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煸王银山 — 为陈冲,也为丛珊

刘刚

我在以前的回忆中曾经提到过,我曾经在厕所中爆打狱政科副科长王银山,但我不曾解释我为何要打王银山。这一回我想说的是我是为了陈冲才爆打王银山,是为了丛珊才痛扁王银山​。

1991年3月,我及来自吉林省的共十一名因六四而被判刑的政治犯,被从长春监狱转到辽宁省凌源第二劳改支队。

1991年4月29日,我刚被转到辽宁省凌源第二劳改支队一个月,劳改队对我们全部政治犯进行一次关于学习“监狱改造行为规范”的考试。我串联了来自吉林省的共十一名因六​四而被判刑的政治犯进行集体罢考,我将另外著文讲述那次罢考经过。那次罢考之后,我们十一人悉数被砸上死镣带上背铐,然后被分别关进严管队或小号。

在监狱里,小号通常是用来关押死刑犯或是未决犯的。在凌源第二劳改队,好象只有六七个小号。所以那一次我们的罢考,就使得监狱发生了小号危机。这是凌源监狱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所以狱方将这次罢考称为429事件。由於小号不够用,就只是将冷万宝,张铭,唐元隽,安福兴,李维等人关进了小号,将我和孔险峰关进了严管队禁闭室,而其他的人则​被关进教导大队矫正队。严管队禁闭室是比小号还要让人恐怖的地方。在那里,每天从早晨5时至晚10时均被强制坐凳反省,坐得稍不规范,便会遭到众多的刑事犯的拳打脚踢。一​天下来便会腰酸背疼,双腿浮肿。

我在被严管的第一天,就被狱卒李杨抡着膀子抽了8个耳光。被他打过以后,我就口鼻喷血,眼冒金星,几天都无法吃饭。这种扇耳光,通常叫作“单风灌耳”,在东北一带也称之为​“电炮”。李杨一贯向人们吹嘘,如果有谁能扛得住他的4记耳光,他就从此佩服他,绝不再动那人一个手指头。他抽了我8记耳光,而且力度也是加倍的。不过他还算是条汉子,说​话算数,从此他的确未曾再动我一个手指头。

那天晚些时候,我看到孔险峰也被带了出去。待他再被带回来,我见他的两腮红肿得向馒头一样。我知道,他也同我一样接受了严管队见面礼的洗礼。他似乎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知​道,我的脸肿得有多高,脸皮该有多厚。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领教严管队禁闭室,我对其中的规矩还不甚了解,还属于探索适应阶段。所以,严管开头的几天里,他们让我坐登, 我便坐凳,而且是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大有武士道之风。

凡是进了严管队的人,通常都要被多次带出去电疗审讯,及触及皮肉的批判亮相。被严管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那一时刻。这一过程终于也轮到我了。那是1991年5月2日,​我被从严管队禁闭室提了出来,带到了一间与禁闭室相隔七八个房间的办公室。

在那门口,我分明看到门上挂的牌子上写明“朝阳地区检察院驻寨办公室”。我预感到是检察院的人来提审我,这通常会是立案侦查才会发生的,那也就是意味着我要被加刑了。按监​狱的习惯,应该由我喊报告,方可进入人民政府办公室。中国颁布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也明文规定:“罪犯遇到人民政府,要在八米之外保持立正姿势。有事找人民政府,要在​三米之外喊报告,等到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进入。”于是,带我去的那几位负责看管禁闭室的张文军等犯人打手,示意让我喊报告。我从来就不向警察或其他人民政府喊报告,这一次​也坚决不破我自己的规矩。

于是我们在那里僵持着。如此僵持了有10分钟,张文军冲着门大声喊:“报告,报告人民政府!”听到里面回答了一声“进来”,张文军方才蹑手蹑脚地打开门,但他并未让我进去​,而是立正在门口,用奴才一样的语调向里面解释道:“报告人民政府,我们让刘刚喊报告,他坚决不喊。报告人民政府,还让他进来吗?”听到这话,王银山从屋里走出来,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也毫不温柔地回敬他。

王银山同我怒目相视有五分钟,见我毫不妥协,便大吼道:“你立即喊报告!”

我依然双目圆睁,直视他的双眼。

“你喊不喊?”王银山又吼。

“我不喊,你又能怎样?”

“为什么不喊报告?”

“我从来就不会喊报告,更不会跟你喊报告。”

“为什么不能跟我喊报告?”

“你还不够级。”我鄙夷地看着他。“怎么,你不想让我进去?那么送我回禁闭室。”

我说完,便拖着脚镣,转身向回走。这时,张文军等五六个犯人打手立即将我团团围住,挡住了我向其它方向的路,只留下一条进入“朝阳地区检察院驻寨办公室”的通路。

“好吧,你先进来。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我是不是够级。”王银山说完,就让开路,让我进入办公室。

我进到办公室,发现室内坐着的竟都是王银山的手下,有狱政科副科长杨宝玺和峦兆祥,狱政科干事刘国东,王金,邹XX等五人,并无一人是检察院的。通常,正规或正式的审讯,​都会在进门处放一个加重的或是固定在地上的木凳石凳。这一次,我发现没有给我留有凳子,我猜想这不是要对我审讯,而是要来刑讯了。

“这里是检察院驻寨办公室,是专门用来监督检察你们警察违法犯纪的地方。你们无权对我进行刑讯,更无权在此对我刑讯。我要求检察院的人能出席这次刑讯。”未等他们开口,我​便先发制人。

“嘿,你倒是挺懂我们的法律。”王银山说着话,已经顺手捡起了放在桌上的电警棍,并将电警棍弄得火花乱蹦,劈啪乱响。“今天,我们不用检察院的人在场,我们也能让你知道什​么叫联合办案。”他说完,就将电警棍放到我嘴上,电得我唇上起泡,燎得我胡子作焦。

通常,犯人们被警察电疗时,要立即跪地求饶,或是大喊大叫,或是打滚躲避,这样会让施暴的警察们感到些许满足,随后自然就会下手轻些。而我,任凭着王银山将电警棍在我嘴上​乱搓乱电,我只是咬紧牙关,绝不退缩;任凭那八千伏的高压放电将我的胡须燎焦,我也只是闭紧双唇,绝不求饶;任凭那电火花在我眼前横飞乱溅,我更加瞪圆了两眼,直视着他,​绝不躲闪。

“我让你挺,我让你有刚。”王银山见我并不躲避,也不求饶,竟变得有些气急败坏,歇斯底里了。他跳着脚,转着圈,在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地对我全身施压放电。杨宝玺等其他四人​也都手持大大小小的电警棍在我身上乱电乱打。这样持续地电我好一会儿,他们都有些累了,每个人都有些喘粗气,便都坐到桌旁喝茶歇气。

“你们必须告诉我,哪一条法律法规允许你们来对我刑讯逼供。”见他们累了,我也终于能够说话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为什么如此歹毒,为什么要电我,就因为我在你们设定的​考卷上答了白卷吗?”

“我让你跟我嘴硬。”王银山说着,就又操起了一根新充电的电警棍,更加疯狂地对我电疗。

“请你提出一个电我的理由。”我目不转睛地瞪着他。

“就凭你的颠覆人民政府罪名,我就可以电废了你。”王银山语塞,竟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你们的最高领袖邓小平,曾经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罪名比我还大,你应该先去把他电废了。”

“你们这些个卖国贼,还敢诬蔑小平同志,看我电废了你。”这时,刚刚喝足了茶,喘过气来的长得凶神恶煞一样的杨宝玺也操起电警棍同王银山一道来对我左右电击。

“我如何卖国了?我又卖过哪一国?卖给你了吗?卖国就是你们电我的理由吗?”

“你没卖国吗?那么你说,党和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你,让你从小学上到名牌
大学,直到读完研究生,你为什么不为党努力工作,却偏要里通外国,作洋人的走狗?”见我拒绝他们给我封的卖国贼荣誉,王银山立即抬出了他在大连警校学过的革命理论对我进行​批判。

“你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我卖国了。”我继续狡辩。

“党和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你们,而你们一个一个地都跑到了国外,你们不是卖国吗?”王银山勉强地为他的卖国贼理论提出一点点证据。

“难道辽宁省凌源劳改队不是中国吗?就算是外国,那也不是我主动跑来的,那是你们绑架我来的。如果这里真的是外国,请你们立即将我遣送回中国。”我继续反驳。

“没跑到国外,那是因为你腿短,”这时在我另一侧的杨宝玺一边对我放电,一边为他们的卖国贼理论提供证词证据。“可是什么陈冲啊,丛珊啊,不是都跑到国外了吗?而且一个一​个地还都嫁给了洋人。”

“陈冲和丛珊跑到国外,又不是我卖的。她们嫁给洋人,也许是被人逼的,但绝对不是我逼的。如何能证明是我卖国呢?”我进一步质疑他们的卖国贼歪论。

“党和国家培养她们这么多年,把她们培养成明星,她们为什么要嫁给洋人?不就是冲着洋人下面的那个XX长得大,胸上的毛长得长吗?她们这不仅是卖国,而且是在卖骚比,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是比卖国还要可恶。”杨宝玺终于找到了我卖国的证据,他为他能找到如此强有力的证据而沾沾自喜。这时他再电我时,我明显地感到他犹如正在强奸陈冲或丛珊那​样,流露出无限的淫荡和快感,将他多年的性变态性压抑全部通过电火花释放了出来。看他的神态,我敢打赌,他不仅是一个迫害狂,而且一定还是个性虐待狂。

“还有斯琴高娃,你看她那个虎妞模样,居然也嫁给了一个德国人。也不知道她那小体格是不是受得了。”王银山听到了陈冲和丛珊的名字,也立即感到莫名的愤怒和性亢奋,也更加​凶狠地电我,好象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裸体的陈冲,或丛珊,或是斯琴高娃,或者就是三人同时在他面前任他凌虐施暴。

“你妈没有嫁给你,”我怒视着杨宝玺,“你回家问问你妈,是不是她因为你下面的那个XX长得太小?”

我又转向王银山:“你回家问问你姐,她不嫁给你,是因为你的胸毛长得太少,还是因为你的体格太弱?”

“我操你妈!”王银山和杨宝玺竟同时对我吼出这句爱国的国骂。

“我让你还敢跟我嘴硬,我让你下面也象你的嘴一样硬。”王银山说着,就将电警棍伸到我裤裆里去乱捅乱电。

“我不操你妈,你就不跟我叫爹。”杨宝玺操起了两根电棍,同时电我的嘴唇。
“我今天就让你永远记住是我掐着XX操了你妈才揍出了你。”

见到这些个恶棍如此变态,我也只好咬紧牙关,闭上眼睛,任他们在我面前逞威施暴。可我分明在感到我是在替陈冲或丛珊或是斯琴高娃被这伙流氓恶棍轮奸。我不愿在此更多地重复​或描述他们那种在犹如强奸他们的梦中情人和心中偶像时的丑恶嘴脸和不堪入耳的下流脏话。我心里在为我们的国色国花们被这一夥下流胚们意淫和羞辱而流泪。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为她们讨还公道。

被他们一番狂电以后,我感到我浑身上下都是火烧火燎的。见他们又累了,开始喝茶,我便说:“你们有种就将我的手铐脚镣都打开了,再来电我。如果再有种,你们一个一个地跳出​来跟我一对一的单练。你们锁著我双手双脚才敢来电我,算什么本事?你们五个大警察,打我一个手无寸铁的犯人,那还不跟踹寡妇门挖绝后坟一样的缺德无能。不怕被人笑话吗?”​尽管我一再激励他们,他们自始至终也不曾将我的手铐脚镣打开,不然我当天就能让王银山或是杨宝玺从此再也不敢对陈冲或丛珊进行意淫。也罢,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就不信我永远都找不到机会去替陈冲丛珊收拾这几个反革命口淫犯外加意淫犯。

在随后的三个月坐凳反省中,我依然是挺胸抬头,目不斜视。但我心中却一直在运气,不断地加持我要为陈冲丛珊复仇的决心和誓言。

被解除严管后,我曾经有几次接触王银山和杨宝玺,但都不是单独场合,无法下手。他们往往还给我拿出个笑脸,好象他们根本就不曾那样羞辱过我。我却总是对他们横眉冷对,从来​不给他们半个笑脸。就象拳击赛开始前对手们之间的怒目而视的心理战一样。

直到1992年10月的一天,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天赐良机。那天,我见王银山一个人进入了给严管队犯人专用的厕所,我立即尾随而入。

“王科长,我找你有点事儿。”

“啊,你找我什么事?”王银山对我笑着说。

“你是负责监督监狱警察违规违纪的科长。我要向你举报一个违纪的警察。”我一边靠近他,一边不紧不慢地说。

“你举报谁?”

“我举报谁,你还不知道吗?你电我的事,这么快就忘了吗?”这时我已经靠近了他,我恶狠狠地盯着他。

“啊,你尾随人民政府,到厕所里来,你想要干什么?”王银山明白了我是来找他决斗的,所以也立即面露凶光,准备好迎战。

“你该知道我的罪名,我是颠覆人民政府,不是强奸犯。我今天就是来颠覆你这个人民政府,不是来强奸你。”

王银山听我讲这话,不顾他尚未系好裤子,就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揪住我的衣领,随即挑衅地对我连声喊:“你敢打我吗?你敢打我吗?你敢打我吗?”就跟那魏延在阵前叫阵一般。​

我立即也用左手揪住他的领带和衣领,“我今天让你领教领教我是怎样颠覆你这个人民政府的。”

“啊,你敢打我?你敢打我?”王银山见我真的敢揪住他的衣领,真是吃惊不小。他立即慌张的大声喊叫。这时我看到已有许多犯人和警察聚集在厕所门口观望,我趁那些人尚未反应​过来,立即开始动手收拾王银山。

我抽出右手向他的下巴抡了一记上钩拳,心里说,这一拳是替陈冲打的。

紧接着我又抡圆了胳膊照他脸上给了一记右摆拳,心说,这一拳是替丛珊打的。

随后我飞起右脚照他的裆中央踹去,心想,我这一下就让你永远不敢再意淫我们的虎妞。可是我猛然感到我身后被几只虎爪揪住,我已经被拉得双腿离地,然后又被掀翻在地。是那一​群犯人打手和警察应声涌入厕所来救援王银山的。可惜我那最后一脚踢空了,我为此终生都对虎妞斯琴高娃感到抱歉,只为我不曾象我发誓的那样,为了虎妞的尊严去阉了那个意淫犯​变态狂。

随后,就在厕所门口,我被众多的犯人打手按倒在地,被王银山和杨宝玺用一万二千伏的电警棍一顿暴电。几根电警棍用没电了,就听他们喊,“再去拿几根最强的电棍。”至于用了​多少个电警棍,我实在是不清楚了。

三四个月后,王银山又特意来找我单独谈心。告诉我说他住了三个月医院。他的许多警校同学都特意赶来大骂他,他的老婆要跟他离婚,他已无法在凌源第二劳改队继续工作。他最后​恳请我不要再给他造国际影响。我答应了他,只要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这也是我一直不愿将这段往事发到网上来的原因之一。但读了他在北京周报上的言论,我也就只好不留情面​啦。

打那以后,我就放出话去,所有电过我的警察,我一个不饶。从此,那些知趣的警察,只要见我不给他们笑脸,都跟我保持八米以上的距离,就象“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所明文规定​的那样。监狱长张爱堵虽不曾亲手打过我,但我说过,这一切都是他指使授意的结果,所以,他更是同我保持二十米以上的距离,只要见我出现在监狱大院内,他便立即躲进重兵守卫​的办公室内。人们更看见他每每都抱着一个砖头一样大的对讲机,了解底细的犯人们都传说那是他专门为了应付王银山被打事件所准备的呼救机。

我相信,陈冲或丛珊等国色国花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中共的恶棍警察们是对她们何等的垂涎,又是如何地对她们意淫。她们更不会知道我曾经代她们受过,替她们被意淫强暴。我希​望她们永远也不要知道这些肮脏下流龌龊的家伙。但一旦通过我的文章了解了这些变态的丑恶灵魂,我真诚希望她们不要为我伤心落泪,能够让我们的国色天香们不至于象林昭张志新​那样沦落到恶棍警察手里去被蹂躏强暴,那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她们能记得我并愿意给我一些回报,我只希望她们能发誓:

“好女不嫁共产党!”

刘刚
200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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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暴打王银山的事,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北京周报都用英文作过报道。以下是北京周报上发表的王银山、杨宝玺等人的照片,和采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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