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出台与自由转向——解析刘氏得奖的是是非非

刘自立

發表時間:10/14/2010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氏,举世欢腾,宛如节庆。笔者对此狂热不敢苟同,却非常赞赏人们指鹿为马,废一举三之据——得奖语境的内涵,被解释成为这个奖,是给全中国人民、尤其是民主人士的——这样,从逻辑上推断,这里,出现了分析此事的模糊空间。

得奖的再一个意含,解释成为此奖会推动和延展整个中国的民主事业,且包含了他的非暴力路径及其策略;此奖事件因果倒置——不是因为事业,策略和可能性而得奖,是因为得奖,引发一切的开始,并期待产生某种同样原因不明的效果——这几乎是一种喜剧效应。这个解读也独具中国特色。

解构主义哲学的背景框架,正是因为他取消背景的合理性而采纳相对主义;刘氏策略和人格的结构,就是这一非结构、解构特点体现;这个“玫瑰不是玫瑰”(德理达语)、“太阳在北极不是升起东方”(乔木斯基语)和辩证逻辑——得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个结局,使得很多异议人士张口结舌,瞠目以待,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对待多数人的一面倒肯定和夸赞。

整个中国民主进程的进退,也随之出现结构和解构的双重危机;一种普遍狂欢过后出现的、本来就是和解派占到多数的所谓民运,会因为刘氏得奖,而变成真正的绥靖主义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所谓激进和温和的派系斗争,会转化成为要共产党,还是不要之之斗争;从而使得原来十分清楚的概念倒退如兹。

一种世界性资本沆瀣中国体制的深层次演进,居然会随着世界新闻焦点的诺奖、人权、民主鼓呼,而形成与共共治的默契和悖论,且在中国产生百年以来的常识性和普世性价值之间,横加一道障碍;一个抽象肯定,实质釜底抽薪的险恶策略正在躁动母腹,怪胎将生,历史重演——正像当年所有的1949,1966,1989和2008那样,普世价值在转变和转调中,大不幸,演化为中国的宿命和中国的悲剧;国人不得不接受西方和尼克松们在三年饥饿和文革涂炭乃及六四流血牺牲以后,中美勾结之事实。

凡此种种,现在又在故伎重演,登堂入室。如果中国历史没有更大的智慧和更大的愚蠢来互相博弈,好像上帝和盘谷开天建世的艺术,就没有显得那么高深;于是,考验诸方智慧的时刻现在正式来临。我们期望真正的少数派,在此民运式微,模糊,退却,而温改派,绥靖派和解派高唱凯歌,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刻,有反面的声音出来,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虽然,历史总是要被嘲弄;人们总是要被戏谑的;但是,如果人意通天,天道也许还是会负荷人意,改变挫折、复回正道的。

但愿人们僭越刘氏局限的善良愿望,会随着时间的演进,真的变成现实。

也但愿,一切善良的误读和愿景,会出现曲径通幽的美景。

真善美的常识解读,现在多了一个作假也善良的假元素,出来加入政治行列;而无敌说的政治手段,据说可以回到宗教原教旨主义操作。

凡此种种,“践元后於翚翟,陷吾君於聚麀”;使人目眩。

于是,为此目的,我们笔走龙蛇给予一个抛砖引玉之说法,如下。

我们的提法是,上述模糊的空间,即:刘和人们、争取民主之国人斗士这两者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并不含糊的,更加清晰的厘清。这个分析的首要观念是,即便在大局和方向上,刘,并未阻止这样的民主进程,但是,他的策略和我们称之为刘氏机会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格观和世界观,正在给这个民主演变一个很大的误导。刘对中国政局之观点和他对政权性质的辩护,几乎和西人马基雅维利一面献策君主,一面解析共和,如出一辙;在解释宗教超验道德律无法作为的时候,马基反超验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策略于是开始展现——这直接关乎到刘氏策略和普世价值之间的转换与混淆。让我们稍稍浏览之——

“一个人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德的标准,那么当他置身于那些邪恶的人当中,很快就会遭到毁灭。”(补充:如果想要成功,就要摒弃这样的美德,检讨六四,配合官方,反对原始正义,主张非政治化维权,纳高智晟为程序审判,云云。)

“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么一条定律:即人若不受安抚,便待以被灭;人们往往会因为受到小小的伤害而燃起复仇之火,却不能因为自己受到毁灭性的伤害而从事复仇。因此,我们一旦欲加害于人,一定要害到使其无法翻身的地步,这样,对手的锐气丧失殆尽,我们就无须再去担心他的复仇之念了。”(反过来说,只有肯定被害者遭受了可以容忍的迫害和杀戮,才会主张他们的罪恶可以被忽视和宽容——这就是08的要旨。)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的方法:一种是通过法律,而另外一种是通过武力。前者是人类特有的手段,后者则属于野兽的。但是由于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故而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王必须了解如何利用野兽的斗争方法和人类的斗争方法。”(人们认为“他们”利用“法律”手段是“正确”的。)

“当大多数人有立足之地的时候,少数人是无法立足的。”(这就是刘氏根本忽视和反对少数派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民悴和纳粹的原则。)

是的,在思想和文字层面上,刘不如马氏之一毛,却以后现代误读和解构的方式,使得这个世界产生了一曲远比马勒还要庞大的主体变奏。简单而言,他类似马基风格的首鼠两端的观念称述和概念命题,给世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记,且很难被历史抹掉——这样的印记为坊间读者通知:如,他的天安门没有死人论,他的无敌论,他的监狱温情论,他的献奖亡灵论(名利皆入其囊也)——都是此类道德投机的说辞和人格变态——人们说,这个张狂之人,无魂之人,投机之人,现在变成了道德之人,笔者决不苟同;因为六四亡灵之敌的继续存在,轻易敲碎了他的无敌笔洗。他的模范文字08宪章,就是这样一个笔洗:在肯定中共巨大经济进步的同时,要求中共(作为主体)实行民主转型——且,这个转型,明确说,是以不建设不组织不触及反对派课题为其前提,做到和解与共,告别革命,正确胡,温,以造势取消民间独立主体的存在。这是典型的取消派观念,有违一切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体制中,公开和不公开之反对派反对党的存在必须。这也是他们笔墨中根本忽略共和一词本义内涵的主要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共和”,只有排除了反对共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做到各阶级之间和社会本身的存在。看看现在东欧制定反对和反思共产主义迫害之事实,将其定为非法,可以明证;而这个概念和陈述明显针对米奇尼克主义之所谓假宽和伪自由——你不能采纳和规定反对自由之自由为自由——这是美国人悉尼.胡克的著名思想。

于是,刘的这个见解和以后诺奖颁发委员会的见解,取得一致。他们同样肯定中共的经济模式,经济发展,而且赞其有巨大进步,云云。于是,几乎全部根据来自这个经济成就说;逻辑的自然推演是,究竟是谁来主导将来的政治转型,成为一个可以投机操作的范畴。如果按照这样的推论演绎,中共这个取得中国经济成就的主体力量,是可以主导实行民主改变的;而这个改变的主词,现在,经过一系列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诠释,伪饰和装潢,在坊间形成巨大波澜,拉去了百分之玖拾的读者。这个过程的网路式链接是:08的无主体变奏;08的不设反对派说辞;米奇尼克的放弃不合作运动的合作主义;党内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反社民主义普世原则之所谓;崔卫平等人的沆瀣中共人员的拥共说辞——也就是拥戴温政改说——一直发挥到今年诺奖的颁发,如此系列大合唱,以肯定中国经济成就为标致,为重点,最后,以其伪善的政治诉求为理据,颁奖于刘,作为尾声。于是,贝多芬第十交响乐以再次献给那个皇帝为题献,怪诞诞生,宏大叙述,极其辉煌;使得所有指挥系统都为此叹为观止。这个过程反射的内涵,就是一,既首肯中共经济模式,又首肯尾随与之之伪自由主义和刘氏主义。这个主义的要害,就是持续维系这个所谓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自由贸易的“秩序”,继续同舟与共,战略为友;只是在策略上,稍加平衡,以便尊严,而已——其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会更加强调自身的国家利益而罔顾中共的一些作为——且对中东石油日益枯竭后、准后石油时期展开新一轮世界资源争夺战,做好准备。在此险恶的融合和博弈之中,表面上的海洋争夺并不会妨害他们的利益勾结(此亦为结构之解构也);奥巴马屈辱与华的做法,基本上不会重演;但是,他们并不会就此放弃中共市场,转移到纯粹普世价值的非利益操作上来。这是诺奖选择刘氏的一个默契和玄机。

于是,接下来的结论十分明确,其颁奖于一个不否认此模式者为刘,而不是选择把孩子=利益一起泼掉的普世主义提倡者(反对人权、贸易脱钩),如,魏京生等人。这是今年诺奖颁发原则的最大解密。当然,我们无需多费笔墨,就可以完全推倒中国模式的正确性和诺奖所谓的“巨大经济成就”(奥巴马亦持此说法)。只要看看中国的无人权经济和自然生态涂炭付出的代价,就无人会说这个模式的成就了。接之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陈述的第二点。刘的看法,给中共经济模式所下的定义,几是认可所谓和平演变中中共地位之问题基本可以不予触动——这被历史证明为伪的米奇尼克主义,业被波兰人抛弃——哈维尔七七宪章,是不是推倒专制的唯一武器,也被苏联解体的事实辩倒。该宪章的提法,据说要在共法框架下施行非暴力主义,宪政主义,08主义之操作,之转型(他们往往不提及国家机器的暴力,而一如既往地反对人民反抗的暴力——他们认为,人民反抗的暴力,是如何可怕;而政权机器的暴力,往往可以因为非暴力而被和谐,被取缔)——但是,他们忘记和无知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共法律本身是遵照马克思主义之阶级立法而形成而操作的,其并非全民各阶级平等立法之产物;此种法力绘制的专政国体和政体图画,并不对法制纸面结构和文字采纳任何负责的程序——因为民主程序本身就违反了专政的实质。远而说之,人们以为,自盘古开天女娲造世以后,国人都是遵照天意来施行炎、黄之帝、之法度,立国演世,繁衍嗣后的;可惜,他们不知道,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制造的法制,就连皇权专制主义的君相制衡和政教平等也不涉及。

故此,在此法律框架里施行的合作抑或不合作运动,并不能取消专制主义之人治;而专制主义中自由主义者互动于政府的元素(从英国宪章主义运动近二百万人签名到蒋介石政府,蒋经国政府互动于民间的胡适之路径等等)却根本不可能存在;这里,绝无可能出现光绪皇帝采纳谭嗣同入阁进行改变的丝毫可能性——也绝无邓式强人任用胡、赵施行改革的一般可能性(——他牵涉到强人改革之前提而非弱人可以改革等结构人事课题)。换言之,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否定“天”——这个概念——来实行天、人具废的唯物主义的;如同西人反对和颠覆上帝之某种做法。这个课题,容我们后面提及之。所以,08所谓宪章的困惑和误导在于,他们不知道谁是限制权力的主宰和主体;他们说,共产党是捆绑自己手脚的武器;这个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都是可用之器,可以为己用,可以为他用。他们不知道,这个武器,只有玉帝、人王才可以运用,而非凡人百姓和异议人士可以运用的——而其运用的后果,就是孙悟空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虽然,我们充分肯定孙悟空的某种文学作用和政治作用(此间,绝无否定维权于无权局面中人之创举)。这样,把奖项给刘,成为这些冬烘老人游戏的得意之作。他们以为,只要采纳此举,就会双赢或者N赢于中国和世界。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个流/刘向,并不能改变中共经济模式日益危害世界格局的大系统。这个进程和二战以前的进程,颇多类同,而呈一发不可收拾之局面。不改变这类举世操作系统,而施行规避这个模式的任何做法,以加入一个得奖人员来圆满这个结局,或者举世欢呼一百天,并无事实上,实质上的任何突破。这样的例子,散落于历史、于六合之中,俯拾皆是,此无赘言。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中共的、呼应于诺奖的政治模式呢?什么又是民间的、民主的、异议人群的政治未来呢?这个课题紧随在经济模式之后,让人颇费思索——虽然,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丝毫也无兴趣——但是,忽视这个元素,同样不可。因为,这个元素,一下子拉开了中国特色和所有前苏联和前东欧甚至南亚和拉美民主转型以前模式之大区隔。这个模式的归纳就是,中共国政体的性质,正在从毛式草莽和初级极权主义,走向逐渐成熟和正式极权主义——在此,我们对李慎之等前辈所谓中共业已进入后极权主义阶段,重新做出解析。一个简单的说法是,毛式极权,不是正式极权,此判断,根据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不操作资本——虽然,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只有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个改变,是由邓初创,后来完成的;但是,这个邓氏极权,以至于后来的极权,却缺少了西人所谓的克力司马人头选项——于是,后极权之无强人政治之特征,与此呼应。这是共国资本,社会,政治乃至文化之两个特点。可以这样说,从资本面向看,中共国已是正式极权主义;从政体说,他们又错过了强人政治时期,转而走向准,伪,弱之宗教迷信时期,并且以此形成特点——而希特勒,却是这个概念的合适人选;因为西门子也好,科虏伯也罢,希特勒不能,也并未要化其私为其公——而其中人头的财产,也绝无可能达到亿万马克;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戈培尔或者罗姆。再是,《我的奋斗》(大陆业已面世出版)一言蔽之,就是以日尔曼种族代替所谓无产阶级施行资本极权主义……

于是,刘氏课题紧随一个温式课题逐渐展开于2010年整年;并将继续在如何定义和诠释共产党或者“私产党”这个概念上打转——而美国和西方,将继续不知道如何定义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体和政体,并且以其对待台湾主体未定论的方式,来定义和不定义人民国——一切罔顾中共实质的哲学由此产生。这两个课题,既有同一,也有矛盾。刘氏所属民间力量——他常常这样说,一班人也认同此说——但是,他并无操纵民间的任何办法,老百姓并不像缅甸人知道昂山,西藏人了解达赖和南非人崇仰曼德拉一样,对此人耳熟能详,崇仰备至(中国人与其说是在刘旗帜下维权,不如说是在毛旗帜下挣扎)。于是,对此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平民之民运,他们施行了因果和逻辑的颠倒主义;不是因为自身行为的成就和影响施行政治课题的完成式而得奖——而是颠倒过来,施行得奖为因为始的草创行为之未来时;这和诺奖因果颠倒地指认奥巴马是和平天使,亦同。这个诺奖模式是否成功还需观察;但是,未来时颁奖方法,实在是一个并不严肃的游戏。于是,简单分析这些历史阶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式草莽主义政权管辖和统治,镇压和释放群众运动、结束和开始的历史进程,亦关系到政权定位;这是极权主义镇压和运动双重原则的皆备时期,是毛主席时期;毛是完成式;历史的结束在中国的表现是,毛无资本统治的结束;接之,是邓的资本运动之发端;这个原始积累很快完成。于是,刘氏不定式和未来时,必须面对这个资本,对其如何定位,肯定还是否定,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而世界民主化进程和民族主义运作之各国国家利益如何定位,也是世界未来时一个极端严重的课题,且是未定之天。

为了凸现这个事件的背景,我们不得不回到改革初期,以做类比。1970年代末叶,邓氏改革发动,哲学和政治概念再次沦为党控武器——批判的武器,并未施行武器的批判——实践真理说,再次沦为庸俗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而取缔了宗教超验说,并为世人忽略——在另外一个面向上,等同于宗教超验的,类似无敌人说的政治化宗教和宗教化政治主张,大步退后于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原则,即区隔和保留宗教面向的政教分离原则,在中国呈现乱七八糟的不分政教之混乱局面。将宗教原教旨主义直接说辞于政治实践者,大有人在,其中影响最大者,就是无敌说和爱敌说。我们曾经撰文指出,这个取消敌人的语义之观念,是要改写整个人类字典,实为动物庄园做法。故此,这个无敌说的危害,直接转向机会主义的政治操作而无其他。这是一个面向。另外,在七十年代末叶,邓氏启用胡赵的政治得失中,经验主义的总结应该是,体制内转向的方略基本上无法奏效。不是因为人们要否定华国锋和汪东兴灭掉四人帮,而是人们看到,即便施行我的朋友所云之“周恩来思想必胜”(见清华文革时期四一四派首领新著说法),也不能得出这样的后四一四结论:肯定“十七年”(文革中拥戴刘少奇统治方式的温和派说法),就是文革之希望所在;不是的,肯定十七年,其实就是肯定后来的邓,死去的周和现在的胡温——这是一个一以贯之之过程。这个历史延续,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党主建国的演化路径之呈现。简单一言:新民主主义,就是后来的党控经济模式之发端;从民族资本家发展成为红色资本家——这个发端,以后演进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模式说之铁定现实——而毛的公有制,业已完结;且为此付出千万人饿死的惨重代价。

于是,关键之处在于,胡赵改革的方向和方略,是不是体制内改革的必然胜、败因素。事实说明,这个东西,实际上已经死亡;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谓改革已死,期宪也亡——这是互相补足的两端关系。故此,势必提及温相改革说和刘氏呼应说的互相关系。这里呈现几种可能前景或者不可能前景是:温改革的实质之意义和意味。这个改革的思路,首先呈现了类似胡赵改革的乌托邦性质,因为他们无法抗衡体制的刚性和僵化;其结局只能是改革胎死腹中且为坦克车轮所代替(而他们的启动,和毛、周当年启动伪自由假民主,如出一辙;加上邓的务虚会议,民主墙论;等等)。人类是不汲取教训的。现在,温相改革说的出台,在所有条件和所有前提上,都是胡赵改革的翻版;换言之,就是知其不可能而为之;这个知“道”,是知其道,还是罔其道,难道还不明确吗?温等财产尾大不掉,如何转身,成为问题。即便出现另外一种远景近观,也确实有一点滑稽和可笑,那就是政权像拿掉胡赵一样拿掉温;抑或会采取温和而实质的拿掉方式——反过来说,如果温可得权,事情就变成“深圳政治特区”一类;而这个特区,既然可以秉承邓氏市场化,为什么不可以施行温氏式政治化?——而所有这些模式,都是延迟和搁置实质民主进程的诺奖游戏和玩物。国人饶了一个百年的圈子,还是要回到原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迟滞和倒退。

如果温相改革创造了一个民主共党模式(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那么,未来得奖之人非他莫属;这个可能如果存在,就是刘氏之流所谓理论、实践最大的胜算,也可以算作无独有偶,历史上的事情总会发生两次,云云;可惜,这样的试验,基本上是未敢翻身已碰头;远去英雄不自由。何以这样确定?因为,这牵涉到最大一个课题,就是温相代表的红色亿万们的抵制和反对(最大的悖论,就是温自己反对自己);反之,只有确立相反的路径且完全摒弃和回避这个清算课题,以满足保存新的“皇室”、特权集团之财富和权力之条件,这个改革,才可启动——换言之,他们要创造一个共党民主模式来和戈尔巴乔夫模式并连与存;但是,可笑的是,戈氏也好,雅鲁泽尔斯基,胡萨克甚至昂纳克也罢,他们不是亿万红色。这难道不是关键?我们曾经替他们写好了如何按照他们的模式“平反六四”和实行刘氏主义之“策论”;可惜,他们就连启动这个程序也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温相乌托邦,在不远的未来,绝对不会成为胡赵做一点事情的历史再重演;他们只是纸上谈兵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并无确切的信息,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08里面,绝对没有对此着墨之处,绝对没有清算这些财富之诉求;绝对没有如何组织反对党一类世界通行民主政治之常识之表达;绝对没有再造历史进程之经验谈和超验谈;绝对没有涉及历史纵横比较中、对于如日本之大隈重信,如辛亥之孙中山,甚至如毛,如蒋(甚至也没有波兰之瓦文萨的实际上的对工人群众的组织,等等)之评定和借鉴;08是什么?这本身就无法认定。我们的看法是,08不是宪章,因为根据宪章的含义,该文件必须在宪政里面才可施行;08也不是一个纲领,因为他无组织无纪律,甚至不如涅恰耶夫和列宁的党章来得实际;08也不是一个宣言,因为任何宣言必须有独立自主的主体为之,而08是一个无主体变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难道08的这些特点还不清楚吗!党内即便实行这样的模式论,其可能性也等于0。而在此举世为艰的局面中,并不等于中共就绝无施行1949年和1979年的再“民主”、再“改革”(政治改革?)之试探。这个新战策略的施行可能性固然是0,但其负面之据依然可能存在;那就是,他们在未来不远的策略战略会议上,会使行类似邓氏经改模式之新“政改”(注意,有引号!)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最大限度,在不触动共党主导局面的大限之下,招安所有可以认定主导格局的人物和派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取消派会再次走入中南海和人民堂,重演黄炎培和罗章隆走入之那样;一切,在百年或者半百之后,重新上演一次。

这样,诺贝尔未来的政治改革奖项会滑稽地、举世欢呼地、第二次颁给创造“共产党民主模式”之人们。虽然,这个可能性,虽有温相说出,还是微乎其微。因为从此间人物并无毛、邓实际操作之大威权,大手笔,大擘化。从强人改革手笔的因素出发,弱人实际操的可能性很小,极小——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刚刚指出的、胡赵体制内改革胜算皆无之教训,之历史;其重演的日子是不是就在明天?是一个疑问。故此,刘的无敌论,一些人的温友论,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策论,而绝对不能奏效于任何一个当今皇上。这就是刘氏苦谏不成,反倒投狱之果——虽然,他唱出了投狱如投玉,戴枷似待佳的“监狱贵族”(他的自诩)之歌,却还是被我们认为是“多余的话”。最后,我们认为,刘氏错误的观点,策论,行为,唯一之好处,就是将他个人列入了诺奖史册。这是我们要祝贺他个人的地方;这个既得利益者的成功方式颇令人玩味。但是,他的方略和见解,他获奖的背景和深意,完全不会被瑞典或者挪威人所参透、所理解。

这是我们在其得奖之际留下这些文字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刘氏得奖,只是他被世界误导而他亦误导世界之大奇观,绝无任何其他实质性内涵。

世界上有良知有热情的东西南北之人,可以为此鼓盆而歌,弹冠相庆,却并不能弥足此间留下的刘氏空缺,也不能弥足中国人具体思索试探和实践民主路径的艰难和困局。

重复而言,我们可以加入庆祝人群,但是,我们依然缺乏庆祝的实质。

我们知道,极权主义改变的因素很多。苏联,是因为冷战。波匈,是因为苏联瓦解。印度,是因为英式法治。南非,是因为曼德拉的和平抗争和姆贝基的游击队。等等。

我们中国人,究竟在此获奖事件后如何因应,现在,还是一片朦胧。

中国的现状是,“2009年,中国大陆的群体抗暴时间是16万起,相当于每天438起,创历朝历代记录。晚清历史,在晚清倒塌前的1910年,人民抗暴一年是283起。与当今情况,相差565倍。

群体抗暴,在2007年已经超过8万起。到2009年,两年时间,翻倍。2010年那?2011年那?

史无前例时代,非常可能有史无前例的战略。”(辛灏年)这个战略究竟是什么!

是要营造一个真正自由的言路和争论的环境;还是要营造一个海外中宣部,拥刘者存,反刘者废(这个无敌者的小阵地,小平台,业已完全施行中宣部式的封锁争论,杜绝言路,扼杀异见的极权管理模式,丝毫谈不到什么宽容精神和“爱敌”举止),是当下考验刘氏主义的不大不小的尺度。

如果反刘者就是反革命,就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未来刘氏总统之国难道不会重演希特勒上台的杀敌大戏!?

上天堂的欢呼往往把我们带进地狱。这就是诺奖戏码的作秀与国人宿命的结局吗?

让我们唱唱古歌以抒发一下感慨吧!

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

泣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罹此殃!

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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