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团派比太子党更坏?

胡锦涛上台伊始,中共党内的矛盾主要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和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之间的斗争。随着二零零六年陈良宇的垮台,上海帮全线退缩,江系走向式微。在中共十七大上,经过两派之妥协,太子党中的“好好先生”习近平,战胜胡锦涛中意的团派大将李克强,成为下一届党魁的接班人。由此,党内斗争的重点转移为团派与太子党的争权夺利。

此团派非彼团派

出于对八十年代胡耀邦改革的怀念,人们对胡耀邦开创的团派势力颇有好感。所以,胡锦涛上台时,许多人将其看作胡耀邦的精神传人,对其充满期望(并未在共青团任职的温家宝也被视为团派的外围)。一九八七年,胡耀邦遭到邓小平等八大元老的非法罢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逝世引发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幅倒退。经过让人憋闷的江泽民时代,胡锦涛上台,被人们认为有可能延续胡耀邦的改革事业。于是,“胡温新政”的肥皂泡越吹越大,鲜艳之至,绚烂之极。

在此背景之下,在江胡的明争暗斗中,海内外舆论几乎一致站在胡这边。人们普遍认为,正是江的制约和牵扯,使胡无法实行其改革理想。况且江的确十分恋栈,不肯“裸退”,卸下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职位后,继续保留军委主席两年,在万不得已之时,才不得不交权,使舆论对胡有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胡执掌大权之后,依然没有作出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相反,其大力倡导的“和谐社会”彻底沦为“河蟹社会”,权贵阶层在中国如河蟹般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我爸是李刚”成为这个时代一张掷地有声的名片。在中国,那些富可敌国者,并非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之类的科技创新人物,而是“我爸是胡锦涛”、“我爸是温家宝”的特权阶层。

在胡温统治中国的十年即将结束之际,人们方才南柯梦醒:中国的人权状况极度恶化,中国的贫富悬殊空前扩大,中国的官僚腐败无以复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比“六四”镇压之后黯淡无光的九十年代初期还要黑暗。

当人们发现“胡不如江”的时候,已悔之晚矣。仅以刘晓波案为例,就可看出胡锦涛之刚愎自用到了何种程度:从“六四”到江时代结束,刘晓波曾三度失去自由,最长的一次是因起草和发布《双十宣言》被劳动教养三年。到了胡时代,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判处十一年重刑,受刑之重远甚于江时代。此重刑震惊国际社会和中国民间,激起全球抗议怒潮,并间接促成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两相比较,江做事尚留有余地,兼顾国际形象;胡则一意孤行,硬项到底。胡比江更加蛮横暴虐。

在胡锦涛治下,团派已完全变质。今日以胡锦涛为盟主的团派,和昔日与胡耀邦为盟主的团派,虽然都以曾效力于共青团系统来“认祖归宗”,但此团派已非彼团派。胡耀邦时代的团派,确实是改革的先锋队伍。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胡启立,先后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层,掌握实权,大刀阔斧,高歌猛进。其次,这段时间是中共代际交替的紧要关头,共青团系统的官员符合“年轻化”和“知识化”之标准,在选拨的过程中,占尽天时地利,故而纷纷上位。

朱厚泽是胡耀邦时代团派的一员大将。朱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任职贵州期间,经济、民生等领域皆风生水起,政绩斐然。一九八五年七月,朱上调中宣部部长,胡锦涛正是其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替者。

朱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开明的、也最短命的中宣部部长,上台的第一次讲话即宣扬“三宽”,即“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胡耀邦曾说过,朱是可以担当大任的,将其看作自己的接班人。然而,胡耀邦被逼下台之后,朱亦受牵连去职。赵紫阳爱惜人才,将朱安排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秋,风声稍缓,赵紫阳又让朱执掌全国总工会。“六四”后,李鹏给全国总工会安上“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两个后勤部之一”的罪名,使得朱再次丢官,成为一介布衣。

与朱在贵州傲人的政绩相反,胡锦涛接任贵州省委书记后,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他以深入基层为名,到省内各地调研,却拿不出任何新的应对政策来。不久,看到胡耀邦下台,他立即与之撇清关系,召集贵州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长会议,斩钉截铁地说:“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结合贵州本地的情况,他发起“肃清朱厚泽遗毒”运动,大肆迫害朱重用过的一些思想开明、倾向改革的地方干部。

所以,从胡耀邦下台开始,胡锦涛就背叛了八十年代团派开明、民主的传统。他的见风使舵和心狠手辣,使得胡耀邦和胡启立的下台不仅没有波及他,反倒成为托他上位的垫脚石。邓小平看中的正是胡锦涛保守、僵化、阴毒之本性,才挑选他作为江之后的下一代党魁。接任党魁和国家元首之职后,胡锦涛大权在握,重新组建了一个符合其个人风格和治国思路的新团派。此团派随着胡锦涛执政根基的巩固,日渐坐大,乃至抢过上海帮和太子党的风头。

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是中国党内最顽固的力量

作为新团派的盟主,胡锦涛给这个派系打上了深深的个人烙印。胡在意识形态上非常保守,其中学和大学教育均完成于毛泽东时代。他被选中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就表明其“马列主义老太太”的一面多于其“技术专家”的一面。加之其出身平民,好不容易步步攀升,故而谨小慎微,杜绝一切异端思想和出格举动。

在胡锦涛执政十年间,逐步完成团派接班的布局。虽然其爱将李克强功亏一篑,未能成为党魁的继任者,屈居未来国务院总理的职位;但是,在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高官层面,团派力量已经蔚为大观,在十八大上,团派必然臻于全胜时期。

比如,胡锦涛仿效邓小平选定的隔代接班人,是被称为“克隆版胡锦涛”或“微缩版胡锦涛”的胡春华。一九七九年,十六岁的胡春华从湖北穷困的农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求学期间,学业平平。由于家境贫寒,毕业后选择去西藏工作,因为在西藏工作可以领取优厚的“高原补贴”。没有想到,此一阴差阳错的决定,让胡春华被当时在西藏主政的胡锦涛相中,从此飞黄腾达。

一九八九年,发生拉萨事变,胡锦涛刚刚走马上任,就雷厉风行执行国务院之戒严令。当时担任西藏团委副书记的胡春华,被“借调”到“反骚乱指挥部第二办公室”,奔波在胡锦涛之鞍前马后。有了这段经历,胡春华大获重用,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然后再到西藏“回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常委、副书记、副主席等要职。其履历与胡锦涛惊人相似。

但是,胡春华在各个不同职位上并无突出建树和开明政策。其任河北省长期间,发生震动一时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数万婴孩受害。连给婴孩吃的奶粉都敢于放毒造假,整个民族的道德底线荡然无存。胡春华作为一省之长,守土有责,本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却在胡锦涛的庇护之下,安然度过难关,并升任内蒙书记。不久,多年平安无事的内蒙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虽然蒙汉矛盾是长期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的,与胡春华并无直接关系,但若他不是胡锦涛的嫡系,也会受到相当的牵连,致使仕途蒙上阴影。胡春华却在风雨之后岿然不动,可见胡锦涛对其相当欣赏并加以呵护。胡春华比胡锦涛小二十一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之一,十八大有望进入政治局。

再就是前团中央第一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也是团派中呼声很高的接班人之一。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事件中,周强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打压言论自由的角色,任职“冰点周刊”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发表致周强的副手赵勇之公开信,痛斥团中央领导之庸碌、专横。周强根本不敢公开回应,而是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批判卢跃刚。二零零六年二月,卢跃刚再次发表一篇长文,批评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阁下”到河南视察时,不但公然漠视小学生被太阳爆晒,甚至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尽管在民间声名狼藉,在仕途上偏偏步步高升。薄熙来垮台之后,张德江暂时出掌重庆大权,盛传周强下一步将调任重庆,收拾薄留下的烂摊子。

而更年轻的团派“希望之星”是北京市副市长陆昊。陆昊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头衔,是御用经济学家厉以宁的高足。厉以宁对胡锦涛的经济政策颇有影响力,由学者而为帝王师,并有全国政策常委头衔,比一般的省长部长地位更为尊贵。有厉以宁之提携和胡锦涛之青睐,陆昊之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陆在团派中是少有的有实践工作经验的干将,二十七岁即成为北京市最年轻的国有企业一把手,还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三峡公司等一线部门工作过。另一方面,陆从中学起就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党员,在“党性”方面无可指责,不会有任何“自由化”思想。

太子党启动改革的可能性高于团派

习近平接班,是各派系妥协的结果。但习近平接班,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可能优于李克强接班。因为,总体而言,太子党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高于团派。

当然,太子党内部也矛盾重重,纷争不断。太子党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目前还看不出基本立场的“王储”习近平,二是代表“左派”(毛左)的“西南王”薄熙来,三是代表“右派”的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等人。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而垮台,基本上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聚集在他身边的毛左亦土崩瓦解。除非中共突然解体,薄熙来才有可能挟毛式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势,在未来的政坛上博取一席之地,否则他将在囚禁中郁郁而终。而胡德平一系远离权力核心,仅仅是勉强算副部级的工商联副主席。虽然因含冤去世的父亲而得到一批体制内开明派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但其对政局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所以,太子党的主流还是习近平为首的实权派。

习近平访美,言谈举止中规中矩,偶尔说几句脱离讲稿的“人话”,其表现优于昔日也是以王储身份访美的不苟言笑、如履薄冰的胡锦涛。虽然判断习近平是“改革派”还为时过早,但习近平若想继续胡锦涛“击鼓传花”的游戏,时势都已不允许。胡锦涛效仿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涉”,但习近平不得不面对胡锦涛留给他的“洪水滔天”的局面,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将带来灭顶之灾。可见,时势比人强,习近平尝试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高于胡锦涛。

在继续贪腐和坚持共产党垄断权力方面,太子党和团派有一致性和共识。但他们之间仍有细微之差异。

首先,太子党及其家族由于出身的优势,从小便掌握获取各种外部信息的渠道,其本人或家人有更多机会到西方留学和游历,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有更多之体认。而团派人物大都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和机遇才获得目前的地位,有一种于连式的野心家人格。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接触西方之前就差不多定型,很难以宽广之胸襟面对世界大势。

其次,太子党的工作履历普遍比团派完整。比如,习近平既有在军队任职的经历,又有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再到省会市长、省委书记的完整的工作经验,虽然政绩平平,但至少知晓基层运作和民间生态。而许多团派人士,是眼高手低、“动口不动手”的“政工干部”,虽然对共产党的理论教条烂熟于心,但对经济和民生等事务一无所知、束手无策。

再次,就心态而言,太子党倾向于放开手掌,他们有一种“我本来就是阔人,拿点钱去赌一把,即便赌博输了也无所谓”的从容心态。这种心态恰好是启动政改的有利条件。而团派则倾向于握紧手掌,他们先前是穷人,即便如今家财万贯,仍然是锱铢必较,根本没有赌徒的冒险心态,却有守财奴不越雷池一步的拘谨性情。这恰恰是启动政治政改的最大阻力。

胡锦涛让中国失去了整整十年,并炮制出一个充当政治改革阻力的新团派出来;那么,作为吃过自己人的大苦头的太子党,习近平担任党魁之后,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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