波被捕前后的谎言,因为哈威尔们自己当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经经历过。

⑤堕落倾向一经引发当然就无可收拾。堕落之五就是这个本来就带有充分的名利企图的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的同仁们,在三月份美国的时代杂志在推选具有影响的人物的时候,居然公开号召去灌水,试图把这个推举的水搅浑。

⑥戴上了名利眼镜的人,古今中外,好人坏人都是一样,都犹如坐上滑梯。哈威尔们也是如此。如果说,他们在年初的时候,轻易地捕风捉影地支持了零八宪章,是由于对语言等阻隔,对中国问题不了解,那么在中国很多”异议”人士发出对于刘晓波以及零八宪章的批评的声音之后,九月哈威尔们的再次呼吁进一步说明哈威尔们是不管、不问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他们关心的是“七七宪章”与诺贝尔奖的关系,是“哈威尔”与诺贝尔奖的关系。

堕落之六已经不只是刘晓波们利用哈威尔,而且更加上了哈威尔利用其他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了。因为最近,最后这一次呼吁,不再是年初的一大堆具有正义感,但是对具体微妙的事实毫无了解的人,哈威尔现在能利用只有与“宪章”二字有联系的两个人了!

⑦堕落倾向引发的永远是那些在名利方面最有企图心的人们的热情。堕落之六把堕落推向又一个高潮,那就是在中国人中,不是那些遭受残酷迫害的人,而是那些多年来“吃民运饭”的人,那些在“民运中”“搞政治”的人的狂躁。他们以为看准了时机,再次发起了一个向“桂冠”,向巨额“奖”冲击的运动,发起了一个所谓大签名呼吁信。

这些曾经被西方“巨资”包养下来“民运”人士,二十年来的轨迹,民运内的争斗与冷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毫无作为,与时下他们这种在“名利”诱惑下的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告诉人们的只是:这是一种充满个人“政治企图心”,货真价实的堕落!

因为堕落之七是为向“名”和“利”的冲击呼吁,所以它最后一定会作为丑陋的一页被留在历史上。

⑧凡是在堕落之坡上滑行的人肯定是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的。这个堕落之七当然也是如此,它直接造就了堕落之八。在那个大签名信中,且不说他们利用名利诱惑那些多年不参与任何这类事情的人参与,而且居然不经本人同意地伪造了很多签名。伪造当然有很多原因,然而伴随它那种捕风捉影式的的辩护,不知羞耻地解释,结果显示是更是除了堕落外,没有任何别的。

“政治功利”的追求当然不可能到“八”截止,然而到此,它已经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本来是对于人类对于崇高价值的追求表彰的诺贝尔和平奖,在今天对这些人来说,已经变成了名利的象征。

在从零八宪章的提出到运作刘晓波获取诺贝尔奖的名利的过程中,由于充满政治考量,充满对人世间名利的算计,所以从开始到今天都充满心计、充满堕落。它利用了民众对于自由人权价值的追求和推崇,利用了异议人士对于极权专制的厌恶和反对;它利用了人们的正义和追求,利用了政客们对于自己利益的考量。最后,他居然调动了几乎所有那些苟利蝇营者!就是因为此,即便真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过是他个人获得了利益,本年度的诺贝尔奖将为此永远陷于争论,永远失去它的光彩:

因为任何人都看到,它从头到尾充满了对于尘世间政治,尘世间利益的运作,而不是对于人生价值的忘我追求。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以利益为起点,以利益为目标的“运动”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正面的一页!

谁也不可能一手遮住天,诚实永远是大智,机关算尽暴露的则一定是自己!

这一回合让我们再次看到,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以“政治”考量为第一生命的所谓“民运”人士们,永远是中国异议运动中“堕落”的一种泉源!!

这一回合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追求人的尊严,人生的权利,我们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绝对不可以玩“政治”,绝对不能歌唱专制者,不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专制者合作,损害弱者、追求者。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作为追求者的哈威尔当年的诉求,“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活”;坚持匈牙利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康拉德的“反政治”;为此,我们就必须坚决、毫不留情地抵制“时下的哈威尔们”,“为政治而生活”,“生活在政治中”。

2010-10-4 德国·埃森
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12-id-6547-page-1.htm

这个中国的“贵族囚犯”配得上“诺贝尔奖”称号吗?

有关“第二封信” –这个中国的“贵族囚犯”配得上“诺贝尔奖”称号吗?

李德先生:你好。我同意你对刘晓波看法。

共产党在监狱外对老百姓都不能人性化和柔性化,把中国搞得冤民遍地,怨声载道。它的监狱怎么可能人性化和柔性化?刘晓波私下给廖亦武的信中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是“监狱贵族”。

刘晓波公开说假的行为很严重和恶劣,他二十年前就公开说假话为中共开脱罪行,迷惑了不少人,现在还故伎重演。这个典型的打着民运大旗欺世盗名的恶劣小人,还被诺贝尔提名,天理何在?炒作他的知情人同样是在欺骗,欺骗西方世界。关键的欺骗是,说他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丁子霖在她几个月前写的一篇关于刘晓波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刘晓波对零八宪章不知情也没有参加起草,只是在零八宪章成稿后的后期才拿给他看。炒作他的知情人另一个欺骗西方世界的假话是把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相提并论。其实,这两个宪章无论在基本内容还是诉求都截然不同,它们只有题目中的“宪章”两字相同。

七七宪章直言批评捷克共产党政府践踏人权,明确要求政府履行它对1975年所签署的欧安会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七七宪章形成了捷克社会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中旗帜鲜明的反对运动。

零八宪章则不然,它以“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这种模糊的语言为结论,掩盖中共极权政府迫害人民的罪恶,让受害者承担施害者的罪责。它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制度和罪恶不置一词,却歪曲事实地颂扬说,执政者二十世纪后期开始逐渐承认人权。零八宪章只是罗列了十七项政治主张,却没有只字明确要求政治和体制的改革。零八宪章正如它的拥护者余杰所说,它 “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

这种以沽名钓誉的方式把玩和炒作政治的恶劣行为对实现中国民主有极大的破坏性。祝好。
三妹二0一0年十月五日


From: 李德
Sent: Tuesday, October 05, 2010 5:09 AM
Subject: 有关“第二封信”

刘晓东,

您好!刚刚看到您及其他正直人士所写的“反对刘…获诺贝尔奖的第二封公开信”内容。这里,我把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少部分事实奉上,以驳斥刘的谎言。刘不是为中国监狱大唱赞歌吗?刘不是感到监狱充满了温暖吗?请看以下事实:

在中国监狱里,如何虐待囚犯,这里不讲。我就说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中国监狱,如果囚犯家属不贿赂狱卒及监狱批准的“牢头狱霸”,那么在劳动岗位的安排上,囚犯将是在最辛苦、最危险的超极限劳动岗位上劳改;如果囚犯家属不贿赂狱卒及“牢头狱霸”,那么囚犯将很难获得减刑—比如说送过钱的人可以减4次,不送钱的人只能减一次。任何一个中国监狱,除了像刘这样有国安背景的人,其他囚犯都得接受监狱任命的“牢头狱霸”的日常管理–包括内部秩序维护、劳动现场、劳动及文化考核、“三课”教育、医务、伙食等等,都是在被监狱当局认可的囚犯直接管理之中–狱卒只是进行间接的大框架的管理。

细节这里不想多说,尤其是新疆监狱的黑恶,–说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

刘可以说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他没有受到过打骂、摧残、凌辱、虐待,不等于其他人就是在监狱的阳光普照中!!!

当然,刘作为背景不明的人,在中国监狱里头是会“享受”到很好的“待遇”的–他不会受到经常性的侮辱、打骂、体罚,不会受到超极限的“劳动”压榨,不会受到其他囚犯的监管,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刑罚,至少他是属于中国的“贵族囚犯”。

这个中国的“贵族囚犯”配得上“诺贝尔奖”称号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个大陆冤狱受害者

[ 时间:2010-10-05 13:15:55 | 作者:李德 | 来源:六四天网 ]

曹长青:余杰的三个错误

曹长青

我的《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一文发表后,收到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反馈,更有人传来几年前余杰排斥郭飞雄跟美国总统布什会面那件事的资料。“排郭”争议时,我正忙于其它写作等,虽有所闻,却没详细关注。现在看当年那些资料,觉得余杰等人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有错误,我大致概括了一下,认为起码有三点主要错误。虽然该事件已过去几年了,但还是觉得应把这几点看法写出来,不仅因为这跟《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中指出来的问题有相关性,也因为批评任何人都不是目的,而是借批评对象说事理。写作者并不是经常能碰到很典型的、可以比较清楚地说事理的例子。

一般人都认为,这件事的关键是“排郭”。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余杰在这个事件中的最主要的错误,是故意降低美国总统通过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政治意义;而把它窄化为只是接见中国的基督徒,是教徒之间的私人交流。

众所周知,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任何专制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不管是基督徒,还是达赖喇嘛,或是穆斯林人士等,都是传递政治信号——关注那个国家的人权,支持那个国家的反对力量,批评专制政权。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虽然布什是基督徒,但是,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时,去北京的某个教堂做礼拜,也绝不是仅仅参加查经祷告,而是具有明确、清晰的政治意义——支持那片土地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这是发出政治信号,而根本不是什麽纯宗教活动。

更清楚的是,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的新闻公报,明确写着∶“布什总统接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ets with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是宗教活动或跟中国基督徒的私人交流。

但是余杰事后撰文硬是说,“我把会谈看作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三名中国基督徒之间美好的分享”、“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这种窄化布什会见的做法,是降低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关注的份量。

明摆着,如果只是“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为什麽布什总统当时会提到“能不能有其他什麽方法让中国国内的民众知道我们见面的情况?比如互联网?”他为什麽要把他们几个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公开、并希望尽量大面积地传播呢?而余杰本人又为什麽要高调宣扬这种“私人交流”呢?说什麽这是破冰之旅,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正常道理是,要强调“私”就不能公开;要高调宣传就不能一再表示这是“私”。总不能需要哪头说哪头,两头的益处你都占吧?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只是基督徒之间的交流,布什总统会见他们时,为什麽会带着副总统切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总统资深顾问麦克吉森,白宫发言人斯诺等高层官员呢?莱斯国务卿也在会见的新闻名单上,后因有事无法出席。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如果用接见官员的级别来衡量,那可以说是美国白宫的政要几乎悉数出席了这次会见。”这哪里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三名中国基督徒之间”的见面呢?如果仅仅是四个基督徒,应该在教堂见面呵,为什麽要选择白宫,这个美国权力象徵的地方见面?余杰真的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吗?

而且布什总统当时还特别强调,就在这个白宫客厅,他曾跟达赖喇嘛两次会面。这又是什麽“教徒”之间的会面呢?这不是清晰地发出关注西藏人权的政治信号吗?

但是余杰们为什麽要降低这个政治意义,而故意把它说成是美国总统跟中国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呢?承认并强调这次见面的政治意义,不是对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对激励中国的人权事业有明显的好处吗?这种任何人都懂的道理,一个在中文世界颇有名气的作家怎麽可能不懂?当然不可能。但为什麽要那样做?根据余杰的话,我只能做出如下两点推断∶

第一,自我感觉基督徒站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这从余杰跟布什总统见面时强调的重点就可以看出。他说,“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的基督徒,我们与以前那些没有信仰的民运人士之间有了根本的不同。”

什麽根本的不同呢?这里表达的思维状态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和没有信教的民运人士相比,信仰基督教的余杰们“更高级”,因为余杰还跟布什总统说,中国需要“属灵”的领导人。也就是说,这种“属灵”人物们的聚会,比俗人们的见面性质更高级,未来中国应该是“余杰们”做领袖,而不是没有信教的民运人士。

难怪要把这个本来是传递(关注中国人权)政治意义的总统会面,窄化为基督教徒之间的交流,余杰把白宫当作了天国,当然就对世俗世界有居高临下的俯视心态。这种心态,让我想起海外有个民运人物(也在中国坐了几年牢)一上台讲话,先要宣称一句“我是一个基督徒”;这就等于表白一下“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余杰把刘晓波的“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我们没有敌人”,捧成“大爱”的高级宣言,都和这种“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心理有关。

而且中国未来要由“属灵者”领导也是错误的思路。谁领导中国,要由选民决定。如果规定和要求必须是基督徒,那不仅剥夺选民权利,更是要走向政教合一的危险方向。当然,余杰这种一厢情愿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另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强调这是教徒间的见面交流,可以在回国后降低中共当局迫害他们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是去“传递政治信号”,我们只是“教友间交流”。所以余杰在跟布什见面之后的声明中说,“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好像他跟布什只是教友或朋友,私下见面团契了一下。

据郭飞雄的文章,当时王怡清楚地对他说∶“飞雄你搞政治,与民运弄到一块。我是捍卫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让你去。”这里意思很清楚,郭是民运人士,沾边了,可能连累他们。后来郭飞雄因为从事民运被中共判刑5年。看来余杰们还真有“先见之明”,“排郭”是有自保效益的。

王怡事后强调《圣经》说要“服从权柄”也让人感觉,这话像是说给胡锦涛们听的,我们服从你们的权力,我们没有挑战中南海,我们只是去美国跟白宫的宗教徒们私下交流一番。

这种用强调“服从掌权柄者”来保护自己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余杰、远志明以及被洛杉矶牧师李戴维称为“中共官方学者赵晓”等人2008年底起草并通过的《旧金山共识》就呼吁中国百姓“以百般的忍耐、温柔、谦卑,顺服上帝赐予执政掌权者秉公行义的权柄”。“中国基督神学领袖们”的宣言虽然在“执政掌权者”旁边加了个定冠词“秉公行义”,但中共掌权者是“秉公行义”的吗?而且该宣言还为中国的独裁者祈福,说“我们祈祷,愿上帝赐福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使他们更有治国的智慧与能力┅┅”

做了这番宣言宣示后,远志明们就更可自由地出入中国,余杰更是从美国到欧洲、到台湾,畅通无阻(还有刘晓波从笔会费用中提供的出国经费),直到他自己说被警察毒打了而去国(用合法护照获当局同意而全家离境)。

概括一句话说,余杰“排郭事件”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错误,不是“排郭”,而是扭曲了布什会见中国人权人士、发出“美国总统关注中国人权”这个政治信号的性质和意义。这样做一可以展示“我”比你们“高级”,二可以自我保护。否则我找不出他们要扭曲那次总统会见性质的理由。

余杰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为法轮功团体说一句话。

在跟美国总统会面之后,余杰发表声明说,他们谈的“核心是宗教自由问题┅┅我们追求和捍卫信仰自由”。那就从我上面指出的应该是“关注中国人权”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退一步,这只是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见面交流。那余杰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任人皆知,法轮功学员是一个在中国遭到最严重迫害的群体。无论法轮功是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带强烈宗教色彩的民间团体,其信仰者在中国遭到的镇压最严重、最残酷。但是号称追求“宗教自由”的余杰们,在唯一这样一个呼吁美国总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机会中,从始到终,对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却连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提。是余杰们完全忘记了《圣经新约》里反复地、特别地强调的对弱者和被迫害者的关注、同情和怜悯,还是他们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纪时的基督教那种严重排他的思想状态中去了呢?

在今天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连罗马教皇都去关注犹太人和穆斯林人社会的人权状况,更别说美国总统,即使在美国一再遭到极端伊斯兰分子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仍对穆斯林世界的人权状况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帮助。

而中国的法轮功,不仅没有做伤害基督徒的事情,还在他们的各种网站对中国迫害基督徒的事件给予报道和专注。至于双方信仰内容的不同,到底谁对、谁错、谁更高级,这不是一个“需要”或者“能够”探讨清楚的问题。宗教各自有理,本来就是冲突的/相互不买账的,只不过现代文明已经大幅地降低了那些冲突,而追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而余杰们如此心胸狭窄,如此排他,不仅有点吓人,也有损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形像吧?

在布什总统的邀请名单中,除了郭飞雄被余杰们阻止没去成之外,本来还有高智晟等其他三名中国维权人士,但他们被中共当局阻扰无法赴美。我们设想,如果高智晟到场,他一定会提出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会呼吁美国政府关注。高智晟不是法轮功学员,是基督徒,但他能够跳出自己的宗教设限,为遭到强权迫害的另一宗教团体仗义执言,这是远高于余杰们的水准和勇敢。在中国的维权人士中,高智晟遭到的迫害最严重(数次被毒打等),就是因为他为法轮功群体大声疾呼。这点无法不令人联想,在那麽一个难得的、被余杰称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和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中,他们居然没有为法轮功学员、没有为高智晟说一句话,这里除了“排他”之外,没有自我保护的考量吗?

余杰们的排郭,除了自视“高级”,要跟民运划清界限、洁身自保等之外,很可能还有防止郭飞雄去白宫谈法轮功被迫害一事。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绝口不提法轮功,还想阻止其他人提。对此高智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郭飞雄去肯定要提出法轮功问题,这也正是他们(指余杰们)所谓的郭飞雄去了之后要释放出很多混乱信息的想法。所以,你想,他们见到布什总统以后,按照他们自己说的,这是一个纯粹带有宗教色彩的会见,而恰恰目前对作为信仰被迫害得最为惨重的(法轮功)问题,他们却一个字都没有提。”

该提的没提,余杰们反而批评了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建言美国总统应对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余杰居然把布什当作了胡锦涛,以为美国总统也可以对私营企业发号施令。布什总统当面告诉余杰,对于私人公司,美国政府不能施行监控。中国的“著名异议作家”(我猜推荐他们进白宫的人一定是这样介绍余杰的)就给美国总统以及他的主要内阁成员们留下了一个如此不了解美国体制的印像,也真有点太寒碜中国作家了。

余杰们的第三个错误,才是阻止郭飞雄跟美国总统见面。

很多人批评余杰王怡用威胁主办人的方式(郭去我们就退出)蛮横。当然那种方式不地道,但从权利角度,余杰们有这个选择自由。不管是因为不喜欢某个人的观点或行事作风,任何原因,他们都有权选择不跟某人一起参加一项活动。但是他们排郭的方式,却是通过几个人环抱祷告(包括傅希秋牧师),得出“是神的旨意”让他们把郭飞雄排除出去,这才是严重的问题——假借神明排斥异己!一种非常可怕、可以走向邪恶的东西。

祷告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祷告的内容,应是关于自身的;而不是去决定别人的事情。你可以为别人祈福,例如为生病的亲友祷告,但那只是单方祝福,而不是通过自己或某些人祷告作出决定∶这个亲友必须去(不去)医院,做(不做)手术等等。你可以祷告,却不可以替“神”做决定。也就是说,你可以祷告,希望“神”的大能让郭飞雄自己做出放弃去白宫的决定,但却不可以替神命令郭飞雄不能去。

余杰们的“排郭”祷告,让我想起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他本是天王洪秀全的下属,却以祷告之名,说上帝附体,让洪秀全跪下接神旨,还当众杖打天王,意在降低洪的王威,要取而代之。洪秀全当然清楚杨的意图,所以暗中调兵进城杀了杨全家和所属将领(二万人)。太平天国军由于这场内讧自残实力大削,才遭清军击败。

这种用“祷告”方式来决定别人的事情,是清楚的骗人行为!余杰曾写过“洪秀全是基督徒吗?”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是从杨秀清那里得到了假借神明的“灵感”吗?

如果余杰不服气,那我明天“祷告”一番,然后说上帝的旨意是,需要余杰回中国,跟刘晓波呆一个牢房(受试炼)。余杰同不同意?当然余杰会质问,怎麽证明你说的是上帝的意思?那我现在就问余杰,那又怎麽证明你当时的排郭要求是祷告结果,是神的旨意?

在这个“排郭事件”半年之后,余杰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说,他回到中国后,受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的邀请,到其官邸做客(这是余杰见布什总统时建议的)。当时“雷德大使还表示,他十分清楚我们在白宫与总统的会面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他正式代表总统先生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和王怡的建议让总统避免了与不该会面的人会面。”

余杰这话简直是在哄幼儿园小朋友。即使对美国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也清楚∶美国大使根本不会主动介入这种争议,更别说美国总统。布什总统事先完全不可能知道余杰王怡郭飞雄等是谁,他们之间有什麽争执等;“会见名单”是傅希秋牧师定的,他说是谁,就是谁。美国驻华大使怎麽可能清楚郭飞雄是谁,怎麽争议的,甚至还主动代表总统感谢余杰,使布什没有见“不该会面”的郭飞雄?

这番所谓的雷德的话,不排除是余杰自己添枝加叶的。如果真是雷德的原话,那基本的逻辑是,余杰给美国大使介绍了整个事件,而且说了郭飞雄的坏话,诸如描绘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分子等,这样才导致美国大使说出那番话。我对自己的推理不仅自信,而且负完全的责任,更愿意有机会和余杰一起跟雷德当面对证。

余杰到雷德官邸时,排郭事件已沸沸扬扬,余杰也跟雷德说,“我为此受到了各种猛烈的攻击和辱骂”(这句话本身就证实余杰给雷德介绍情况),但他不仅毫无反省,甚至还要在美国大使面前继续“排郭”。自己已经假借神明强行剥夺了别人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事后还要继续诋毁。难道不是太过分了点吗?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诋毁的是他自己和基督徒的形象。

当年跟余杰王怡抱在一起“祷告”作出不许郭飞雄参加跟美国总统见面决定的傅希秋牧师,后来醒悟到这是错误的。去年初他在推特上说∶“多人希望我表态‘拒郭’事件,我认为完全做错了,并且希望将来余杰王怡弟兄能当面向郭飞雄道歉。基督徒应该有勇气认罪悔改。”

但不要说悔改,余杰们至今都没有认错。余杰在《关于与布什总统会面情况的声明》结尾中说∶“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作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高级教徒状”。我真想问问其他的基督徒们,你们说说,余杰所做的,他自己知道吗?

2013年6月6日于美国

201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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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中国人的四条绳索——纪念六四

曹长青

六四事件,至今已20多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中东、北非相继发生民主变革的今天,中共不仅在政治改革上纹丝不动,反而更加严酷地镇压异议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短期内发生革命、推翻独裁政权的前景似不够明朗。

难道中国人不如突尼斯人,不如埃及人,不如正浴血奋战争取自由的利比亚人、也门人、叙利亚人?难道中国人真的是“东亚病夫”,难道中国要成为全世界最後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

中国确实有“独特的国情”,概括起来说,起码有四个原因,导致中共仍然存在∶

第一,共产党用经济发展收买人心。

六四屠杀後,当时掌权的邓小平没有倒退回毛时代,而是继续经济开放,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住共产党的权力。邓小平们是把经济作为“保权”的手段。在这种思路下,共产党开放经济,用他们的说法是“松绑”,结果中国人爆发出巨大的经济潜能;再加上过去实在太穷了,一旦有了机会,人人要发财致富,於是中国出现经济持续发展。共产党利用这一点,用“经济实惠换取人们的沉默”。

第二,共产党的强大宣传。

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说成是共产党带来的,有意把中共混同於中国(中共代表中国),强化宣传中国强大、中共伟大;利用它六十多年来灌输给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人们认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二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利用中国人对“乱”的恐惧,而强调共产党的唯一性和领导地位。这种“怕乱”宣传深入人心,导致中国人对变化心存恐惧,而忍受当局的高压式稳定,而忘记了,恰恰是共产党使中国“乱”了六十多年!

第三,共产党的高压政策。

对任何敢於挑战极权统治的人,严酷镇压。邓小平当年就总结出,要把不同声音“消灭在萌芽状态”,现在胡锦涛们不仅这样做,还发展到用黑社会、黑帮、黑头套等流氓手段,制造恐怖。已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杀一抓百,全面镇压。北非中东等国家虽也是独裁统治,但都没有像中共这样,把镇压和控制发展到艺术程度,共产党的统治是最细腻、最残忍、最恐怖的。

第四,民运领袖、异议人士的误导。

面对如此暴政,一些民运名人却强调跟共产党“良性互动”,“我们没有敌人”,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等等。这些高调的背後,有认识上的局限和糊涂,期待和寻找“善良的狼”;更有明知道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硬要唱这种“高调”,因为唱高调不仅更安全(不用直接跟共产党对抗),又能获得道德高地,显得跟世界(左派)接轨。这不都接出来“诺贝尔和平奖”了嘛!

那麽中国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当然有!首先,就应该冲破上述这四条捆绑中国人奔向自由的思想绳索。思想永远是行动的前提。要传播以下这四个常识∶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共产党带来的。

因为仅仅是“松绑”,中国人就爆发出如此这般的经济能力,如果全部松开,或根本不绑呢?中共统治六十年,中国人被完全绑了前三十年,後三十年解开了几扣而已,但还在被绑著,人们凭什麽还要感谢这样的共产党?

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早就会经济发展。看看香港、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早就经济腾飞。而海外华侨,多数都比当地人更富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有天生的生意细胞”。华人在经商方面,和犹太人接近,走遍世界都能发财致富,这跟悠久的文化历史有关。所以,中国人今天比以前富有了,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共产党带来的,是流淌在自己血液里的勤劳智慧而爆发出的能量。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沿著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路走下来,早就是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富有的国家了。今天如果没有共产政权的层层垄断控制,有了健全的制衡制度,每一个普通民众都会远比今天更富有。

第二,中共不等於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因为它从未通过民选获得统治合法性。

官方强调,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的政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但是,首先,这个“唯一”是靠用暴力摧毁了“第二、第三”等得到的。显见的例子是,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唯一”,苏联、东欧等所有结束了共产统治的国家怎麽一个都没有乱?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强调过,即使从技术手段,中国也跟苏联等一样,共产党被结束後,现有的行政体系,像省长、市长、县长、镇长等等,完全可以维持国家运作,直到产生新的执政党、新的政府。而共产党被结束後,一个晚上中国就会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政党。那种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的逻辑,就是没有暴君中国就会大乱的逻辑,就是中国人只配做奴隶的逻辑!

第三,面对高压,人们要持续不断地坚持反抗。

必须有星星之火,才有可能一夜之间燎原,结束暴政。因为共产党就是要杀一儆百,制造“恐惧”效应。专制是靠恐惧维持的,只要人们不再恐惧,专制就垮了。古希腊哲学家在五世纪就说过∶“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古今中外,哪个地方的人民获得自由,都是走的这条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的渴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中国人绝不例外!

第四,打败中共之前要先战胜“无敌论”。

在过去这几十年里,在异议人士中,一直都是支持党内改革派、温和派、要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者占上风。不仅因为他们占据道德高地,还因为他们占有民运资源,包括杂志、前官方地位、或名人效应等等,因此主导话语权。由这些反专制人士,加上自由派知识份子来强调“体制内”“温和”“无敌”“非暴力”等,其潜移默化促使人们忍耐共产党统治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在表面上和主观上,他们是反抗极权统治的力量,但在客观上,他们是帮助了共产专制的继续统治。所以说∶这种民运、异议人士的误导,事实上比普通百姓的胆怯、沉默更坏事!

这股知识份子主导的“反对派”力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普通民众的心声没有管道爆发的时代,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人们从根本上突破“要依赖当权者”的思维模式。

但今天,从技术层面,网路一举打破了民运名人、理论家、所谓的知识份子们因掌控资源而掌控话语权的状态。虽说自由的渴望在每个人心中,但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可能导致一代、几代人被暴政压死。所以说,今天,互联网的出现,使靠谎言统治的专制底座,一夜之间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东忽然发生多米诺骨牌变化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个人类共用的伟大科技,同样将帮助中国人冲出上述捆绑他们思想的四条绳索,中国不会持续“特殊”,中国的契机就会到来。还是那句话,思想是行动的前提。

今天这个信息流通的时代,就是举起推翻中共的旗帜、吹响冲锋号的时代!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嘹亮的冲锋号,就一定有前赴後继的勇敢者,最终推到中国专制独裁的万里长城!

2011年6月3日於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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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

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

曹长青

自从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以后,余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每文必提刘晓波,每文必为刘晓波的“我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辩护,每文必谈他和刘晓波的密切关系,从朋友,到密友,到秘书,到助手┅┅ 我当时真有点担心,中奖的刘晓波还没成为“范进”,他的第一大弟子先“范进”了。

去年某一天读到他批判柴玲“宽恕”六四屠杀者的文章《宽恕与被宽恕∶从傲慢到谦卑》——在怒斥柴玲“宽恕论”的同时,热烈赞美刘晓波的“没有敌人”。该文之谬论、之人格撕裂、之代表上帝说话的傲气、霸气,让我感觉真应该有人去喊“胡屠夫”来扇一巴掌了。迄今尚未见人去喊,此文算是喊一声吧。

●刘晓波点到余杰穴位

余杰那篇文章容我稍后再谈。转眼到了六四屠杀24周年,我读到了余杰的《刘晓波传》。因为刚读完的印象就在眼前,所以先谈几句。首先,这本书给我的那种林彪歌颂“毛主席”的感觉之强烈,促使我忍不住回头去看一眼十多年前刘晓波在《美人赠我蒙汗药——王朔和刘晓波对话集》里对余杰和他的同伴摩罗等的评论∶

“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麽人塞炸药,对什麽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麽。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麽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刘晓波接着说,“有个叫摩罗的,他与余杰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和一篇摩罗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麽在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称摩罗的文字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再看摩罗怎麽样夸余杰,他的文章叫《什麽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陀斯妥也夫斯基,说他心目中最尊敬的是这些人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个个站在巨人头上俯视众生。——我要问,他们在赎什麽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麽能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麽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麽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如今,步入中年的余杰,把“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用在了曾经用上述文字抨击他的刘晓波本人身上。这到底是绝妙的黑色幽默,还是绝顶的荒诞?我在《撕裂的刘晓波》一文中提到,当年刘晓波提出的“中国人活在荒诞中却没有荒诞意识”给我印象很深。过去这些年来,在中国人里看到的黑色幽默现实版,其典型性和荒诞程度,超过了我读过的任何世界名家绞尽脑汁创造、升华出来的艺术作品。

真想知道刘晓波骨子里对余杰的吹捧是做何感想的。当然,今天余杰捧到他自己头上,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直觉的敏锐可能立刻麻痹,或许只剩下他在天安门广场向芸芸众生挥手时的high了。那感觉,没吃过鸦片的,大概无法想像。

每个人都有自己欣赏的对象,甚至偶像。人在歌颂欣赏对象时的那种一往情深,基本都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路子上,只有程度不同、表达能力强弱而已,这点我完全理解。我自己也写过不少赞美人物的文章——不久前写了两篇讴歌撒切尔夫人的文章,好象还没从那种“深情”里走出来。但余杰那些对刘晓波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文字,除了让我理解了刘晓波为什麽曾那麽尖刻地批评他之外,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种林彪在“毛主席”身后举红语录的感觉——是深情,还是需要?

●大通讯《刘晓波传》

大约一年前从网上看到余杰出版了刘晓波传的时候我就很吃惊,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居然可以完成一部传记。我虽然压根没指望一本如此仓促完成的传记会有什麽亮眼之处,但读完之后,还是被余杰居然如此“著作”而震楞了一下。

除了引用网上各种人歌颂刘晓波的回忆之外,这本书大量剽窃了刘晓波本人的作品——从《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独白》)到刘晓波的各种文章,以及对他的采访等,我简直看糊了,几乎分不清哪是刘晓波的,哪是余杰的。而且,从该书的文体、文字上来看,余杰好像连几个好的传记样本都没看一下、学一下,就火急火燎地给导师作传去了。

两年多前(2011年)写三万字长文《撕裂的刘晓波》期间,为了把握更准确、降低自己的判断误差,我重读了93年看过的《独白》和刘晓波的很多文章,对网上其他人的回忆、评论、报道等也基本都浏览过。所以这次看余杰这本书,感觉绝大多数内容都看过了。余杰只是稍微改写(诸如把刘晓波第一人称的“我”改成第三人称的刘晓波或他),就成他自己的了。至此我才明白余杰为什麽在国内多次被指剽窃。

该书除了那些网络资料的堆积、刘晓波作品内容的抄袭之外,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余杰本人带着强烈主观色彩、一面之词的评论。但余杰却勇敢而骄傲地宣称,他写了一部“客观的”刘晓波传。他用加进一点刘晓波自己早已披露、反省的风流韵事,就号称客观了。余杰不是蔑视读者的智商,而是践踏他自己的。

对刘晓波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又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余杰除了抽象而简略地表示有争议之外,完全回避了关于他的言论、思想和行为的讨论,好像那些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不存在一样!好像中国民主运动的道德英雄将会因余杰这本传记而高高耸立。余杰掉价至此(本来就是这个价位?),我承认跌破眼镜。

我曾应邀给余杰的两本(在海外出的)书作序,对余杰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虽然当时我已经听到不少关于他的非议和抄袭等说法;对他文字的不严谨,我也早已看出。但总觉得他还很年轻,对专制的批判精神很难得。他在国内出的书我都没看过,刘晓波上述对余杰的评论我也是近年才从网上看到。刘晓波对中国文人(这里限定中国)的洞察和评论有相当的准确度,或者说很到位,他对自己的分析也很深刻。对余杰,我是通过看他最近这两年的东西,并上网查了几篇他在国内发的作品,才捕捉到刘晓波十几年前的视线,才开始了解一点这个我原以为很有“独立”精神的年轻人,才发现他不仅早已不年轻,而且从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很不单纯,其gong利心智早已超成熟。正因为我曾经给余杰背书,所以现在感觉有必要“拨乱反正”一下,主要是对自己负责。

●麻将把思想搓成浆糊

从两人的作品来看,无论在思考深度、分析能力、还是文字水平上,刘晓波和余杰都的确是大师和徒弟的关系。余杰抄袭了很多刘晓波,但《刘晓波传》和《独白》的距离,不是差多远的问题,而是在两个层次上。无论《独白》有多少谬误,它是一个有深度的心路历程,对一些人和事的观察、评论也颇为生动准确。而《刘晓波传》就像一个大通讯报道,文字上还比不上刘宾雁时代的许多报告文学。

很多弟子写师傅的传记都很有看点,因为他们会提供相当一部分自己和师傅相处时得到的、师傅尚未形成文字、或忽略流失的的思想内容,或自己观察到的、能反映师傅性格、人格特性的东西。余杰如果去看一看美国作家保罗.瑟鲁(Paul Theroux)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维迪亚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之后,再去给自己的导师作传,起码不至于把一个对他来说是“近水楼台”的题材弄这麽砸。在瑟鲁的书中,“大师”和“弟子”的思想距离非常清晰。两人最后虽然分手决裂了,但作者提供了不少人们从奈保尔作品中并没有读到过的奈保尔的思想精华,以及奈保尔的生活劣迹等等。但在余杰这本书里,我没看到任何以前没读到的“刘晓波思想”,没读到他们两人之间的任何思想交流(是没思想?还是没交流?),甚至没读出这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细节是传记作品的血肉,而余杰这本书里,除了人所共知的刘晓波的“革命活动”的骨架之外,最缺乏的,就是外人不熟悉、却有价值知道的细节。而细节才最能立起一个人鲜活的形象。余杰号称采访了很多人,但采访到的内容却很少。该书有相当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刘晓波传,不如说是有刘晓波参与在内的部分中国民运史,因为其线条之粗,根本就是填了些内容的“大事记”。

余杰的急于求成,以前我也有所察觉。比如,在政治观点方面,我不怀疑余杰认同美国保守派的理念,但几年前读到一篇他推崇极端左疯的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的文章。我当时谅解了他对美国的不了解。但后来发现他写了许多从文字到内容都很不严谨、经不起推敲的东西。通过这本《刘晓波传》,我更明白了,急gong近利、不求甚解是余杰的常态。

从书里没读到感人细节,倒是留下了他们经常大吃二喝的印象,还有什麽刘晓波非555香烟不抽之类。这让我想起他刚得奖时,不少人写他们和刘晓波的交往经历,吃喝玩乐好像就是他们聚会的主要内容,酒肉穿肠过后,谁也没把未来诺奖得主的伟大思想记录下来。“把刘晓波常去吃饭的地方一一记载下来,就成了北京一张特殊美食地图,”余杰写道。“从法国鹅肝到意大利海鲜,从俄国红菜汤到美国牛排,从日本寿司到韩国烤肉,他样样都吃。”最让我吃惊的是,这帮人居然还会通宵打麻将——我脑子里差点出现一个一群地痞鬼混的形象。难怪思想都让麻将搓成浆糊。

●活学活用刘氏损人

余杰做了刘晓波大弟子一场,没学到刘晓波曾有过的观察、思考和分析能力,倒是对刘晓波在《独白》里展示出的那种随口损人的gong夫立刻“活学活用”了,而且他骂人的胆量超过了“狂人”时代的刘晓波。不信看这样的句子∶

“反对派阵营的许多名流,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都是心智不成熟的‘类人孩’。他们与中共当权吸取的是相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形成相差无几的人格形态和思维方式。其中典型的便是自认为中国‘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魏以及大部分中国异议人士的成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的残暴和弱智。”

这已经不是就一个观点,一个行为而批评或嘲讽,而是在没有任何事实铺垫的情况下,在剽窃刘晓波句子的基础上,加上了直接骂人的“心智不成熟”“类人孩”,并点名道姓。说实话,我要是老魏,看到这种骂法,真会犹豫一下,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既然你骂别人是“类人孩”“心智不成熟”,那一巴掌扇过去,肯定不犯“成熟的”“人类的”法吧?

我不知道余杰是什麽“孩儿”,只是觉得这麽个骂法的,倒是真离成人有些距离。当然了,别人吸取的都是党文化资源,余杰就是“无菌真空”培养出的“免疫娃娃”;别人成名都是靠共产党“帮忙”,刘晓波得奖才是实至名归,要是没有共产党,他肯定“解放前”就得了。

所以余杰这书越往后越“愤青”,没法太认真了。但上述这些,还都不是我看《刘晓波传》感觉到的最严重问题。最让我恶心,甚至产生“余杰is over”念头的地方是∶在全书最后,他花很大篇幅介绍并赞美诺贝尔奖本身(还用他介绍吗?好像别人都没听说过诺贝尔奖似的),到了一丝一毫都不掩饰其崇拜桂冠心态的地步。这无法不让我严重怀疑——他到底是真欣赏刘晓波,还是顶礼膜拜刘晓波脑袋上那顶桂冠?

不过有一条我终于明白了,为什麽当年高行健获奖后,余杰不仅在第一时间高调发祝贺信,而且在海内外很多对高行健作品的批评出来之后,他还跑到巴黎专程去求见高行健。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基督徒,他居然赞美高行健那亵渎《圣经》的《一个人的圣经》。说实话,我给余杰的书写序的时候,只看过一些他在海外发表的批判共产专制和介绍美国的文章(那两本书就是这些文章的汇集)。如果早知道余杰是如此撕裂、如此谄媚光环的人,我是绝不可能给他背书的。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太草率,或者像大理论家胡平对我的批判“头脑太简单”,太相信人的某一个面,却不知道,余杰和刘晓波们属于“高级人”,是有多面性的——需要“狂”的时候,头昂得比尼采还高,需要低就的时候,比耶稣还谦卑。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的能从“中国尼采”般的傲气,走到向所有人拱手作揖、甚至正面跟纳粹政权说“我要以爱化解恨”的程度,那不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人格。

●他的上帝是领奖台

余杰自己那麽谄媚诺贝尔奖,却一如前面愤青式的思维,说批评刘晓波的人是嫉妒人家得奖。这种人或许没想过,谈得上嫉妒的,得是认为自己该得奖的。有几个神经正常的人会去做自己得诺贝尔奖的梦?成天张罗给别人得奖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真正的思想者,关注的是自己的思想建树;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沉迷的是自己的创造。满脑子奖、奖、奖的人,不仅是被虚荣心胀爆了的“二手货”,而且是清楚自己缺乏真正创造能力的人,否则怎麽舍得把生命往那麽虚妄的东西上扔。这和“有钱人投资,没钱人买彩票”是一个道理。相信自己的人,死盯着自己的工作;不相信自己的人,蒙着眼睛撞大运。余杰以为那些批刘晓波的人,个个都像他那麽崇拜彩票,时刻准备撞大运呢。

西方有数不清的乱七八糟奖,只要去钻营,一定能得到。因为今天专制大国就剩中国一个,中国又处于不像毛时代或北韩那麽严酷的政治环境,敢于“有所作为”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出现一些敢“耍”的人。西方有太多人热衷给受苦受难者施舍各种奖项,所以,只要满脑子做“获奖梦”,一定可以得到满身奖章。

这就刺激了某些人士,不是把精力用在真正的建树上,而是在西方“玩苦难”、“卖苦难”,把作秀、获奖作为成gong目标。有一个刚到西方不久,却懂得到处钻营各种奖项的“异议作家”说得很坦然∶“这就是一个活法。” 好像余杰也开始往那个活法上努力了。

在群体主义文化禁锢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缺乏自信、缺乏自尊,缺乏自我判断能力,所以崇拜权威,见了光环桂冠腿就发软,就想磕头。余杰不是例外,而是华人世界普遍现象的代表(我最看不上眼的,就是一个群体现象的代表)。这类人既不去认真研究“光环”的含金量,更不在意那个诺贝尔奖发给过多少“伪人”——恐怖分子阿拉法特、权术大师基辛格、伪善作秀高手(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哦,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带路人奥巴马总统┅┅。文学奖呢,高行健和莫言的获奖,让无数中国人发现——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懂中文,有眼不识泰山!又跪下了。

虽说华人社会是全世界最势利、最媚俗的群体之一,但达到余杰程度的,我还没找到第二个,因为他甚至把诺贝尔奖当作上帝来拜了!你看他在《刘晓波传》中居然说,诺奖“建立起近乎‘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权威”。我这才知道,原来余杰的上帝就是那个奖台尺寸的矬子!

实在是滑稽透顶了∶一个成天基督不离口的人,把一个世俗的奖摆到了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也不知耶稣会不会说一句∶“父呵,赦免他,因为他所作的,他不晓得。”

●双重标准 蛮不讲理

谈到“上帝”和“宽恕”这个话题,那我就借此回到本文开篇谈到的余杰那篇《宽恕与被宽恕∶从傲慢到谦卑》。这篇文章的缘由,关心六四的朋友们大概都知道,是因为柴玲去年六四写了一篇要“宽恕”六四屠杀者的文章(网上随手可找到),惹起众怒,引出一片枪林弹雨的批判。余杰这篇文章是其中之一。

我个人对屠杀者所持的绝不宽恕、必须追究的态度,早已在许多文章中清楚表明,从未变过。但本文想做的,是冒着那些枪林弹雨,给柴玲辩护几句。用个不十分准确的例子说,像一个律师,虽然他完全不认同被告所为,但认为检方指控失实,尤其是,对做同样事情的两个人,同一个检察官,把一个送上被告席审判,把另一个摆到神坛上,当作上帝供起来了。如此人格撕裂的检查官,在此案中有好几个,余杰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他在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做挡箭牌的同时,把柴玲的“宽恕”当“箭垛”。但事实上,两者不仅在一个思路和根基上,而且“我没有敌人”问题更严重,尤其是刘晓波现在是诺贝尔奖得主,影响力更大。余杰双重标准、蛮不讲理到惊人地步,实在令人看不下去!

先说几句柴玲的“宽恕”。大家从她的文章中已经知道,她在几年前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并发表了长篇“柴玲信主见证”,介绍自己走向基督的经历。除了这篇见证,我还看了柴玲2011年出版的《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该书前面一大部分回忆六四,后半部分主要谈基督信仰。虽然篇幅并不太多,但却可以明显看出,柴玲对宗教相当地投入,近乎狂热的状态。据我个人的观察,对宗教进入走火入魔状态的人基本有三大特色∶

第一,居高临下,“感觉”真理在握——我和上帝在一起,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庸俗、卑琐的芸芸众生。第二,急着向众人“展示”自己站道德高地之超然。第三,急着“施舍”站在耶稣般高地所带来的道德优越感——我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麽。”

所以,柴玲无论是因为走进基督教,发自内心产生了宽恕恶人的心理,还是刻意模仿“大道德家”耶稣,都属于是刚刚醉心宗教、顿感“升华”者的常态。柴玲两篇谈“宽恕”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基督,而且她的宽恕是以祷告方式说的。柴玲从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激进、六四时对记者失控的哭诉、到今天的“宽恕”,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女性的感性、女性的冲动、女性的情绪。你可以说这类女性根本不适合掺和政治的事儿,但这里看不出柴玲有什麽心计和狡猾——她明显就是“跟着感觉走”的那一类。在那些高调走进基督教的中国名人中,像柴玲那麽感性的并不多见。

和柴玲不同,刘晓波从来都不是基督徒。虽然他赞美基督教许多、许多年了,但一直都没走进去。进都进不去,说明他相当理性,不存在刚入宗教的狂热者那种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心态。当然,他不是没有可能产生“超人”的“大爱”情怀,但是,从六四屠杀后到《最后的陈述》之前的整整二十年里,刘晓波怎麽从来没有宣称过他没有敌人呢?他人在专制政权手里,在被宣判之前跟共产党唱一下高调,歌颂一下中国人权进步,指望宽大处理,人们心知肚明,可以谅解(不包括我)也就罢了。可余杰真把那些毫无原则底线的荒唐话当“真理”,成天高歌赞美起“没有敌人”来了。这不是一个认识水平问题,而是人格问题。而且,对一个宗教徒——余杰的姊妹,用俗人的方式怒斥;对一个俗人——余杰的兄弟,用宗教方式崇拜。这到底是天上的律?还是地上的规矩?有这麽撕裂的吗?这麽撕裂没感觉才更可怕!

●“告饶劣行”成“英雄壮举”

这里插一句上面“谅解者”中“不包括我”的原因。我认为像刘晓波的《我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那样公开高调歌颂中共进步,远比写个人悔过书更糟。因为写悔过书就是承认“我软弱了”,接受软弱带来的后果。而这个《陈述》是在做出下跪举动的同时,却要获得英雄的美誉。

这里重复我在《撕裂的刘晓波》里的一个观点∶当年刘晓波在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意图的情况下,去中央电视台作证说“在天安门广场没看见杀人”;然后把这个清清楚楚的道德失足“凹”,狡辩成“我才是真正尊重历史真实”的勇士“凸”。他自己的合理解释是,“我就是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用强调所谓“局部真实”而事实上帮助了中共政权否定“天安门广场杀人了”这个大的、本质的真实。与此同时,刘晓波痛批那些向世界高喊“北京发生了大屠杀”的人们,说他们误导世界舆论。这太过分了,这不可原谅!世人皆知,这里的“天安门广场”指的是“六四事件”这个大背景,根本不是哪个具体的四方块。遍天下的傻子都知道的事儿,聪明、精明绝顶的刘晓波不知道???而且刘晓波迄今没有为这件这麽重大的错误道歉!

但我更没想到,完全无法想象的是——刘晓波这次重蹈历史!把“告饶”这个给政权跪下的动作,升腾成“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高高耸立的“大爱”,再一次变“凹”为“凸”。这实在是太严重的品德问题。就这一点我已经写过,本不想再多谈了,但余杰念念不忘给这个“凹”戴高帽,一而再,再而三,差点就到每谈到刘晓波必定给“没有敌人”唱赞美诗的地步了;他不仅要把那个“凹”填满,而且要它窜出地面成为令众人仰望的“纪念碑”。任何看明白这个虚假、颠倒价值观的“牌坊”的人,能不想扔一颗炸弹吗?

自认是刘晓波大弟子的余杰,无论是继承并发扬这种变“凹”为“凸”的“高明”,或者仅仅是歌颂“没有敌人”的“大爱”,也还有其师徒一脉相承的逻辑。但是,在推崇、讴歌刘晓波对纳粹政权喊“我没有敌人”的同时,却痛斥同一思路下的柴玲的“宽恕”。这里的标准是什麽?

事实上,余杰和所有那些为刘晓波的《陈述》辩护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该文的错误!否则为什麽不把他们热烈歌颂的刘晓波“全文”(只有不到3000中文字,英文1500字)拿到诺奖台上去宣读,而是删掉了他歌颂中共政权的那部分?就因为他戴上了桂冠,就因为他是朋友(或直接利益关系者——刘晓波给了他们有薪工作、基金,或运作安排去西方等等),就闭着眼睛袒护。难怪刘晓波要圈子,要去做会长。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敌人”“宽恕敌人”都是道德圣人的伟大、高级言论,但刘晓波是在“敌人”手里的时候,在做“囚犯”的时候,在没有任何能力跟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说的(在此之前近二十年里他一次也没说过!),这可信吗?有力量吗?能说服人吗?

换句话说,一个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的将军,面对他的俘虏们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你们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做这种“圣人”的宣称,尽管也很矫情,但起码他有矫情的资本。而刘晓波在自己是囚犯的状态下,跟监狱长表达“善意”和“爱意”, 连鬼都能看出这是“告饶、下跪”吧?怎麽在余杰们眼里这就成了“英雄壮举”了呢?这是多麽不可容忍的价值颠倒!

没有敌人,就没有战士,更没有英雄。真正坚持道义原则、有道德力量的人,不仅有敌人,更清楚自己在和多麽强大的敌人在战斗。明摆着,宣称“我没有敌人”之际,就是宣告“我没有能力战斗而缴械投降”之时。当你是敌人手里的囚犯的时候,说“我投降”,人们能谅解;说“缴械”才是真正大智大勇、道德高超的英雄,就该被扇嘴巴。

相比之下,柴玲是在自由的天空下、在没有被敌人投入监狱的危险的情况下说的,在刚成为基督徒的思维状态下说的。那麽谁的真诚更可信一点?而且柴玲也没有去歌颂中共政权的人权改善和进步。

正常的逻辑是∶余杰要护刘晓波的“无敌”,就应为柴玲的“宽恕”辩护。不能辩护,起码也会保持沉默。或者反过来,他对刘晓波的“无敌论”有所批评,哪怕有所保留,今天再出来批柴玲,也让人觉得他有个基本的统一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余杰是基督徒,他应该可以通过自己进入基督教的心路过程,去理解刚刚进入基督教的柴玲那种激动,那种找到了“光明和道路”的震撼(也许余杰自己并未震撼过),那种急于借“宽恕”张三、“原谅”李四来见证、表达自己因找到上帝而“升华”了的道德情怀。余杰不能原谅柴玲,要痛批我也完全能理解。但像他目前这样,在用尽溢美之词推崇刘晓波对纳粹政权的宽容、大爱的同时,却对柴玲丝毫不宽容,这用什麽逻辑能说得通?

余杰说刘晓波的“没有敌人”“是其去除心魔和营造新文化的基点,而非一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姿态。”如果此话当真,那麽柴玲的“宽恕”为什麽不可以是营造新文化的基点?为什麽就成了“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姿态?”如果按余杰的所谓什麽营造新文化基点,那柴玲背後起码有一个基督文化,而刘晓波一句“没有敌人”就能支撑起一个“文化”来?你说余杰这麽个胡搅法,还能跟他论理吗?

●挺刘晓波灭柴玲的标准是什麽

同样赞美刘晓波、痛斥柴玲的不止是余杰,(我读到的)还有胡平、一平和丁子霖。这些人能否给我指出,“没有敌人”和“宽恕”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两者都很清楚,指个人精神层面,而不是指法律意义的“饶恕”,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有人说,刘晓波指的“敌人”是具体个人,而不是政权,他只是没有把具体的个人当敌人。真——的吗?我们看刘晓波原话∶

“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刘晓波是因为个人跟当局有仇才反抗的吗?)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里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刘晓波要去善意对待的,要去爱的,是那个政权!他做这番宣称的时候,政权已经为屠杀忏悔、道歉、追究司法责任了吗?!

明摆着,公开、直接地赞美纳粹政权的人权有进步,并利用诺贝尔领奖台的位置向全世界宣布“我没有敌人”,其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作为基督徒的柴玲泛道德的“宽恕”。而且,比错误更让我厌恶百倍的,是这种宣称“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虚伪、伪善、矫情、做作——这种作秀的性质。

写到这里,想起安.兰德的《源泉》里对一个负面小人物的描写,“他从来没有恨过什麽,他同样也没有爱的能力。”很精辟!它跟“爱憎分明”这个古往今来文学作品对英雄人物的褒扬之词在同一个逻辑轨道。

我不会像刘晓波本人和余杰那样贬损晓波,说他“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刘晓波原话)。我宁肯相信刘晓波那些表达对专制刻骨仇恨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对自由有着巨大的热爱的能量。刘晓波二十多年的努力,正因为他有恨。我不会因为他自己为作秀而胡说,就拿他当真。美国甚至有不少人,自己明明没杀人,跑到媒体上说自己杀人了,但警方不会起诉说疯话的人。在西方见识最多的,就是为作秀而说鬼话、胡话的人。我发现东西方都有相当一大批人,其作秀的欲望超过吃春药。

再换个角度说,就算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和柴玲的“我宽恕敌人”都是值得赞美的高超道德境地,那“宽恕敌人”也比“没有敌人”要高级得多。为什麽?因为面对你痛恨的敌人,你要宽恕他,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而压根连敌人都没有的话,那就什麽努力也不需要了,自然也就什麽伟大也谈不上了。所以说,即使从赞美“大爱”的角度讲,挺刘晓波、灭柴玲也是没有道理的吧?

胡平、一平和丁子霖不是基督徒,没有经过刚走进基督世界的那个忽然“升华”的心理、思想过程,他们痛批柴玲的“宽恕”,我可以理解。但他们对刘晓波同样逻辑的“没有敌人”的袒护,甚至讴歌,只能让我更明白,为什麽三岁的溥仪,只要黄袍加身,下面一片就全跪下了。没有对黄袍桂冠的崇拜,哪来的独裁专制。这些反专制的人们,不觉得自己可怜了点吗?

胡平甚至替刘晓波解释说,他的“完整意思就是‘我不以敌意、仇恨,而以善意对待我的敌人’。”刘晓波的原话明明、明明是“我没有敌人”,胡平硬是把“敌人”塞给刘晓波,这就把他变成耶稣的“爱敌人”了。可胡平真信这套理论吗?那些根本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的西方小傻丫头们可以被感动得流泪,难道我们中国民运的大理论家胡平也被刘晓波的胡话感动哭了吗?如果他们真的信奉、欣赏刘晓波这个“大爱”的宣称,那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怎麽从来没歌颂过刘晓波在89.64时就高喊的“我没有敌人”呢?哦,对了,我忘了,刘晓波没得奖的时候,他的理论当然一钱不值了。

比胡平等更令我不可思议的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儿子的丁子霖先生,她袒护刘晓波我本来也不想多吱声,理解他们在北京那个险恶环境中惺惺相惜建立起来的友情。但在歌颂刘晓波的同时,一腔愤怒地痛批柴玲的“宽恕”,这是哪门子的逻辑?这种做法,除了让人感觉到势利和结伙意识之外,能服人吗?我不是指控,是表达自己的感觉,因为事情太不符合逻辑。我对有正常思维的人做不符合逻辑常识的事总有兴趣研究一下为什麽。

余杰说,“丁子霖以及多名受尽折磨的‘六四暴徒’对柴玲的驳斥,足以看出这种伤害已不可挽回地形成。”柴玲一个“宽恕”就对六四受难者家属构成了伤害,而刘晓波“直接面对”那个杀人政权喊,要用“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我没有敌人”——都要去“爱”那个杀了丁子霖儿子的政权了——不仅不构成伤害,反而值得高歌颂扬了?这些人难道可以神经错乱到这种地步?

丁子霖还追究柴玲“广场不撤退(刺激了当局屠杀)”和说过要逃跑的话。但是柴玲用她在广场坚持到最后和同学们一起撤退的行动,否定了她自己在情绪波动中说的话。一个人的行为更重要,还是话更重要?丁先生要不要同样标准对待刘晓波?刘晓波为圆自己的“英雄梦”而领衔的所谓“四君子绝食”才是大屠杀之前的最后一个激进点。那场绝食和大屠杀的直接关系是一个敏感问题。这点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里已经清楚地点出,刘晓波本人也忐忑不安。丁先生怎麽不追究了呢?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刘晓波的问题都比柴玲严重(刘晓波当时是知识分子,是老师,而柴玲只是一个学生),怎麽刘晓波不仅不被批,还成歌颂对象了?就因为刘晓波去丁家拱手作揖就双重标准了?还是诺奖立刻把刘晓波变成圣人了?

●是谁否定八九民运

在“六四”这件事上,刘晓波的问题岂止是“绝食和大屠杀的关系”、中央台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杀人”,还有一个严重程度不亚于上两个的,如果余杰不提我大概想不起来写∶

余杰在这篇批柴玲的文章中说,刘晓波认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是——吗?他没看到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中是怎样否定八九民运的吗?——他认为八九民运(刘晓波称为“八九抗议运动”)“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就这个问题,王若望、刘宾雁和郑义都曾撰文痛批刘晓波(后来郑义跟刘晓波私人关系和好,继任刘晓波当了笔会会长,又发声明收回该文,不许网络再登载——这就是刘晓波的朋友们的操守!)。哦,当然,所有对刘晓波的批评余杰一个字都没看到!

让我纳闷的倒是,在反专制阵营里,除了刘晓波,到底还有谁否定过“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值得刘晓波余杰这麽一本正经、义正词严地宣称一下呢?

对柴玲,余杰们像对小绵羊一样义愤填膺地语言宰割。用余杰自己的话说,柴玲成了他们的“箭垛”。没错,他们自己则成了刘晓波的挡箭牌。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不是刘晓波,而是柴玲得了那个诺贝尔奖,他们必定一窝蜂地冲上去捧“中国的自由女神”,长篇大论地赞美柴玲的“宽恕”是多麽的高级,多麽的“圣母玛利亚”“修女特雷莎”。谁获奖不重要,那个顶戴花翎才是他们真正要跪拜的。

难怪那麽多中国的各路“玩家”们跑到西方来钻营各种奖,因为得了奖,就离余杰们心中的上帝很近了。你看莫言不是因获奖而有了让一群一群中国人跪下的魔力了吗?

当然了,中国人也只有给莫言跪了,因为这三个得诺奖的中国人,一个在海外流亡,一个在监狱里,只有官至作协副主席、跟当局“和解”得最无缝隙、成为一体的莫言,最春风得意。呵——难怪余杰在《刘晓波传》中说∶

“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什麽样的理念价值呢?就是刘晓波反复强调的‘和解’”。在把“和解”拔高成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之后,余杰更进一步论定∶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最为本质的东西。”——大家别吃惊余杰给刘晓波戴上“提供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的东西”这麽高的帽子,他给人戴过的“最最最”高帽多得数不过来。他是习惯把帽子甩到“最”高的地步,难怪刘晓波那麽蔑视余杰的“最最最”,大概他的“最”最不值钱,所以可以随便甩。

既然“和解”成了余杰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了,既然“没有敌人”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为本质的东西”,那麽余杰义正词严地猛批柴玲的这段话又怎麽解释∶“不负责任地宣布宽恕那些拒绝忏悔并仍然继续作恶的凶手,或许出于一时的情感激荡和虚荣之心,并非基督信仰的真义所在……如果抽取掉真相、正义、忏悔,一厢情愿地允诺宽恕、赦免与和解,便如同建造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一般劳而无gong。”

你瞧,转眼之间,余杰又彻底否定了“和解”这个他刚刚讴歌过的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也把“时代最本质的东西”给抛弃了。原来余杰的“理念价值”和“时代本质”都是一次性消费品的价码。

大家看清楚了吧,他要歌颂刘晓波的“和解”时,就只字不提共产党根本没有忏悔六四;没有追究责任,刘晓波的“和解”从何谈起?正义在哪里?余杰岂止是当年刘晓波所痛斥的“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麽人塞炸药,对什麽人送玫瑰”清清楚楚,即使是对“和解”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字,诺奖得主刘晓波说出来,就送玫瑰花,柴玲说出来,就塞炸药;而且无论是送玫瑰,还是塞炸药,他都能从世界名人那里,或从上帝那里,给两者各自找到理论根据。

●怎麽不跟打他的警察和解

不过,余杰要拜地上的光环的时候,可是立马把上帝忘爪哇岛上去了。比如,他曾撰文说中国要道德重建,就要从“以人为本”走向“以神为本”。但是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赞美中共政权走向“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本身就已经跟余杰的“以神为本”在根基上冲突,而赞美中共那根本就是莫须有的“以人为本”,是双重地跟余杰所推崇的东西发生根本价值观的冲突,余杰怎麽就能接受呢?这无法不让人质疑,他到底是真基督徒,还是需要靠基督徒的身份提高自己的道德位置?否则怎麽“糊”到如此地步?

我们再看这个刘晓波歌颂的中共“以人为本”,拿余杰本人当“人”了吗?

余杰逃到美国之后,愤怒控诉中共警察毒打他,几乎打个半死;在批柴玲的文章中也痛斥中共是继续作恶的凶手,还在《刘晓波传》中描述刘霞在中国的待遇时说,“中共当局不惜用尽一切恶劣的办法折磨政治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对于任何威胁到他们统治的人,下手都无比暴虐。”

余杰去年还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十年我切身的看到变化,表面上看是大国崛起、经济实力强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背后的危机越演越烈,不是黄金十年,而是用暴力维稳的十年,维稳的费用高达七千亿;它是人权状况急剧倒退的十年,是腐败到了顶峰的十年。”

你看,他要强调共产党有多凶的时候,就把自己导师的“和解”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理念价值”、把自己刚刚还如圣旨般歌颂的“我没有敌人”的“大爱”全抛脑后了,甚至说中国人权“急剧倒退十年”。这第一大弟子也太靠不住了。晓波大师不是在二千八百字的《陈述》里花了一千字赞美中国人权进步吗?晓波恩师不是教导,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吗?余杰怎麽可以控诉“暴虐”?他应该首先去劝刘霞跟当局“和解”才对!

而且余杰本人更不该逃到美国来,应该留在国内,本着导师的“理念价值——和解”,高扬“时代本质——我没有敌人”的精神,用“以爱化解恨”的美意,最后跟暴打他的警察实现刘晓波的“和解”目的。可余杰目前这种“失败大逃亡”的做法,不仅言行不一,也让狱中的大师失望吧?而且,如果连上有耶稣指教、下有晓波导师引路的余杰本人都不能首先以身作则跟当局“和解”、展示恩师教导的“正确性”,那让庸俗、没有导师指教的芸芸众生们又怎麽追随诺奖得主的“时代本质”精神呢?

●为护“偶像”自扇嘴巴

我无意调侃因反专制而坐牢、受迫害的人,是想提醒那些为作秀、唱道德高调而丢掉基本常识逻辑的人,那不仅是给自己挖文字陷阱、把自己弄到尴尬的境地,更会因搅浑概念、传递错误信息而有助专制的延续——跟自己的初衷正相反的结果。而如果为捍卫某个人而不惜撕裂自己,更是错上加蠢。比方说∶

余杰在接受采访谈到他的《刘晓波传》的时候说,刘晓波由于经历了六四,看到那麽多鲜活的生命死去、体验失去亲人者的痛苦,所以倡导非暴力。

首先余杰怎麽忘了,刘晓波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说“没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吗?余杰怎麽说他“看到那麽多鲜活的生命死去”呢?到底是刘晓波撒了谎,还是余杰撒谎?

就算刘晓波看见了吧(这可是等同余杰指控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作伪证)。但是,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了,就要提倡非暴力了。这是多麽荒谬透顶的逻辑!这哪有逻辑?!这就等于是说,看见希特勒杀人了,就认为二战不应该打了;看见日本皇军杀中国人了,抗日战争就该放弃了,看见塔利班砍人头了,就应该请甘地死里复活去感动拉登。

可是在另一个场合,余杰又这样说,“当年纳粹兴起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民主国家都在旁观,如果更早地来介入的话,就不会有那麽多人被杀害了。” 余杰还清楚地表示,如果刘晓波没在监狱,今天他一定支持西方国家干预中东人民的反专制运动。

那些国家怎麽介入?怎麽支持?一手高举着“我没有敌人,我是非暴力主义者”的牌坊,一手挥舞着玫瑰花,希特勒就投降了?萨达姆就死了?

余杰确实“范进”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刘晓波传》中,为了维护刘晓波和“非暴力主义”,他甚至写下了如此违背事实、颠倒黑白的昏话∶“暴力从未带来自由与和平,只有非暴力才赢得解放与幸福。”(P382)。

仅仅这一句话,余杰的东西你可以不要看了。美国独立战争、内战没用暴力吗?二战没用原子弹结束吗?本.拉登是被玫瑰花香薰死的吗?

余杰一定狡辩,我前面有指“人权运动”。但什麽是“人权运动”?推翻暴政难道不是最大的人权运动吗?不推翻独裁,有人权可言吗?!如果是指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权运动,能用带来“自由、和平、解放”这麽大的词吗?能和今天的专制中国相比较吗?

和余杰的睁眼瞎话正相反,人类迄今为止的“自由、和平、解放”绝大多数都是靠暴力得来的!余杰和刘晓波在装模作样喊非暴力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是怎麽一篇一篇歌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的!我都快被这俩人的撕裂气昏了。

●余杰已经没有价值了

走笔至此,实在感叹,林彪歌颂毛泽东,也不过多喊几句“最最最”,也不至于像余杰这样,累到神魂颠倒,神经崩溃了。他自相矛盾,自己扇自己的东西实在多到引不胜引。我要肯花时间,可以全部都用余杰自己的话把余杰好好修理一顿。比如随手捡近在眼前的一例∶

在《刘晓波传》里余杰写道,“刘晓波的价值在于,他是自己身体力行,并不是鼓吹别人去做,自己却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按余杰的逻辑,他今天逃到美国来继续鼓吹让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不是让留在中国的人都去冒险、去死、去坐监?他要是对自己的话负责,首先应该痛斥自己逃到美国来的“懦夫”行为,其次停止呼吁中国人为争自由而奋斗。因为任何努力都会有牺牲,连“没有敌人”只有“大爱”的诺贝尔奖得主都被判11年,连几乎不读刘晓波文章的刘霞都被软禁,连为“没有敌人”的“高超道德”而奔走呼喊的余杰本人都被警察打个半死的话,按余杰的逻辑,“躲”在自由世界的人,只应该遥控高喊∶“中国人全体跪下!”“余杰你先跪下!”那才是对中国人、对余杰最负责任的!跪下才可以活命,跪下才是最安全的!难道不是吗?面对余杰所说的“暴虐、暴力、毒打”,“和解”的唯一可行之路是手无寸铁的一方跪下!余杰可以逃跑,别人无路可逃,只有跪下这唯一的选择!

而且,按余杰的逻辑和价值观,他今天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他自己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长叹一口气之后思索,余杰为什麽会弄出一堆如此自相矛盾的东西呢?其一是理论上没有真正的根基,其二是人格上没有统一性,gong利/机会主义的东西占很大比重。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过一个观点,那就是“跟原则理念,不跟人”。因为人会变,而理念不会;人有多面性/矛盾性,而原则理念是固定的。如果死跟某人,他怎麽都对,那就是用偶像崇拜的绳子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勒死。在美国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无论多麽睿智的思想者,都可能有重大盲点的部分。对任何一个人的一揽子全部照收,都是给自己的思想成长设障。而全方位捍卫某一个人,则是撕裂自己的最“短平快”途径。

余杰所做的,恰恰是这种短平快——“跟人,不跟原则理念。”嗯,不准确,他是“跟人,理念可以因人的需要而制造,原则可以因对象不同而改变并灵活使用”。

不幸的是,就像余杰的极端崇拜诺贝尔奖代表了大多数华人心态一样,余杰的这种“死跟人”的做法也不是孤立的,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它不代表大多数普通人,只代表大多数利益圈子里的人(文化人和政客)。为什麽?

“死跟人”只是有利可图的人才做。这种利益可以是金钱、虚荣、强化自己在权威圈子里(文化圈或政治圈)的地位,或起码不得罪那个影响你仕途的圈子。而普通百姓在“人”和“理念”选择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常识”判断了,虽然他们很有可能受文化人的影响。但只要有机会得到更符合逻辑常识的观点,没有利益相关的普通人就会去“跟理念”了。

刘晓波在十多年前就从余杰的文章中看出了他世俗的精明。世俗的精明跟知识分子思想的成长是迎面相抵触的,它甚至可以从根基上摧毁一个知识分子成长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种精明度越上升,其思想能力越滑坡,直到滑进那一堆一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平庸中国文化人群体中。当然,靠那种精明,你赢得“生活中的胜利”的机会很多。尽管余杰已经不再年轻,但如果刘晓波今天的“荣耀”是余杰的目标,他还大有机会。彩票是一定会有人赢的。

2013年6月2日于美国

2013-06-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赵昕:我该怎么办?

赵昕

这两天,几位朋友跟我打电话,都是讲余某在《以真话来维权》(该文首发《苹果日报》,后《观察》、《北京之春》、《博讯》予以转载)一文中,含沙 射影地攻击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维权人士,其中一位看我不敢相信,还特意读了其中关键的一段给我听。

确实,连国保人员都已经在我回京的第二天,5月25日我38岁生日时,正式向我认错道歉、请求我的原谅了,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余某怎么可能信口雌 黄、诬蔑陷害呢?!初听此说后,我真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即便上了《博讯》看到此文,我还在怀疑是不是网特冒名捣鬼、故意扰乱民间阵营。后来在朋 友指点下在《观察》、《北京之春》也看到此文,并注明了转自《苹果日报》,我才开始慢慢相信这是真的了。在咨询了我尊敬的几位师长的意见后,赵昕 于2006年8月1日下午14:46分,拨通了余某手机,以主内肢体的身份进行了如下沟通:

赵昕:“余某弟兄,你好!”

余某:“哪位?”

赵昕:“我是赵昕。我想证实一下《以真话来维权》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余某:“是我写的。”

赵昕:“许多人都认为你写的这段:‘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是指责 我。请问这是你的本意吗?”

余某:“我并没有写上你的名字,这样的事发生多了,你不要对号入座。别人对号入座不是我的责任。”

赵昕:“你有怀疑一切的权利,但是作为公共人物起码应该文责自负、对得起自己得良心。哪你看能不能够找个时间,我把被打成重伤的全面经过跟你私下 详细地沟通一下?!”

余某:“我有我的信息来源。你觉得你背后所作所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赵昕:“哪你是拒绝私下进行善意沟通了?”

余某:“是的,这是我的选择权利。”

赵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哪能不能请你进一步的,把你所掌握的全部真相证据,在网上公布出来?”

余某:“我没有写上你的名字,你不要对号入座。我个人不会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文字评论。”

赵昕:“人存有什么用心自然神知道,没有掩藏得住的事实,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大白天下的一天。如果有一天真是证明了你的判断是错误的,你是否可 以向我认错、道歉?”

余某:“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赵昕:“你真是连我们进行一次私下交流和沟通,权当真相调查,都不愿意吗?”

余某:“没有这个必要,我不会与你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

赵昕:“哪好吧,你不愿意就算了。再会!”

之后,我们挂了电话,我随即把这个情况向晓波老师简单交流了一下。颇富戏剧性的是,这时警察挂电话来了,说是海淀国保要找我,约我16:30在北 京交大对面的蜀园饭店见面。当然了,这是我们在临沂为陈光诚事件身体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抗争,又回到北京在郊区休养了几天后,北京警方首次找我 谈话,见面的话题自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饶有意思的是,在讲完了诸如“出门打招呼、不要离开北京”这样的上级指示后,其中一个警官主动提起了余某:

“余某最近怎么回事?老是在攻击、排斥你们啊。”

我哭笑不得,只能警惕地回答:

“也许是误会太深了吧。这不,这两天他还写了篇文章,含沙射影地指责我在四川被打伤是黑社会所为,却撒谎栽赃在你们头上,冤枉你们,‘将其描述成 国安策划的阴谋’呢!”

这警官劝道:“不过你做事也太猛了。你即便不为自己安全着想,还是应该为家里人着想。你们在国内生活,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啊!你看你去年做得太 猛,结果被挨打受罪了吧?!以前你的事不归我俩管。自从你这次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我们俩接手你的专管以来,我保证打你的事情是不会再发生了。但是 你做得太过的话,惊动了有关领导,他们下指示要抓你,我们无能为力,又有什么办法?!”

“是啊,生活总得继续呀。我答应过你们,不把你们向我认错道歉和请求原谅的事情再捅出去,也是为了真正宽恕到底、摆脱仇恨捆绑,前两个多月我也确 实做到了。但是现在看来,我可能起码得把给胡锦涛的感谢信等一些资料公开在网络上了。”我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两个警官再三劝说道:“再说吧,最好不要这样做。”

“是啊,即便我公开了这个消息,怀疑者们一样可以义正言辞地要求我拿出证据,说出证人名字,要求你们出来作证等等。现下这些当然是不可能了,这样 不但给你们个人带来麻烦不说,而且你们还有可能受上级指示,站出来极口否认、进行所谓‘公开辟谣’呢!”——我深感无奈,就象那些最早揭发纳粹集 中营惨况的逃犯却被善良的人们视为疯子一样,就像那些最先揭示南非白人当局对自己的阴谋陷害而被形形色色的人们抱着形形色色的目的斥为“撒谎 者”、“骗子”、“沽名钓誉者”一样,恍如陷入了一个荒谬可怕的陷阱里,无力,无助﹍﹍

是的,我确实不能把身在体制内却向我通风报讯的正直警官和良心官员的名字和情况公布出来,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无疑于出卖与背叛!是的,我确实不能 把帮助我打探情况的体制内外朋友所说的一切情况全都兜出来,在目前情势下这样做无疑于伤害与自私!是的,我确实不想为了我个人的事情就激烈冲突、 你死我活,因为我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人孩子考虑!是的,我也不愿意因为在中共高层的关注下有所解决就多说什么,免得人们说是借题吵作而忘却了依 然在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是的,我甚至不能把前批专管我的国保警官、跟踪我执行任务的“军人兄弟”、今年我生日时来向我认错道歉的良知警官的姓名 情况全部公布出来,因为他们仅仅是执行任务而已,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冤仇,我绝不愿意在不恰当的时候勉强他们、伤害他们!更加重要的是,既然我 提倡在中国大地上推行“真相与和解”运动,既然我已经信主基督得了自由,难道不应该以身作则,秉持所有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班图精神”,真正出 离仇恨的捆绑、永远坚守正义与宽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吗?!

我不断说服自己,心里面好像想通了,却似乎又正在征战不休,“没意思”、“算了吧”、“与其活着还不如六四死去”、“决斗”、“死个轰轰烈烈算 了”等等负面词汇和念头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涌现。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更何况这还算是一个著名“公共知识份子”说的话,更何况这还是来自同一战壕的明 枪暗箭,更何况这已经严重侮辱和伤害了我的人格尊严,却又不负责任不肯承认,甚至也拒绝了我善意地邀请进行私下交流和沟通的建议!更何况,纵恶就 是帮凶。

我无法决定我要做什么,我也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虽然有律师朋友出主意说“打官司”,虽然有善良师长建议我们“私下谈谈”,虽然有睿智的师友建议 我“置之不理”,虽然有义愤的朋友张口就“打丫的”,甚至有师长苦口婆心地花了四、五个小时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说老实话,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 该怎么办?!

我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我知道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知道该全心全意仰望神,我知道唯一正确的就是:请求上帝宽恕我,也宽恕“不知道在 做什么”的余某弟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同样处境要是换了你,你会怎么办?!

已经凌晨四点多。先记录下这些情况和心理状态,先附上几份以前多未曾公开的资料,先发出去立此存照吧!差点忘了告诉你,网上先是说:“经过详尽调 查查无此事”,后来纸包不住火,就开始言之凿凿地说:“赵昕是强奸犯!”——至于“强奸”了谁,那就说法甚多了,有说“服务员”的,有说“小姐” 的。阿坝的报告就“一变再变”,“经济搞断,名誉搞臭,身体搞垮”,多精致多厉害。

赵昕于2006年8月2日凌晨4:35北京


余杰:以真话来维权

余杰

近日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在网络上撰文指出,法轮功媒体所报道的苏家屯事件存在诸多不实之处。吴宏达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劳改、计划生育和人体器官买卖问题,我个人比较信服他的观察和评论。

中共是一个倚靠谎言和暴力治国的庞大机构。要战胜中共,手无寸铁的我们,惟有倚靠真话和真相的力量。如果我们也像中共一样说谎,那么我们在中共的面前将变得更加脆弱不堪。甚至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与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模一样,将说谎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本能。这是当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许多人在其言语行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两三名警察的跟踪,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却非得夸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这样夸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再比如,有人明明是“独行侠”,在海外却宣称自己掌控数万复员军人,可以一声令下,揭竿而起……这些惊人的言行,在短期内可能会给维权活动带来“轰动效应”,但长远来看却会给维权活动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不能低估民众的判断力,一旦民众发现其支持的勇敢者本身亦谎言连篇,便会迅速抛弃之。

对维权活动中的种种谎言,该不该揭示并批评之?有人拿出中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来,认为不能破坏这个好不容易形成的、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大家应当尽量“求同存异”。如果有人敢于揭露“同一阵壕”中的谎言,则会被指责为“不顾大局”和“道德洁癖”。但是,我不同意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思维。宽容是重要的,但宽容并不意味着默认谎言的泛滥。对我来说,真话、真相和真理高于任何策略。我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我只是一名热爱真话、真相和真理的知识分子。

我愿意使用“维权活动”这个平实的定义,而不愿使用“维权运动”这个过于炫耀的概念。“运动”强调事件的整全性、组织性和一致性,人们参与该“运动”的方式是单一的,其诉求也是单一的;“活动”却强调事件的个体性、自发性和独特性,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是多元的,其诉求也是多元的。维权活动没有、也不需要领袖,它呈现为各自为战的状态,但它理应服膺于一个大原则,那就是:拒绝谎言。

我既拒绝来自压迫者的谎言,也拒绝来自被压迫者的谎言。多年来,我一直为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而呼吁,同时我也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法轮功朋友,我完全不认同他们在“退党”活动中伪造数字的做法。此种做法既无法真正打击中共,更不能在海内外争取到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对于维权活动中某些热衷于权谋和权力的人士,我选择不跟他们做朋友,不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亦是我的权利所在。因为在“团结”的考量之上,还有更高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正如哈维尔所说:“知识分子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们所书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