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2年07月

薄熙来作梗 便宜油一滴不进国门

薄熙来在2006年任职商务部长期间出台了原油和成品油的管理方法。把石油和成品油进口权交给了中石油和中石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企要想在大陆卖油必须从中石油、中石化买油。民企如果在海外开采的油要想进入中国必须先卖给中石油、中石化。

在2012美国“《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公布后,又公布了2012年中国500强排行榜。中石化、中石油位居《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第五、第六,是中国上榜的“跨国企业”“冠亚军”。中国油价高涨与中石化、中石油财富后面的秘密在哪里呢?请看赵培的分析。

赵培:中国大陆油价高涨,一切都来源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的国企垄断。其实这个垄断来自周永康的操纵和薄熙来的协助。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石油行业曾向民营企业短暂开放过。民营企业进入石油行业比较容易。和讯报导,1999年,民营加油站数量占比接近九成,加油量占到六成。那个年头也被民营油企称为“黄金年代”。

1999年和2001年,中共国务院连续发出文给了中石油和中石化批发和零售的垄断权。中国加入世贸的规定,2004年12月开放成品油的零售市场,2006年12月开放批发市场。但是石油行业迟迟不对民企开放。

薄熙来在2006年任职商务部长期间出台了原油和成品油的管理方法。把石油和成品油进口权交给了中石油和中石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企要想在大陆卖油必须从中石油、中石化买油。民企如果在海外开采的油要想进入中国必须先卖给中石油、中石化。

和讯网报导,“2011年盈利约9.8亿元的广汇能源无疑是民营油企成功者。他们竟能够绕开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拿下两个油气区块,并建设了跨国通道。但要想把这两个项目所产原油运回国,唯一的办法是花钱请中石油帮忙进口,再按其定价卖给中石油”。

中石油后面是血债派的周永康。大纪元报导,维基解密曝光的一份2009年的美国外交电文评估显示,周永康和儿子周斌等同伙控制着中国的石油庞大的利益。

民企寄希望国务院2005年和2010年两次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试图打破这种垄断,但是“36条”遭到血债派极大的抵制。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要求各部委必须在6月底前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

来源:新唐人

曹长青:利比亚反驳中国知识分子

曹长青

2012-07-16

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周年日,但对利比亚人来说,这更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利比亚首次举行了全国选举,而且非常成功。

联合国等派驻的观察员认为,利比亚的选举没有舞弊,是公平和真实的。这次选举产生了民选政府和领导人。一个崭新的利比亚在世界诞生了!

而仅仅18个月之前,利比亚还在卡扎菲的血腥统治之下,是全世界最黑暗的国家之一。不到两年,利比亚就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中国人,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所谓民运名人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启示,或者说是教训!

第一个是在不少中国知识人中,总是强调不可以进行革命,说什么革命就意味着流血,就是以暴易暴,结果还会是建立暴力政权。甚至高喊“我们没有敌人”,要“设身处地为统治者着想”,一厢情愿地期待什么党内改革派等。

但利比亚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唱这种高调。在人民自愿拿起武器、武装反抗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协调人,而是认同:即使流血牺牲,也要革卡扎菲的命,革专制政权的命,争取自己成为自由人。

利比亚反抗军虽然后来得到英美空中军事支援等,但在最初反抗阶段,并没有任何外界支援,而是面对卡扎菲的军队和其雇佣兵的屠杀。但利比亚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更没有投降,尤其他们的领导者(多是知识人),信奉 的是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的真理:“当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 这个政府。”(请注意:这里不仅强调是权利,更是义务!)。

推翻就是革命。当然就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和今天叙利亚方式的的反抗手段。而美国独立革命本身就是武装反抗,是暴力革命。美国建国制定宪法时,其第二修正案就规定,拥有枪支武器是美国人民的权利(第一修正案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由此可见美国先贤把人民拥有枪支,可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暴政,视为多么重要的原则。

无论中国文化人怎么高喊“非暴力、不要革命”,他只要认同“必须推翻共产党政权”,就等于是认同革命。而认同革命,却唱非暴力的高调,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天下哪里的专制独裁者自动地、和平地拱手让出了政权?那些一只手高举“不要共产党政权”,另一只手高举“非暴力、不要革命”旗帜的人,一部分是不满意政权的现体制的获益者(有理念,但现实利益更重要),一部分是反抗政权的占据道德高地者(有理念,但个人美名更重要),剩下的就是被上述这两种既得大众欢呼、又名利双收的“高级文化人”的“高级理论”弄成了浆糊头脑的“道德高地啦啦队”成员。而那些在专制政权中挣扎的普通百姓,就老老实实继续当牺牲品吧。

想法单纯的、靠常识指挥头脑的利比亚人民起来革命,拿起武器了,美国、欧洲等舆论并没有反对他们“革命”,更没有谴责他们的暴力反抗。反而是一片歌颂他们从赤手空拳到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的勇气、壮举。

我怎么没有看见那些高喊“非暴力”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们出来“分析”一下利比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他们“错”在那里呢?“失败”在那里呢?“教训”在哪里呢?

利比亚人起来革命了,流血牺牲了成百上千的人,最后推翻了卡扎菲的统治,击毙了那个死有余辜的独裁者。但是比利亚并没有陷入很多中国文化人一路渲染的天下大乱,“以暴易暴”,反而是成功地进行了全国选举,用投票的方式,用尊重人民选择权的方式,产生了国家领导人,组成了新政府。

利比亚的革命和民主过程,跟当年美国革命一样,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暴政。“革命”和“暴力”都不是阻碍或保障建立什么政权的关键。关键是在革掉专制统治的命之后,用什么原则、什么思想理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早在利比亚革命进行之中,其重要的领导者、当时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负责人贾布里勒(Jibril)就明确说,利比亚要建成一个民主国家,不论种族、肤色、地域,每个利比亚人都是平等的,个人权利要受到保护,尤其是保护少数者的权益等。这种理想和原则,明显带有追随美国建国先贤潘恩、杰弗逊、麦迪逊等人的思想理念的色彩。

正是这种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理念,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共产革命那样,以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群体主义名义,剥夺具体的个人权利,才使利比亚没有发生“全国过渡委员会”乘机直接掌权的情形,而是和平地进行全民普选,建立民主政府。然后还要全国选出60人制定新宪法。明年还要再正式选举国会。整个走的是民主的程序,充分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权和愿望,由人民当“主人”。

除了在战争中,对十恶不赦、拿着武器抵抗到最后的卡扎菲之外,从卡扎菲政权垮台到利比亚选举产生新政府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利比亚全国大乱了吗?(经过了一场战争的)利比亚人屠杀前卡扎菲政权的官员了吗?利比亚人民可以在推翻了完全是一个疯子主导的国家之后,和平地、文明地走向全新的明天,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为什么?原因在哪里?道理在哪里?中国文化人到底是骨子里太歧视中国人,还是太追求唱高调的美名、站道德高地的自我感觉良好?

利比亚人给中国知识分子证明的另一个道理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人民的政治选举权都不可以被剥夺。许多中国知识人,尤其御用文人,总是强调,中国不能民主选举,不能实行多党制,因为国家底子薄,文盲多,一选举,就会天下大乱,影响经济发展。这种思路,最符合、迎合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知识分子对这种“专制压倒一切”的美妙同义词替换不是不清楚,而是狡猾地回避。

利比亚的这次选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论调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先来看“国家底子薄厚”。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GDP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而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据《2010-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报告》,在全球(统计的)139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

在文化程度上,中国的文盲率低于利比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中国文盲率已降至4.08%。而利比亚的文盲率(网上只找到2006年的统计)是12%,是中国比例的近三倍。更不要说,文盲率高达27%的中东最大国家埃及(人口8500万)最近也是成功地举行了全国民选。

或许有人会指出,利比亚是小国(人口600万),埃及人口也不到中国十分之一,但印度的人口现已11亿7千万,紧追中国的13亿。但印度的文盲率高于中国近七倍,同时外汇存底和人均收入等都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印度一直实行民主制,自1947年独立以来,已成功进行过15次全国大选(有过八次政府更迭),(按人口)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为什么印度能,利比亚能,埃及能,突尼斯能,更不要说跟中国同样文化语言背景的台湾能,全世界119个国家都能,中国就不能(选举)?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加上那些左脑愚昧、右脑精明、利欲熏天的文化人们,用歪理等软实力给中国人洗脑。于是“革命就会天下大乱”,“中国人素质差不能民选”等等谬论就在中国深入人心。他们就差直言明说:中国人就是东亚病夫,中国人就是低等人类,中国人就一副奴性,给他们自由也不会使用;他们除了在官员面奴颜婢膝,就是以暴易暴,把中国变成横尸遍地的“太平天国”。

利比亚人民首次享受选择权的那份兴奋和自豪,令人羡慕和感动。媒体报道说,在选举当天,很多人早早就起了床,在投票站外排着长队;路过的车辆鸣笛庆贺,人们举着“V”形手势表达胜利,选民们互分糖果,妇女们拥抱在一起。有人激动得流下热泪。

在卡扎菲统治的40多年,利比亚从未有选举,之前的伊德里斯王朝,当然更无民主政治。这是利比亚人平生第一次投票,有2639名独立候选人和374个党派参选(竞争国会200个席位)。在有些选举站,志愿人员围成人墙,保护选举不受干扰。那些按过投票手印的人,高举着“颜色手指”,向全世界展示,只要是人,无论在哪里,内心的渴望都是一样的,都是自由,都是要用投票选择国家领导人!

利比亚人的革命和选举能够成功,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不再惧怕独裁者,而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原来卡扎菲起的国名“大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众国”,现已被更名为“利比亚”。选举日是利比亚的“新婚之日”,这个自豪的国家跟民主联姻,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

自利比亚革命爆发,曾五次前往观察的美国“哈德森研究所”(HI)客座研究员安.马洛微(Ann Marlowe)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这次选举是“民主在利比亚的一个胜利”,“利比亚人民拥抱了美国的理念,用选票拒绝了政治伊斯兰(rejected political Islam)。”并引用一位利比亚人的来信说,“利比亚人不想也不需美国的资金援助,真正需要的是你们的尊重,平等对待,因为我们也像你们(建国先贤)一样,(通过革命)使自己获得了自由。”

今天,中国人民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做的,是认同中国人有选举的能力,是尊重他们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是相信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维持和平繁荣的能力。说到底,中国文化人们只要承认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低等动物,就是对中国民主的极大贡献了。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刘晓波、刘荻和刘路是如何发动“倒高倒郭”的运动的

文/天理

  维权运动之大,千头万绪,维权的问题繁多复杂最重要的是维权者不多,毁权者不少,更关键的是最紧要的关 关无动于衷的沉默者太多,更加是有的人自己不去干事就算了,人家做了事,不管成功与否,都要从后面放冷箭,泼污水。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揭穿这一帮伪类是如何残害维权运动的,欲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他们美丽的面孔剥开它,肃清他们的余毒,这样才可将整个民主维权运动重亲朋整合,这才取得效果,不需我们再历尽维权探索之艰辛。

  要摧毁民主运动,有两个方法,一是:用实际行动,这就是派人到越南绑架王炳章,派人到缅甸绑架彭明,对力虹等异己判以重刑。二是,利用民主运动的内部精英配合,利用一切的机会(如美国的拒郭事件和一稿多投去分光民主运动网站稿费等等),用民主运动内部的喻论来做导向,扼杀民主的维权运动。 这就得从内部掀起从后面放冷箭,泼污水。同时,他们以讲真相,对某人某事无限放大的形式直接和维权运动对抗。或者说如怨妇诉苦,拐弯抹角透露点国安的信息,放放风。

  有人说,谁谁谁能找到谁谁谁的倒高倒郭的文章和说话出来?依俺天理看,说这话的小丑真的是烧坏了头脑的小人。你们是否觉得网友也是弱智的?若是能光明正大说出来,俺天理可赞他们是一条好汉!可惜,在紧要的关头,他们的言论却是给真正要倒高倒郭的人(如张东什么的龟孙子、毕时园、冯岩、赵汉青和“方应看”们)给以指引,操控这倒高倒郭的大局。

  这种人把自己刻意包装得非常“文明”与“君子”,那会象“方应看”们这等跳梁小丑一样,窜出来丢人现眼?乱七八糟乱嚎一通?如果人们认为要“君子”们倒高倒郭的证据,俺天理可没有!若能找到的,就不可能叫“伪善”了!当然,“王莽谦恭未篡时”,根本就不用几天,人们就会看到他们的面目,因为,这种“伪善”的真正本质,几天就能看到了。以中文独立笔会的精英车向前一稿多投为例,让赞助任何与民主有关的论坛赞助人望而却步,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因为,在残害民主维权运动,要将搞民主运动的老家伙绝种,就得要断他们的活路。大家不妨看一下,全是它人观点的稿子,这边发那边发,到后来,稿费却是笔会的人全捞了,钱稳稳阵阵落到笔会的人口袋中。这种疯狂残害民主运动的手法,只有笔会的人才会想得出来。到目前为止,俺天理还没有看到过不是笔会的人一稿多投去骗稿费的。骗稿费就算了,但却没有看到笔会某姓“车”的会员有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这就叫做是“伪善”!!

  不说笔会这姓“车”的这垃圾了,回到正题。

  从笔会策划“拒郭”的一刻开始,这场声势浩大的“倒高倒郭”运动就展开了。持理性意见为高说公道话的,全给刘晓波的代理人“方应看”给全部定为“共特”给封杀了,对为陈光诚辩护的律师李劲松公开辱骂是刘路所为,造谣郭飞雄在美国乱言乱语给王/余拒郭的也是刘路所为!辱骂,造谣和向高智晟泼污水、放冷箭的是刘荻(也就是“方应看”)所为,在高智晟给黑社会绑架之后叫当局将高智晟送司法程序的是刘晓波所为。一切一切的“倒高倒郭”的原始言论发源地均出自“自由中国论坛”,那么?自由中国论坛不是“倒高倒郭”的论坛那坛是什么?

  当然,俺天理尊重那些以笔为武器的维权人士,但俺天理更尊重那些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理想,挺身而出为国人做事的人。就维权而论,据俺天理所知,到目前为止,笔会的会长、副会还有秘书长和理事的任何人等,不要说他们会“以身试法”了,就算站出来为高郭的维权来说一句公道的话,俺天理看不到!那些称为“精英”对比一下自己的行为与高郭相比,是不是觉得丢丑?

  经过最近的大辩论,俺天理似乎悟出了一些道理。那就是:说的比做的好过,不要指望他们这种“伪善”会有什么的行动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行动!有的就只会在为自己的错误行径进行抵赖、推脱和在背后的冷嘲热讽。有趣的是,从拒郭后一切旨在摧毁民主维权的言论却没人看到,这真正的确是令人可悲可叹了。

  2007-04-12于佛山

还学文:另类刘路

作者 : 还学文,

發表時間:7/8/2007
另类刘路
公共视野中严正学案辩护的若干疑点
——灰黑色的一群之四

为了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立此存照,而有了这一类的文字。人不能逃避对个人言行的责任——现实的或是历史的,尤其是对那些意在并且实际也发生过社会影响的言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另类刘路

下面写的,不是流言,也不是杜撰,而是白纸黑字,刘路自道。

第一次见到并且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在独立中文笔会的论坛上。2006年8月17日刘路上帖贺高智晟被被捕入狱,“成全——致高智晟”。高智晟被秘密拘捕是在2006年8月15日,刘路的文字成于传出高智晟被捕消息的当即,是从大陆流传到海外对这个消息最早的反应之一,落款“2006/8/17 于青岛”。

高智晟被捕,刘路“像看着猎狗逮走兔子的狐狸一样”,他“没有吃惊”,也“没有愤怒”,“我若吃惊,那就是虚伪;我若愤怒,那更是撒谎”,他给高智晟“祝福”,祝他在当局的牢狱中“身心安康”,“百炼成钢”。

宋史有典,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忘形声言兔死不悲,刘路的前额上赫然现出“另类”两个大字!

然而这个另类却跻身以思想和言论自由为宗旨的独立中文笔会,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是这个组织的律师(李建强)。面对当局对思想舆论无所不在的监控,对言论自由随心所欲的钳制,以自由安身立命的独立作家,为了个人的信念,为了他的事业,随时可能陷入和当局的对立与冲突,随时面临自由被剥夺的威胁。这么一个另类会为他们的自由声辩?!任何一个读过这一段文字的人,都无法不发生这样的疑问。

但是大部分读者无缘一识律师李建强的这一面,因为这个笔会论坛是不公开的。由于“内外有别”、由于坛主的接纳,刘路敢于在这里展现他的卑鄙;在公共论坛上,他自有其它种种可以堂皇出示的亮相。这类人,只有在顾及到“公开性”的威胁、考虑到一旦曝光要被追究责任的时候,对于不能公诸于世的言、行上才会有所顾忌。作为对我批评文字的一个佐证,录刘路这段文字于此:
野渡舟横 (Original Message Sent: 8/17/2006 9:40 AM
成全————致高志晟
求仁得仁,
求义得义。
你终于去了,
你想去的地方。
得知这个消息,
我没有吃惊,
没有愤怒,
也没有慷慨激昂。
我知道:
我若吃惊,
那就是虚伪;
我若愤怒,
那更是撒谎。
那些写过几句诗也被捕的兄弟
会感到忿忿不平,
他们会横眉嘲骂:
监狱的门朝谁开,
难道只有无名之辈才进来?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你我都知道,
监狱其实是个好地方。
它是
未来总统的摇篮,
奇志壮士的颁奖台,
多情豪杰的温柔床。
它勾引多少男儿,
如过江之鲫,
纷纷涌向龙门,
酿造一段英雄梦想。
你去了该去的地方,
俺不会嫉妒神对你的成全,
但也决不装模作样,
表达对你的崇敬。
俺只是
感到怅惘,
感到孤单,
感到忧伤,
像看着猎狗逮走兔子的
狐狸一样。
因为我们毕竟还算朋友,
至少也是同行。
俺用凡人的价值观告诉你,
你那个地方不想进去,
哪怕名满天下,
哪怕出来就当总统。
俺是个小律师、小文人
上百次的出入过那扇铁门,
俺知道:
那里没有书看,
没有电脑,
没有美眉,
也没有阳光。
据说八卦炉里能炼出真金,
还能蹦出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即便是神话俺也相信,
毕竟还给一些希望。
老高啊,你到那个地方
我不好给你一些祝贺
但我给你祝福,
祝你百炼成钢,
祝你身心安康。
如果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路过北京,
你的妻子、女儿,
我会时时探望。

2006/8/17于青岛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另类?!不悖常情常理的人,难于理解笔会理事会的选择以及至今对这个选择的坚持。会长刘晓波先生,不能假装看不见、假装不知道这回事,他发起的营救高智晟律师的呼吁,8月19日见于笔会论坛,和刘路的帖子同在一页,只有几行之遥。要么,独立和自由的理念只是为了获取实利说给人听、秀给人看的,刘晓波先生安身立命另有所系;要么比起资源的占有、权利的操控和利益的攫取,对这个组织及其会员应当担负起的责任,对于身为会长的刘晓波,无关紧要;要么他与这一类心有灵犀,休戚相关……?无论如何,对于这个组织和他的成员,这个选择注定将是灾难性的。

在今日中国,律师职业的困境

在法治国家,法律至上,个人、政党以及国家,无一例外都置于法律之下。诉讼作为法律的实现,表现为律师与法庭的合力运作。辩护可能影响、但不能决定诉讼;判决的是法官,但制约他的有法律;律师也罢、法官也罢,都是执法的工具。无论是从职守上还是对良知而言,法都是律师的后盾,律师很少须要面对权与法选择的两难。

而今天的中国,法律徒具法的名,却少律的实。支配一切的,是独裁政党与专制国家的权和利,法律不过是从命的婢女。有限的法治,只在那些远离极权政治利益的领域,并且在它容许的限度之内,才有可能。法律赤裸裸地沦为政治的工具,党国需要镇压信仰团体XX功,可以立即修法、立法;今天可以莫须有地抓人,明天为了政治利益或经济交易,又可以莫须有地放人。法律如此,“执法”如此,更遑论以律为生的律师。

在这样的夹缝之中,律师便成了一种尴尬并且危险的职业。循乎法,轻则他的辩护不过是徒劳,因为判决不是依法,而是决定于党国的利益以至它的直接干预;重则因为与党国利益冲突,甚至律师本人都要获罪。面对坚持法律与回避极权的两难,律师难得坚守良知与保全个人两全。党国要镇压XX功,谁要胆敢挑战党国,以法律的名义为他们的信仰自由辩护,党国就用“法”先把他们打下去、抓起来、赶出去,像高智晟、郭国汀,像最近站出来为XX功学员王博一家辩护的六律师的遭遇。

引人注目的两极化反应

自由艺术家严正学先生2006年10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5日宣布逮捕,2007年1月30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2007年4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4月13日刑事判决书》,见劳改基金会网 5/4/2007)。

对这个结果,辩护人李建强提出,提供书面证词,是法院驳回检察院指控的最重要因素(笔者按:这里仅及參加民主党一项指控);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和舆论监督形成强大压力,暗箱操作不可能了(笔者按:以舆论监督为司法公正做广告,是“歌德”还是反讽?);“司法官员比较理性,驳回检察机关原来的罪名,换上比较轻的罪名”,对此,他“表示欢迎”(见《自由亚洲电台/RFA》2007年4月13日丁小采访)。

同一采访中,严正学的友人、台州民主人士吴高兴则是另一种看法,“不管他判多少年,这都是政治迫害”,而判得较轻,他指出“不是因为国际舆论,主要当局考虑国内影响,尤其是当地群众的影响,因为严正学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如果把他重判的话会引起当地群众,特别是温岭市地农民的极大反感,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一个是被告的辩护律师,一个是他的好友,两者属同一方,但对判决的评价却针锋相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6年3月17日)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第134条),对严正学的拘留持续了30天;“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第138条),对严正学的起诉,是在拘留三个半月、宣布逮捕两个半月之后提出的。严案分明从一开始就违法。这个,作为律师,李建强不会不明白。尽管如此,还要为这样的司法唱赞歌?

那里,当局的喉舌批判“境外法轮功的御用口舌‘大纪元’‘炒作’大陆六律师为王博案辩护”用的就是“体现中国司法公正”的标题(见《凯封网》,清源,2007-06-01);这里,李建强歌颂严案判决彰显“中国司法的理性”。以维权律师的名义,跟着当局的调门起舞,沾沾自喜地粉饰政府的不法与司法的不公,李建强知耻吗?

《严正学案庭审笔录》怎样流传出来的?

一、绕不过的疑问

《严正学案庭审笔录》广泛见于网路。为确定这个文本的可靠性,追寻到它的原载网站博讯。该文贴在它的论坛社区,署名叶子沙沙响,北京时间 04/09/2007提交。论坛上匿名投帖,查证无门,文本的可信性只能暂付阙如了。

谈话记录这一类文书,作为原始资料,要求完整、准确。然而这份《庭审笔录》却破绽百出,令人难解。

作为《庭审笔录》,这份文件不明确记录审判人员职务、姓名,将法庭构成缩略为“审判长、审判员:陈泽彪等三人”,既不明确,又不完整,此其一。

名为《笔录》,却不具笔录者姓名,让人无法不问一个为什么。

《庭审笔录》中多处略去公诉人的发言,包括公诉人的起诉词和取证;而辩护人针对告缺的公诉人提证的质证,却全文在录。用这种无的放矢的辩护轰击舆论,是心智不足,还是别有所图?
……
于是,人们不无理由质疑,这样的一份《庭审笔录》是真的吗?

然而,这是一个无解的疑问。即使是署名上帖、公开来源,读者也无从查证,因为他们与庭审笔录无缘谋面。

二、逃不脱的推论

根据中国现行刑法,庭审资料只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法院许可,才可查阅。

于是就发生了疑问,这个“叶子沙沙响”何许人也,他怎么能够得到并且可以流传出《庭审笔录》?除去法庭和公诉人,有兴趣并且有资格披阅这份庭审笔录的只有被告严正学的辩护律师李建强;但仅止于批阅,不准外传;律师外传,就是知法犯法了。事关这样一个政治上敏感的案件,并且判决在即,官方绝不会听任影响逆料的《庭审笔录》非法外泄。但是《庭审笔录》居然流传出来,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事情来的蹊跷。

既然《严正学案庭审笔录》的接触与传播渠道只有一途,因此不能不假定,流传出这份《庭审笔录》的始作俑者非严正学的辩护律师李建强莫属。从这一违法行为安然无恙的事实,又可以继而推论,《严正学案庭审笔录》的安然外传不会没有法庭、或者准确地说,官方的首肯与默许,这是一起与中国司法连坐的违法。既然这份司法文件是单向传播,外界就无可核证;追问它内容上的真假就没有意义了,读者只能听之任之。

虽然如此,从《庭审笔录》单向流传出那一刻起,流传者就无可选择地必须接受流传的一切后果­——一切可能的猜测、分析和推论。这也是一种公平。

参与温岭农会事件的指控怎样半遮半掩地消失?

《严正学案庭审笔录》与《严正学刑事判决书》(按:判决书要直接交给诉讼双方,可以查对,我们因此假定网上刊载的《判决书》可信)时间上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后者出于官方,前者乔装现身于民间。内容上两者彼此唱和,互相照应,可谓异曲同工。

在2007年2月14日(独立中文笔会野渡)的采访中,李建强告知严正学被起诉颠覆国家罪的四条罪状为参加民主党,在海外网站上发表煽动性文章,为刘宾雁募捐和插手温岭农会事件,妄图“打开政府缺口,走出政改、结社瓶颈,最后冲破党禁”。无疑,最后一项是构成颠覆国家罪最致命的指控。

在接受采访(《六四天网》4月5日,《自由亚洲电台》4月13日,判决之后)和流传出来的《庭审笔录》中,都提到检方撤回这项指控,只是对撤销原因说法不一。李建强(4月5日)说,“法庭辩论还不错,公诉方一共撤消了2项指控”;可《庭审笔录》却记录着他在开始辩护之前就对“对公诉人能够接受本律师的法律意见,撤消其中两项指控表示欢迎”。哪种说法更可信呢?指控经辩论而撤消,合乎常理。如果建议说为实,就意味着诉讼中的对手——代表国家的公诉人与被告辩护人李建强——在庭外是合作伙伴。这种关系变虽说不正常,但是作为一种利益交换,不是原告、被告双方的,而是他们代理人之间的交易,在现实中时有发生。我毋宁取信于《庭审笔录》中的说法。

与李建强的张扬形成对照的,是检方与法庭的低调。流传出来的《庭审笔录》中,检方只有一次一行字提及此,即在法庭辩论之前,“公(按:指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略)对募捐和参加农会撤回起诉”;而《判决书》对此则只字未提,无论是撤销,还是驳回。参与温岭农会事件,妄图“打开政府缺口,走出政改、结社瓶颈,最后冲破党禁”的指控,政治上异常敏感,如果打算改判严正学,就一定要避免它引起舆论与社会的注意,最好是让这个指控悄悄地消失,消失在诉讼之先、消失于诉讼之外。

官方自然乐于接受被告辩护律师的建议。但这必是一个私下的交易,一个当事人被隔离在外的交易。为这个交易、为这个轻判被告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他的建议辩护人会得到怎样的益处?这并不是无中生有的问题。

参加 “中国民主党”的指控怎样大张旗鼓地撤销?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严正学参加民主党指控的撤销。公诉人的提证、辩护人的质证和法庭驳回,三方彼此唱和,流传民间的《庭审笔录》与官方的《判决书》也互相照应。

看到流传出来的《庭审笔录》人们才了解到,对严正学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指控,检方居然是从现今流亡海外的徐文立、王希哲和刘青那里取证。代表国家起诉的检方怎么到国家认定的敌对分子那里取证?国家与国家的敌人合作,如何取信于社会?但是读者只能存疑,因为在《庭审笔录》中所有提证处,均略去了检方的提证与证人的证词,只能听任其后辩护律师李建强质证文字中的诠释。

既然检方证据确凿,为什么这项指控在审讯中还是走了麦城?真像李建强的解释,被告坚决不认,“很多民主党的朋友勇敢的挺身作证”,法庭因此驳回检方指控,“换上比较轻的罪名”?严正学既否认颠覆,也不承认煽动,法庭还不是照样以言治罪,判他煽动颠覆。说法庭“换”了罪名,倒是句实话。那个致命的“参与温岭农会事件”的指控都可令其消失,何况参与这么一个不在国内的“非法组织”。

但是这一从宽不是无条件的。这个条件不单是《判决书》中提到的严正学的悔罪表示,还在于辩护人李建强一再提出的,严正学从98年就为国安工作,虽然法庭表示,因为“辩护人未能为其辩护意见提供相应证据”,对此不予采信、不予认定。

李建强这一辩护屡见于《庭审笔录》,例如:

严正学先生与徐文立等人联系,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作为台州市椒江区知名画家、原人大代表,曾经跟公安机关有着良好的警民关系。1998年大陆中国掀起组党热潮,台州警方为了了解民间的各种动态,和严正学交流过这类情况。

严对徐说,是给台州警方交差的,徐也知道这个情况。

徐文立被逮捕以后,北京警方告诉严正学说,徐文立在聚会时突然要求参加者宣誓入党,是警方阻拦才没有让严正学陷进去。

严正学1999年参与浙江民主党人士的聚会,是应公安机关的要求搜集信息。

严正学在北京、杭州多次被抓,都是台州警方出面将他接回去的。

结论是,“他接触民主党人士是奉台州警方的要求,更是为了长期在北京落脚发展自己的事业”。被告一个线人形象,经他辩护律师的点化,跃然纸上。

如此一来,指控严正学参与“非法组织”就是货真价实的冤假错案了,岂有不驳回之理。

线人的形象,这是严正学被迫为被轻判付出的代价——被自己的辩护人在庭上指控,在舆论上传布。在公共论坛中,李建强对此绝口不提,借着这份流传出来的《庭审笔录》,线人之说不胫而走。

严案辩护中又一个莫名的亮点

——公诉人为独立中文笔会正名

看过《庭审笔录》,对于法庭上对独立中文笔会定性的辩论都会感到突兀。根据李建强,“起诉书指控:2003年,被告人严正学加入‘独立中文笔会’。该笔会在境外网站——《博讯》网专门为严正学开设文学园地—— 严正学文集’”,这里并未涉及对独立中文笔会的定性。退一步,根据他在2月19日(独立中文笔会野渡)采访中的说法,“我还给台州市检察院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见书,对起诉意见书中将独立中文笔会列为反动组织以及把严正学参加笔会当作犯罪指控提出异议,检察院采纳了该意见,起诉书中已经删除了这些内容”,笔会定性也不再成为4月5日庭审的内容。不论采取哪种说法,都免不了一个疑问,时间在后的《庭审笔录》中关于独立中文笔会定性的法庭辩论的记载是真的吗?对此一事的说法为什么前后矛盾?

在《庭审笔录》中,应辩护人之邀,被告严正学定性“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分支机构,是国际作家组织”,为李建强此后的发挥做了铺垫,所谓“独立中文笔会隶属于国际笔会,国际笔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A类组织,是全世界的作家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中国笔会中心(前会长为巴金,现会长是铁凝)、上海笔会、广州笔会、台湾笔会、香港笔会都参加了国际笔会”。这不像是法庭辩论,而近乎自言自语了。既然并无对独立中文笔会性质上的指控,为什么检方答非所问地澄清,“关于起诉书表述问题。我们没有说独立中文笔会是非法组织”?就是为了迎合李建强的陈述,“我接受公诉人关于表述的新意见”?

这一推测,自然不妨推翻,它只不过是许多可能推测中的一种。但即使推翻了它,也还不等于就消除了《庭审笔录》中的自相矛盾,消除了对检方为独立中文笔会正名的疑义。

以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成为判决严正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唯一根据,但同时又开脱网站所属的组织,不是一种太显然的自相矛盾吗?在海外论坛上撰文批评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当局眼里,都是犯罪;给独立中文笔会正名,毫不影响检方指控和法庭判决严正学煽动颠覆罪,不影响当局禁章诒和的书。

那么,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地做这么一个正名,为什么检方又接受了李建强的建议,又是谁从这个做出来的对独立中文笔会的官方的、合法的正名中获利呢?

为谁张目?

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XX功为邪教”的神话

起意撰文之时,又看到署名刘路、作者李建强的一篇文章,“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XX功为邪教”(《六四天网》,2007-2-26 ),感觉十分怪异。

文章列举了他的根据:“我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从来没有在法律文件或者司法解释中明确将XX功组织列为邪教组织”,邪教组织“应该由公安部认定”,“但是,公安部至今没有做出认定”。接下来说明XX功不符合公安部通知中所举邪教五项特征,于是结论:XX功不是邪教组织。但这分明是作者个人的分析,怎么可以冠以“中国政府”之名?作者为什么又要使用“我国……”这样的第一人称,难道他是政府发言人?“我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到了标题中怎么就置换成“中国政府”了呢?两天之后,又出续篇“再谈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XX功认定为邪教组织”(《六四天网》,2007-2-28),李建强确认了他两天前文章中的偷换概念,“我这里的中国政府很显然是一个大概念,即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在内”。李建强为之辩护的池建伟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名起诉的,不就是他定义的“中国政府”把XX功作邪教惩治的明证吗?续篇中更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即:“法律文件必须公之于众才生效,否则就是不教而诛”。如此说来,要是有法律明文确认XX功为邪教组织,就诛之有理了?

李建强为什么要这样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二、一样的前提,不一样的逻辑

从法律没有明文确定法轮功为邪教的前提出发,李建强附会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XX功为邪教”的结论,为此,他可以把“法律”一词膨胀为“中国政府”。在李建强规避中国司法行政以邪教惩治XX功事实的地方,为XX功学员王博一家辩护的六律师看到,“XX功是邪教”是“政府的事实认定”;在“政策”横行的地方,他们指出“以‘通知’这种司法政策的形式,对违法认定在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作出普通性的约束,是对司法权的滥用”;在李建强宣称“中国政府—包含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在内—从来没有认定XX功为邪教”的地方,他们尖锐地批评,“司法机关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即作出认定”是“违法的”,而且那些认定邪教的法律“因违宪无效”、“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也“不能作为处理依据”。

在“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XX功为邪教”粉饰中国司法恶状的地方,六律师的辩护直指中国司法惩治XX功违宪,“如果抛开宪法,只在法律法规层面考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受到违宪的法律法规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公民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局面”。

为XX功学员王博一家辩护的六律师的联合辩护词的标题,大字写着“宪法至上,信仰无罪”。他们以自己的良知和无畏捧出了中国律师的良心,一扫律师界中从当局麾下蔓延出的一股晦暗瘴痢之气。

还学文,德国,二〇〇七年七月七日

钱财的来源

黎义

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的跟贴评论,被删除了,就凭记忆从新创作一次。

说人的钱财有两部份来源。一部份呢,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换来,体力的、脑力的都可以。再一部份呢,就是用德换来的。而德的来源呢,是自己的前世吃苦、做好事积下来的。再有就是祖辈上积德积下来的。

有的人工作就做一点事,得到很多钱,那么其中一部份是劳动所得,另一部份就是自己的德换来的。

贪官搞钱、坏人干坏事弄钱,都是在干坏事,他们得钱哪里来的呢?干坏事只能得业力,换不来钱。他们的钱是用自己的德、家族积下的德换来的。

那个坏人被人收买了,干坏事有钱拿,他认为钱就是一切,很好。其实,他在损失德,干坏事失德,拿钱要交换吧,要拿德出去交换,也失德。还要得一份业力,业力嘛会让人倒楣、痛苦、生病。

做大官发大财,就是要拿出很多德交换的。

坏人干坏事多了,德会耗尽,那么这个人面临淘汰。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有一天他被利用他的人抛弃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什么、说什么都是在做人,在积德还是在积业力,糊弄别人可以,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这个事关系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古人把道德与文章联系来说的:道德文章。

赵岩伙同《博讯》一道玩“变脸”,愚弄广大中文读者

原文网址: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06.html

博讯网站在2012年7月3日发文,题目为“胡锦涛此时拿下薄熙来是为了免除18大前被清算–前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就中国时局采访铁勋”,见链接: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2/07/201207030323.shtml

不用看内容,只看这有臭又长的标题,我就知道这是自称为纽约时报记者赵岩的杰作。博讯发这篇新闻稿时,既没有说是赵岩的稿件,还是铁勋的投稿。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赵岩就是铁勋,铁勋不过是赵岩在博讯使用的上百个笔名之一。说这是赵岩投稿还是铁勋投稿,那都是一回事。

赵岩在博讯不仅使用铁勋为笔名,还使用他自己随便给自己起的笔名,有时还要给自己加上一个吓人的头衔,诸如纽约时报记者,中国问题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今天又出来了一个“中国揭黑专家”,等等,不一而足。我这里仅仅列出赵岩在博讯的几个常用笔名:

“花刚刘”“蒸刚流”“缸流”“李操刚”“曹刚流”“缸流筒子”“花刚流”“张铁力”“文奇”“张文化”“郑天时”“郝地利”“李强盛”“铁勋”“张文华”“章奇胜”“洪代言”“张雯”

从赵岩使用的这些笔名来看,赵岩的确是有些变态,他就是连起个笔名也不忘了对我进行诅咒。由此不难想象,赵岩对我的痛恨是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这也可以表明,我揭露赵岩、唐宇华、齐东然的一系列文章,确实是打到了共匪的痛处,让赵岩等人是有口难辩,只能默认我揭露出的大量事实。

说铁勋是赵岩的笔名,这是赵岩自己都承认,而且是赵岩最为得意的笔名。赵岩曾经用“铁勋”这个笔名在博讯发表了大量揭露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文章。后来,有人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书在香港出版发行。赵岩随即同博讯一道去香港控告那家出版社和作者,赵岩因此获得几万美金赔偿。

那么,博讯的这篇文章是赵岩自己对自己的采访,是自问自答。但却欺骗读者是两个人在对话,是纽约时报记者在采访一个身在大陆的“中国大陆揭黑的专家”!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欺骗我们中文读者嘛!

这赵岩在博讯网站就是千面写手,可以冒充各种人,用各种笔名去发表文章。不仅以此赚取高额稿费,而且让人看起来好像是博讯有千军万马的作者,还有千军万马的国内读者和爆料者。这就如同是中国戏剧中的角色,一个人能演出千军万马!

中国的川剧里有一个把戏叫作“变脸”,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脸可以变来变去,正面看是人,转过脸来就是鬼,甚至是变很多脸。

看看上面视频中的变脸杂耍,那的确是够高超的。但这戏中的变脸却远远比不上赵岩以《博讯》为舞台所进行的活生生的变脸杂耍。

赵岩和博讯又合伙玩起了“变脸”的杂耍,一个人既扮人又扮鬼,既扮演民运又扮演共匪。这正是周永康的政法委一贯倡导的策略:“让我们去搞民运,我们去控制民运。即便将来有一天变天,那也还是我们的天下。”

有了博讯这个舞台,赵岩就能既扮人又扮鬼,又能以一当百,一人就演出千军万马。那么,赵岩一定也能一人就冒充全国十几亿人民,代表全国人民。即便是将来实现选举了,赵岩一人就能上演十几亿人的投票。这是多么理想的民主和自由啊!不过,那只是赵岩同博讯以及周永康一道制造的戏剧场面。但这博讯的众多读者还真就是相信博讯和赵岩一道上演的这种种把戏!

赵岩,韦石,周永康:你们也太能耍弄我们这些说汉语写汉字的中国网民罢!你们就这样将我们中国人都当猴耍罢!

作为博讯的忠实读者,我请博讯和赵岩认真地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 铁勋是否是赵岩的笔名?

2. 铁勋是否是在中国大陆?

3. 赵岩说铁勋同薄熙来有密切接触。能否讲出铁勋同薄熙来在何时何地见过面?

4. 铁勋明显地表露出是支持薄熙来,反对温家宝和胡锦涛。能否请赵岩将铁勋先生请到“纽约周末茶叙”亮亮相,而且要亮出铁勋在这篇文章中所阐释的观点。

5. 赵岩和铁勋如此长期分身,扮演不同角色,不同观点,就不会滋生性格分裂症吗?

6. 《博讯》毫无疑问是知道赵岩使用成百上千个笔名。《博讯》为何允许赵岩使用这么多笔名?而且使用如此肮脏下流的笔名?博讯允许其他投稿人随意变换笔名吗?

7. 那些参与纽约茶叙的专家学者们,包括王军涛,胡平,陈破空,李进进,高光俊,向小吉,张柏树,王书军,等等,你们如何看待你们的赵家军主帅的“变脸”杂耍?既然赵岩能够上演一人千面的杂耍,那还要你们去参加他的周末茶叙去作甚?难道就是让你们去充当傀儡摆设吗?或者就是借你们的名字用一用?

大家不妨到博讯网站去搜索一下,但凡那些所谓记者采访某国内官员或是某国内知名学者的新闻稿,大多都是赵岩在自说自话!博讯就是这样伙同赵岩在批量生产制造这种假新闻,以此来欺骗读者,误导中国百姓。至于博讯和赵岩是受谁致使,又是有何动机要去这样误导中国百姓,我在我过去的文章中曾有所揭露,大家也能从这些文章中看出其中的猫腻。

看到博讯网站上充斥着这种自编自导自演的所谓“新闻”,还有谁认为博讯的新闻是严肃认真的?还有谁愿意相信博讯所发的各种内幕消息?

赵岩在他的文章中还声称要明天继续上演他们的杂耍把戏。我等待着赵岩在他们的下一期的杂耍中爆出更多的料,我一定将他们的把戏彻底揭穿。如果博讯和赵岩识趣,那就尽早改邪归正,立即停止你们的“变脸”杂耍,并向广大读者道歉,我或许会考虑放你们一马。

为了防止博讯删除那篇赵岩自问自答的新闻稿,我特此将那篇稿件截屏如下:

下面的截屏是赵岩刚刚在博讯上发表的有关纽约茶叙第九期的广告,这其中又是对我进行诽谤侮辱。能否请这些参加纽约茶叙的专家学者们拿出证据来,证明我刘刚真是如你们所说的精神病啊?

还有,我对赵岩有21问,对那些专家学者都有具体的指控,包括王军涛帮助赵岩将几个中国警察邀请到美国,李进进帮助这些人制造假材料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等等。能否请你们认真地回答我的这些质疑呀?

你们这些专家学者,能否也象我那样,对于你们的任何谩骂或诽谤也能提出一些参考资料和证据呀?不能总是这样聚在一起泼妇骂街吧?

刘刚
2012年7月6日

丁子霖回应柴玲的公开信

致柴玲
——一封迟复的公开信
丁子霖

柴玲女士:

对于你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我早就应该答复了,只是因为“六四”周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突发事件,如:“六四”难属轧伟林先生于绝望中自缢身亡,“六四”工运领袖李旺阳先生“被自杀”,再有“六四”屠杀帮凶之一陈希同《自述》一书出版引起争议等等,以致对你的答复一直拖延至今。
尽管我忙于它事,但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你在公开信里说的一些话。一日不作答,一日不得安宁。有话要说而不说出来,就有一种对不起“六四”亡灵,对不起已故难友之感。

柴玲女士,这二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一直转换着各种面孔,而且令世人瞠目咋舌。最近一次的转变你让我彻底失望了。

在“六四”屠杀前,我因“文革”而厌恶政治,对“八九”学运也就很少关注。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在意你在广场上的一言一行,尽管那时你已担任了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一职——我还不知道有那么一个职位呢。

首次令我注意到你的是:我“文革”前的人大语文系学生高瑜女士于1990年秋从秦城监狱获释后,得知我的儿子在“六四”中遇难,前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她被捕和坐牢的情况。她在那次谈话里提到了你。

她说,在1989年5月底,她刚从深圳出差返京,便受到人大常委胡绩伟先生委托,抱病前往广场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返校,以避免即将来临的危难。据她讲,在天安门广场穿过层层纠察队组成的封锁线,她找到了你、王丹、吾尔开希(?)等学运领袖。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七八个小时才说服你们几位同意撤离,并为你们代拟了撤离广场的声明才回家。可是后来由于你的翻悔,李禄的反对,撤离最终未成。而她也因此番“介入”于6月3日政府大开杀戒之前被捕。

紧接着就是6月3日夜晚戒严部队突进北京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知道吗?也正是6月3日那个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儿子蒋捷连因惦着留守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是他的原话)的安危,才挣脱我的拉劝,走出家门奔赴危险与死亡的。其实,在那一夜,又何止蒋捷连呢!研究生袁力、周德平,大学生段昌隆、吴国锋、孙辉,中学生王楠、叶伟航,北京市民杨明湖、杨燕声……一个个都是在开枪后自愿离开家人或学校去与你们共安危的。

高瑜告诉了我她那次“劝说”失败的缘由,但那时我在内心对你们这些广场的“坚守派”并无怨恨之心。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6月3日晚屠杀发生时你一直坚守在广场,6月4日凌晨你是含泪带领队伍撤离广场的。所以,当我此后在外电中听到你与封从德一起脱离虎口成功逃生到了海外,我还为你们庆幸——尽管当时我自己正深陷于丧子之痛而难于自拔。

柴玲女士,你还记得吗?1994年我的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中文版在海外出版不久,你曾往我所住的中国人民大学家中打来电话。在这次通话中,你一开始便用了大概是广场上惯用的语调说:“丁阿姨!我是柴玲!柴玲!”我感到十分意外。你又说:“我从你的《“六四”受难者名册》这本书上看到你儿子的照片,我想起来了。我曾见过你儿子的。”我认为这绝无可能。因为连儿虽数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当过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队员,但怎么可能进入核心圈接近当时的领袖人物呢?你却十分肯定,并且告诉我,你的贴身保镖就是人大附中的学生,也就是连儿的同学。你说连儿曾去广场找过这位同学,因此你就有机会见过他。最后你还说:“我刚从波士顿一家中文书店里见到你写的书,我买下了书店里所有的十几本书,你能同意由我来翻译成英文吗?”我当即表示同意。

在那次通话中,你在对我慰问的同时,还向我诉说了你自己的不幸。你说:“其实这不只是你一家的不幸,我也很不幸。我流亡海外后,姥姥去世,也不得回家奔丧……。”

数日后,我去中关村看望许良英先生,谈及你来电,并要翻译我的书。许先生告诉我:柴玲在大屠杀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我听到这样冷血的话大为震惊,不知如何应对。我想起儿子6月3日夜晚挣脱我的阻拦奔赴广场去与大哥哥大姐姐共患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和辛酸。

我苦于找不到你。此时我想到了刚刚赴美不久的张亚来先生,于是立即给张去电,请他设法联系上你,收回我同意你译书的承诺。

这是我至今不敢忘记的一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对你的失望。

此后,虽然听到关于你的种种传闻,我都不置一词。我总是对身边的友人表示:这些学生领袖还年轻,前面的人生路程还很长,无论是经商、从政、还是皈依宗教,我都尊重他们的选择。只有在我得知你的前夫封从德先生为你那番“期待流血”的言论作出辩护之后,我才委托刘青先生向小封转达我的异议。

记得1997年“六四”大屠杀的决策者邓小平去世,那些日子我被国安局看守在家中。一天中午,一男一女两位BBC记者居然乘着看守的疏忽溜进了我家中,采访我对邓逝世的看法。短短数分钟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人们说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功,你原谅他的“六四”屠杀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二是:你如何评价柴玲在“六四”屠杀前“期待流血”的言论?我的回答是:邓小平犯的是“罪孽”,学生领袖犯的是“过错”。我心里有一本账,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大概是出于亡儿生前对广场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眷恋的尊重吧,在漫漫长夜的凄风苦雨中,我内心一直期盼着你们这些当年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能真正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或对某些错误言行真诚地认错、道歉——不仅仅对我们难属,而且也是对关心和爱护过你们的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然而,“六四”屠杀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一个又一个纪念日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三周年了,我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等来了你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你“原谅”的是邓小平,是李鹏,是冲进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的官兵。我认为你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尤其是在“六四”惨案二十三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

我要问柴玲女士,你在两年半前信奉了基督教,便以一位基督教徒的名义,决定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宽恕那些“六四”屠杀者,不是在罔顾事实吗?二十多年来,中共政府发言人年复一年地重弹对“六四”事件“党和政府早已有明确的结论”的陈词滥调,不仅从未对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道过歉,而且为了“维稳”还变本加厉地对“六四”难属、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实施严厉的人权迫害——继“六四”动用机枪、坦克之后又实施了酷刑、重判,甚至给戴上“黑头套”往死里狠打。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先生因无法承受平反“六四”的漫漫长路而自缢身亡;湖南邵阳工运领袖、“六四”23年来坐牢22年、在酷刑摧残下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仍表示“杀头也不回头”的李旺阳先生,在医院中蹊跷地“被自杀”。为什么你不看一看这一桩桩血泪事实呢?

请问柴玲女士:天安门母亲抗争二十三年,把达成的共识归纳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难道按基督教伦理道德要我们抛弃这三条,莫名其妙地去“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吗?要知道,这二十三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除了那些监视、管制我们的公安警察外,没有哪一位共产党官员同我们“天安门母亲”有过任何接触,没有哪一个官员与我们说过任何一句话,更不用说对当年的大屠杀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了。你要我们“宽恕”、“原谅”他们,无论从崇高的宗教信条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出发,你问问他们能接受你的“宽恕”和“原谅”吗?不可能!这是绝对荒唐的!

我对你真的失望了。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儿子,以及所有“六四”亡灵的血真是白流了,要知道那是一条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呵!学生领袖与芸芸众生都是人,人的生命都是等值无价的。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你说出“我期待流血”,今天竟说出“原谅他们”。从当年的冷血到今天的无原则宽恕,这华丽的转身究竟说明了什么?你的是非价值判断又错到了何种地步?

不错,“六四”难属曾在2001年的《天安门母亲的话》中说过:“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爱自己的儿女、爱所有的孩子,我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和仇恨”,却换得了“对道义与责任的承担”;我们“以爱来化解仇恨”,这是有前提和原则的,那就是联络尽可能多的人来更有效地来制止暴行和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这就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的结论。

历史老人真会嘲弄人世间的那些弄潮儿。不早不晚,就在“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同时出现了“六四”当事人的两种表演:一是“六四”屠杀的帮凶陈希同出了《自述》一书,把屠杀的罪责往死人邓小平、李锡铭身上推;一是你发出了“原谅”邓小平、李鹏和戒严军人的公开信。这种效果大概是你发表公开信时始料未及的吧!

你皈依基督教才短短两年,就有如此惊人之举,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自有教会信徒评说。我虽不是基督徒,但从小学三年级起至初中三年级就读于上海及苏州教会小学与中学,中学旁边就是教堂,自幼受到基督精神的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人与责己”。每间礼拜堂里都辟有一间小小的忏悔室,那是教徒每周向牧师反思自己的不当言行的空间。作为基督徒的柴玲,你曾去忏悔室反思过自己“六四”前后的言行吗?

最后,柴玲女士,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认为你的《我原谅他们》的公开信,是对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八九天安门精神”的背叛,是对“六四”英灵的莫大亵渎。作为“六四”的守灵人,我无法保持沉默。

丁子霖

2012年6月28日于京郊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1期 201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