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罢免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的联署公开信

两个月以来,余杰、王怡暗中运作,将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排斥出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人权人士的会见之外,事后隐瞒事实真相,拒不认错的丑行,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遭到广泛的批评和谴责。余杰和王怡是以中国维权人士这种公众人物的身份赴美并受邀参与会见的,他们的“排郭”运作严重损害了他们理当维护的中国受害群体的公众利益,严重违背了公民社会的行为伦理,因此必须为此承担后果,那就是必须引咎而退。

对于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的海内外笔会会员,写作自由与政治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体两面,这是独裁中国笼罩在自由心灵上的巨大阴影。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和副秘书长,余杰和王怡的这一行为同时已严重违反了笔会“希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本宗旨,违背了我们作为笔会会员的意愿,损害了笔会的形象和声誉。他们的行为不能与笔会无关,并且事实上也并非与笔会无关。

事发至今,笔会理事会对外界质疑始终保持沉默,拒绝作出任何反应。我们不避独裁制度强加的种种压迫,以我们的良知、道义、勇气和胆识集结在一起,组成了独立中文笔会,以维护我们的自由权利,也要实践我们公民社会的理念。对于余杰和王怡如此践踏我们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的行为,我们不能默许笔会理事会的集体沉默。笔会理事会对于此事暧昧不明的态度,使人们不能不忧虑笔会的明天:笔会理事会今天能够默许余王这种毫无政治底线的政治行为,那么他们未来将会把独立中文笔会带往何方?它今天能够默许并纵容这种违反公民社会伦理的暗中操作,我们这些笔会会员未来如何能监督理事会?……

余杰、王怡在致笔会的公开道歉信中,表示不会主动引咎辞职。理事会诸位成员却不惜伤害笔会名誉和全体会员自尊,顺从、默许了他们的无理意愿,让人痛心!

鉴于此,我们决定按照笔会章程,行使会员的正当权利,征集联署紧急召开会员大会,提案罢免副会长余杰和副秘书长王怡。

最后,提请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副会长陈奎德先生、理事蔡楚先生、赵达功先生、孟浪先生、廖天琪女士、余世存先生、巫一毛女士,在此公开信征集签名期间和理事会投票表决过程中,严格遵奉笔会章程,保持良知和客观立场,同时敦请余杰、王怡自觉回避所有罢免过程的投票和决策。

请笔会网络负责人赵达功先生第一时间将此信传至每名会员电子邮箱,并保证笔会论坛畅通、中立、完整。

联署发起人(以拼音为序):高寒 郭罗基 还学文 刘水 刘逸明 盛雪 伍凡 朱学渊

联署说明及其附件

1.联署动议根据笔会章程第十七条:“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理事会或三分之一以上会员联署,可要求召开紧急会员大会”;第十五条之二:“会员有下列情形,经会员大会或理事会表决,可终止其会员资格:……从事严重有损笔会声誉的活动,……”

2.有关附件:郭飞雄的公开信,李柏光、余杰、王怡的公开答复,部分发起人文章。

3.签名注意事项:

a. 以笔会网站会员文集名字为准。

请在联署书上签名并注明时间,或传到以下任意一个电子信箱:

lianshu2006@gmail.com

xuewen.huan@googlemail.com

c. 联署截止日期:2006年8月15日24时,以各会员居住国时间为准。

d. 联署签名在提交理事会之日公布,其前不做公告。

2006年7月15日

附件一:郭飛雄的一封緊急信

來稿/郭飛雄的一封緊急信多维网京港台時間:2006年5月23日

(郭飛雄注:此信早在5月9日已當面遞交當事人傅希秋先生。為了將負面效應減至最小,我一直隱忍不發。現在是5月18日,已到了公布事態真相的時候了。)

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先生: 承蒙您邀請我參加華盛頓宗教自由與法治研討會,並給予我本人多方面照顧,不勝感激。 5月8日中午您告知我不能參加5月11日布什總統對出席研討會的中國大陸人士的接見。我深感震驚。您告知我,這是您和王怡、余杰等幾位基督徒禱告後作出的決定。我需要正式向您了解的是你們幾位是否有權作出這樣的決定?正如媒體業已報道的是,這次會議因對國內處於自由民主斗爭前線的維權人士高智晟、范亞峰、郭飛雄、張星水、李柏光發出邀請而獲得美國輿論、學界、國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也因高智晟、范亞峰、張星水三人受阻未能成行而激發人們高度同情。因這樣的重視和同情而拓展的國際交往渠道,在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王怡、余杰的強烈要求(如你已告知我的)下,對作為維權人士的我關閉,是否有將國內民間社會中維權運動與獨立作家筆會的權力斗爭不明智的引向國際舞台之嫌?是否有違美國總統接見大陸人士的本意?我已告知您我將此事視為對我本人的嚴重的不道德的傷害。高智晟先生得知後,也委托我向您詢問,這種行為已構成對中國大陸維權運動的嚴重傷害,究竟出於何種考慮? 5月8日下午,我已將上述意見口頭告知您,現正式以文字形式呈遞您,請您在5月9日中午1點30分以前給予書面答復。 楊茂東(筆名郭飛雄) 5月9日上午10點補記:據5月9日上午10點30分與范亞峰的通話,范亞峰、高智晟、張星水與郭飛雄四票贊成郭飛雄前去會見布什,請傅希秋先生轉告王怡、余杰二人。(以上為緊急信的原文)

郭飛雄注: (1) 5月8日上午,在得州米德蘭,傅希秋先生告知了我美國總統布什將會見參加宗教自由與法治研討會的中國大陸人士的消息。中午午餐後,我先回到傅希秋先生的辦公室,傅希秋先生隨後趕到,突然對我說,飛雄,我有事要和你講。尚未說話,王怡和鄭牧師也進來了,對我說,飛雄,我們要對上帝做一個禱告,請你先出去一會兒。傅希秋先生和王怡、余杰、鄭牧師等隨即抱在一起。幾分鐘後,在隔壁房間,傅希秋和王怡向我宣布,這次會見白宮祇邀請基督徒參加,你不是基督徒,我們經過向上帝禱告,決定不讓你參加。王怡專門對我說:飛雄你搞政治,與民運弄到一塊。我是捍衛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讓你去。我在向傅希秋先生做必要交涉的過程中,一直保持了低聲調,沒有與任何人發生爭吵。我不想將此事演變成失態的鬧劇。但是,王怡、余杰、鄭牧師和傅希秋先生四位基督徒,通過抱在一起、向上帝禱告的形式,宣布剝奪我參加正常的外交會見的權利──這一幕,將永遠刻在我的腦海裡。不知怎地,它總是讓我聯想起太平天國馮秀全、蕭朝貴、楊秀清經常宣稱“上帝附體”的歷史細節,令我感到惡心。 對於我來說,這可能是歷史性的一幕。(2)5月9日我乘飛機離開米德蘭。5月10日在紐約,我接到了對華援助協會美方協調人戴布兒女士的電話,經傅希秋先生的翻譯,意為向我表示“最深刻的道歉”。我隨即表示感謝,並再次告知傅希秋先生,你們所做的,是一件嚴重的不道德行為。行前,傅希秋先生一再表示,他受到了王怡、余杰二人退團和其它壓力,被迫如此。接到我的緊急信後,他表示,會作出書面道歉。傅希秋先生對我本人作出了多次幫助,我至今對他深懷感激,而且我對他多年幫助國內受迫害的家庭教會的工作持高度贊賞態度。但在此事上,我對他深不以為然。我告知他,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3)在向北京的高智晟律師通報事態時,我說:當時我已向王怡指出,“見不見布什,對你們很重要,對我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但我接受不了這種一道出行、而通過密謀非法剝奪我的參與權的行徑,這對我來說,乃是奇恥大辱。而且,它所傷害的,絕非我一個人。范亞峰甚至在電話裡哽咽了起來,傷我實為在傷他,他被他最要好的私人朋友王怡、余杰從背後連捅了幾刀子(不是一刀子),其心靈的創傷可想而知。我對高智晟律師說:見不見胡錦濤、溫家寶,可能對我們還有一點兒重要。我們可以去和他們談政改,談法治,談家庭教會、法輪功學員、上訪群眾受到迫害,談基層選舉──以一個公民對待公仆的姿態。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事業,需要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媒體和政府的聲援,但主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靠全體中國人努力,其中包括中國政府內部的改革者和一切良知尚未泯滅的人士的努力。在美國訪問的各個場合,我都注意到保持尋求國際社會對維權運動的聲援和捍衛尊嚴與國家利益、批評和贊揚的均衡。能夠投身於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事業,我深感幸運。我想,我所受到的傷害,不僅僅屬於我個人的遭遇,我如長期將之隱瞞下去,於民間社會的健康成長極為不利,會不斷有人掉進同樣的陷阱。經過審慎考慮,綜合了各方面意見後,我將之正式公布於眾,是邪非邪,由人評說。趙達功:個人行為不能代表獨立中文筆會余杰、王怡等在美國的言論不代表獨立筆會的立場,他們祇代表他們個人。獨立筆會是一個維護寫作、出版自由的作家組織,獨立筆會會員可以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黨派、不同民運組織成員,甚至也可以是共產黨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加入獨立筆會必須承認筆會章程,這是前提。當然余杰、王怡等人是獨立筆會會員,他們為宗教自由和中國民主自由事業斗爭和吶喊,作為筆會會員應該高興。不過我要強調,筆會不是宗教組織,引領筆會維護寫作、出版自由的的不是宗教信仰。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西方諸多民主國家大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佔多的國家,可她們不是宗教國家,恰恰是政教分離才是特征,也許教徒可以代表一個教會組織或觀點,但決不能代表整體的中國民主力量。我個人的觀點一直很明確,宗教不能救中國,救中國的祇能是民主自由理念。多的不說,台灣、韓國、日本、印度以及東南亞諸多民主國家,哪一個標榜自己是因為宗教的原因,看看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同宗教信仰者所佔的比例吧,我們應該很清楚了。 郭飛雄聲明 趙達功老師的說法是正確的。王怡、余杰的行徑與獨立作家筆會無關。我在今日行文時已注意到這一點。但5月9日的緊急信的確原文如此。這次發表時我無權更改原文。否則就不真實了。當時之所以這樣行文,是鑒於在交涉的那幾日一些人士在網上按王怡、余杰的口徑進行有意的誤導性的宣傳。現在看來,當時的行文過於匆忙了。正確的表達應該是將“獨立作家筆會”後面加入“個別人”。 我對獨立作家筆會的老師們和朋友們在我入獄期間對我和太石村民的救援懷有永遠的感激。

附件二:李柏光公开信

2006年5月22日23:40:17(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李柏光-在白宮布什總統的客廳做客對華援助協會2006年5月15日首發

2006 年5月8日早晨,美國德州美德蘭(MIDLAND)縣城一座辦公大樓的14層會議室。為期一周的聖經學習即將開始。就在課程開始前十幾分鐘,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先生接到電話,然後告訴我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美國總統布什決定5月11日上午10點半在白宮橢圓型辦公室接見參加由對華援助協會和中國法律與宗教研究所在華盛頓哈德遜(HUDSON)研究所舉辦的“中國自由高峰論壇”的中國大陸代表團成員。而我是該代表團成員之一。

附件三:余杰的声明

余杰關於與布什總統會面情況的聲明

2006年5月22日23:40:17(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

此次我和王怡、李柏光在白宮與布什總統的會面,我們本人從未作出過任何直接的努力。在華府召開的宗教自由峰會期間,對華援助協會曾經向白宮方面提出申請,但一直未有回應。因此,會議結束之後,我們赴德州米德蘭參加聖經學習,五月八日晨(亦即正式會面三天前)才突然獲得白宮的通知,表示可以安排會見。米德蘭教會的教友們高興地告知我們,教會的數千弟兄姊妹從布什總統第一屆任期履新之日便開始懇切禱告,希望總統在任內接見中國基督徒和家庭教會成員,他們為此禱告了六年,神終於垂聽了他們的禱告。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這是一個神跡。

關於這次會見,我個人有如下的理解:

第一,按照美國政府的運作規律,稍微有常識的人都應當清楚地知道:布什總統會見何人、不會見何人,是由布什總統及其幕僚最後決定的。任何人沒有權力代替白宮作出這樣的決定,任何人也沒有能力阻撓白宮見其他人。一個重要的信息是:在正式會見前一天,中共當局還正式發出照會,要求白宮取消此次會面,但白宮不予理會。

第二,這次會面,白宮方面釋放出的信息非常清晰,乃是對宗教自由的嚴重關注。同時,也是作為基督徒的布什與三位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之間的私人交流,因此會面的地點不是公事公辦的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而是溫馨輕鬆的總統私人會客廳。參與會面的其他白宮官員亦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此次會談的重心是中國家庭教會的現狀以及我們個人的信仰見証,會談結束之前布什總統還帶領所有在場的人牽手禱告。顯然,這樣的場合非基督徒的參與是不適宜的。

第三,我和王怡也對會談的性質也有著清晰的定位。我們事前向白宮方面表示了如下的意見:此次會談是的核心是宗教自由問題,我們會把布什總統看作是主內的弟兄,會談理應是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美好的交通。我們會談的內容當然也會涉及普遍意義上的人權問題等,但所有的一切都當在基督真理的光照下,對於我們來說,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如果此次會談的性質屬於總統接見中國的民運人士,我和王怡明確表示將婉拒之。首先,我們對自己的定位並非為“民運人士”,我們對自己的定位是:作為基督徒,我們追求和捍衛信仰自由﹔作為中文寫作者,我們追求和捍衛言論自由。其次,如果白宮接見中國的民運人士,我們並非恰當的人選,那些長期以來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民主制度、並為此而付出巨大代價的、我們亦一直懷有敬意的人士更有資格獲得接見。白宮方面充分考慮並肯定了我們的意見。

第四,此次會談,我和王怡、李柏光均以普通的中國基督徒、家庭教會成員的身分參加。我們從未聲稱過我們“代表”中國的基督徒和家庭教會,甚至也沒有聲稱過代表我們所在的“方舟”教會和“秋雨之福”團契。我們更沒有聲稱“代表”獨立中文筆會,雖然我們三人都是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但在會談中從未涉及此身分。因此,某些因為此次會談而導致的對獨立中文筆會的攻擊是毫無道理的。

第五,我個人不認同將此次會見作“泛政治化”的闡釋。我願意傾聽教會內外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但對所有的攻擊和辱罵不作任何回應,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自己不知道。

願上帝的公義和慈愛早日降臨中國。

附件四:王怡的公开信

DWNEWS.COM– 2006年5月22日23:40:17(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

王怡:致楊茂東(郭飛熊)先生的公開信

尊敬的楊茂東(郭飛熊)先生:

您好。五月八日中午,我與傅牧師一道,在對華援助協會的辦公室告訴你我和余杰的決定,我們二人不願與你一起前往白宮參加與布什總統的會面。做這個決定對我是困難的,但也是堅決的。我完全理解這件事對於你個人的傷害。也願意在此公開的向你誠懇地表示歉意。我願意為此決定負擔輿論和道義上的一切指責。

我們交往已經數年。二○○二年你請我去四川遂寧作步雲鄉長直選的田野調查,後因為我們對直選的看法迥異,我拒絕了對選舉進行宣傳推廣的出版計劃。這件事得到了你的諒解。在這件事上你對我學術與政治立場的尊敬,使我一直對你保持敬意,也由此將你視為同道的朋友。在你的小說《李世民》中,你的一些想法和政治理想,開始使我產生距離。二○○五年你組織反日游行,撰文抨擊焦國標等。你的民主理想中所蘊含的某種民族主義與孫文主義情結開始使我憂慮。你在被羈押中的絕食行動令人尊敬,但這一事件本身我是堅決反對的。我和余杰也曾勸說與你合作的主內弟兄,與你的道路保持距離。但在太石村事件中,你的勇敢和擔當,重新贏得了我極高的敬意。你在出獄後所說的“不流血、非暴力和無敵人”,幾乎令我徹底改變了對你的看法。這一次來美國,參加“中國的宗教自由與法治”研討會,這是傅牧師的邀請函所載明的主題。傅牧師的對華援助協會長期以來關注家庭教會的維權和中國的宗教自由。盡管因為所謂“政治化”被一些教會疏離,但海內外大多數基督徒和廣泛的維權人士都尊敬和感謝他的工作。如我曾參與辯護和調查的蔡卓華案和華南教會案,都和對華援助協會的長期關注和支持有莫大關系。我和余杰來到華盛頓後,才知道你也與會。盡管略有詫異,因為你並未參與過教會的信仰維權。但我們理解是負責安排的主內弟兄希望幫助你出來走走。我在第一天也向你表示我的個人意見,希望你能在美國多呆一段,多看多聽,少表態。

不過在後來幾天的行程中,我們對你的一些言行產生了負面的評價。對你和我們的主內弟兄對局勢的盲目判斷,對某些想法的固執和膨脹,以及在與美國國會及其他部門交往中的措詞和態度,產生了極度反感。在此過程中,作為你的朋友,我沒有主動與你進行推心置腹的交流,盡到我對你的負擔。這是這段時間來我對你感到虧欠的地方。也對我們最後的決裂負有極大的責任。

五月七日下午在米德蘭的教會,我們約傅牧師談話,交流了對你的看法。提出既然會議已經結束,希望他不再以對華援助協會的名義,為你安排任何的見面或其他機會。我們認為因你在維權運動的作為而受到的廣泛尊敬,你會得到各種機會。但我們認為教會維權機構不適宜再介入其中。這樣的建議出於我們作為基督徒對於教會的一種責任感。就是教會的維權要謹守聖經的教導,不怕“政治化”又要反對“政治化”,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運動。傅牧師同意我們的看法,告訴我們你已決定在八日下午離開米德蘭去紐約。我們認為此事已經結束。我們的追求不盡相同,但我們彼此的關系得以保全。

但五月八日傅牧師忽然宣布布什將會見我們四人的消息,我們才知道傅牧師和米德蘭的牧師聯盟一直在為這樣的會面努力。這是我們事先完全不曾知情的。當你在午餐酒會上講話,宣布這是美國總統近十年來第一次決定接見“中國民運人士”。我和余杰交流意見後,作出了這個決定,如果你去,我們二人選擇退出。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個捆綁的見面,我們必須對這一會面之於國內教會及其傅牧師所在機構的影響負責。我們也感到必須結束這一次會議安排的錯誤。這件事的嚴重性遠遠超過我們個人的榮譽和得失,這也是我們和三位牧師需要單獨在一起禱告,所要仰望和尋求合一的內容。後來我下樓找到李柏光,告訴他我們的意見。請他自己決定是與你一道去白宮,或者認同我們的意見。柏光表示他會禱告,並一切聽從傅牧師的安排。如你所知,傅牧師的決定是向白宮說明你的情況,請你退出並請求你的諒解。這一決定是在我和余杰堅持退出的情形下作出的,理應由我們負擔這一決定對你的傷害。

這些情況本來是我打算在當日一一向你說明並請你諒解的。但當你得知這一情形下,當場翻臉,拒絕與我交談,並請我出去。我感到沒有辦法與你交流。因此祇是借與國內弟兄通電話,間接向你表達了一些想法。並表示希望通過其他的渠道而不是傅牧師的渠道去為你安排這樣的機會,隨後你在震怒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令我更加震驚,也堅定了拒絕與你一道去白宮的決定。不但作為基督徒,家庭教會的維權既有尋求政治公義的一面,也有順服掌權者的一面。我們不能把這樣的追求與你指稱的 “中國民運”並列起來。而且作為維權人士,我們也絕不能為我們所不能認同的維權運動的某種危險的趨勢背書。

從你所透露的細節,我才發現直到獲知白宮見面的消息之前,我和余杰、柏光才是一直被蒙在鼓裡的人。在我看來這真是神的奇妙,進白宮的三位基督徒是事先什麼都不知道的人,知道和籌劃的人卻一個都沒去成。謀略,謀略,中國的自由民主靠的是謀略嗎?信仰自由靠的是謀略嗎?在我看來,靠的是對上帝之愛與公義的仰望,在非基督徒的秋風兄看來,靠的是道德力量的積累。這件事最後的結果,無論見面或者不見面,都不是出於人的手,而是出於上帝的手。我請求你的原諒,也期望你能在這件事上看見人的作為的有限與落空。我也希望我的弟兄能在這件事看見自己凡事陷在謀略之中的危險,回到對上帝的單純的信靠上。

我們都知道,在你的努力下,美國的國安會在會面前對此事作了調查和評估,也作出了他們自己的決定。沒有人能替白宮決定總統見什麼人,但我和余杰可以決定自己是否退出。這一決定不受任何人所謂投票和民主的制約。我們的退出被理解為傷害你利益的一種威脅,並在事實上導致了你失去這一機會。這一次會議安排的某種錯誤,最後以我們扭轉這一錯誤並因此對你造成傷害的方式結束。我在此向你表示我的歉意。並且我對你的某些評價和觀察也有可能是片面和苛刻的,如果今後証明我錯了,我將再次向你致歉。但當我和余杰一致認為與你一道見布什的後果可能更嚴重時,我們很高興選擇了目前的結果。

我想假如各種分歧和安排能夠在事先被討論,就不會導致最後這樣尖銳的分裂。所以我的一貫看法,謀略就是地獄,無論對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來說,有所為有所不為,是非的界限都是最簡單的。出自道德,不出自權謀,出自敬畏,不出自血勇。希望你能接受這句話。我們三人作為參與維權活動的基督徒,與布什的這次見面,本可有雙重的理解、意義和推動。但你的公開信,將教會維權與維權運動的民運化的分歧,以公開決裂的形式表達了出來。也將保守派的維權運動與激進派的維權運動的分歧顯明了出來。幾天來我一直在想,感謝這封信,這也是神在此事上一直掌權的美意。分歧的公開不一定就是壞事,民主化需要的不是無原則的統一戰線,而是彼此客氣的市場細分。之前我在此事上的態度是默然不語,不願對你和其他人有所批評。但幾天來我考慮再三,決定寫這封信,既在此事的後果上向你道歉,也同時敘述事實和我個人對你的偏見,表明我的反對立場。

道不同不想為謀。但我在心裡仍將你視為一個朋友,如我這次對你說的,我對政治事務不感興趣,但我和無數人一樣,期望看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家的出現。當某種現實的民主政治的夢想來到時,我樂意將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名譽和努力,為那些值得尊敬的民主政治家背書。但在今天,我們要走的路是如此不同。我真誠的希望這一次分裂以我的道歉結束,然後各自努力,彼此尊重,彼此祝福。因為不相為謀不等於相互怨恨。在紐約,曾有朋友出面邀請你與我一起聚餐,化解沖突。我去了,期望能有一個向你當面道歉的機會,可惜你不願來。

五月八日後,我們曾多次在一起為你禱告,求神平息你的憤怒。我也會繼續為你禱告。如果這一次的事情將使你遠離了上帝,求神將這罪歸在我的身上。我作出了這一不後悔的決定,也背上了這一個十字架。

在你未曾成為我的主內弟兄之前,我將恆切為你禱告。

與你持不同政見的朋友:王怡2006-5-22

附件五:发起人部分文章

个人自由的界限与公众人物的责任

——兼论“拒郭事件”前后余杰与王怡的卑劣

—还学文—

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观察着晚近踏上信仰之旅的余杰们,自奉蒙了神的拣选,当仁不让地替天行道的等等种种乖张之论。个人的信仰在他们手里一时化为宗教裁判的利器,毫无顾忌地横扫着他们视为异己的一切。

于是不由得想起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的一段话,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了这个真理,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这也是一种信仰,一种极权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和思想根据。极权的恶,不仅在于残害与毁灭个人,它还摧毁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把专断的思维以及心理模式铸入人们头脑和心灵、制约人们的行为方式,腐蚀社会生活。于是,一本敬畏与谦卑之情的宗教信仰,一变而为无限地膨胀个人和无度地讨伐异己的根据。我注视着这种因皈依基督教而更无约束的乖张,看不出他们这荒腔走板的信仰之旅还要向何处去。

终于,发生了这一次的“排郭运作”,这样一个无论社会伦理还是政治行为规范都无法容忍的事件。这是余杰们那长期未得否定和清理的专制文化心理的一次恶性爆发,我虽然不觉得完全意外,但卑鄙以致如此,恶劣以致如此,还是令人震惊。

从白宫的新闻发布以及余杰、王怡、对华援助协会和李光柏在郭飞雄公开信之后发表的公开文字中,可以确定这样一个没有争议的基本事实:

应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所邀请,上述四人在参加于华盛顿举行的中国自由状况高峰会议期间,2006年5月8日从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获知,美国总统布什决定5月11日上午10点半在白宫椭圆型办公室接见参加由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所在华盛顿哈德逊(HUDSON)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自由高峰论坛”的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由于余杰和王怡的有效阻挠,通过促成这次会见的对华援助协会,成功地将郭飞雄排除出会见。

党同伐异

看过余王二人在“排郭”事发之后的辩解,禁不住从牙缝里鄙夷地挤出两个字,“卑鄙!”

他们竭力强调与郭飞雄有意见上的分歧,似乎这样一来,无论怎样的作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了。以至于甚至在他们被迫回应的文字中,都见不到丝毫的愧意。大千世界尽是不同,即使局限于个人的意见与行为,“不同”也不必是势不两立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据,更何况这里涉及的是公众事务。为(wéi取第二声,作动词用)公行为的准则是公共利益,对公众人物而言,以“同”、“异”为抉择,是不能容许的犯规。美国总统布什要会见的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他们并不质疑郭飞雄这一身份,那么那些“不同”又有什么相干?君子可以和而不同。或者他们与郭飞雄之异已形同水火,所以不惜党同伐异。既然“排郭”不能光明正大,那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余王结党置郭飞雄于死地背后所营之私究竟为何?

在这次整体的行程中,余杰王怡都是客人,反客为主,是违背常情的。而他们竟能裹挟邀请他们并且促成会见的主人对华援助协会和傅牧师,迫使他替他们背书,代他们犯过,因他们受累,玩他们于股掌之上,还美其名曰,所以如此,是为“傅牧师所在机构的影响负责”。而早在得知布什会见消息之前,王余二人便已预先约谈傅牧师,要他不再以对华援助协会的名义为郭安排任何见面或其他机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维权机构不适宜再介入其中”。对于来自大陆的主内新人这种反客为主、攻势凌厉的干预,没有经历过共产党文化的人难以料想于万一。“排郭”的运作给傅牧师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一句“基督徒也有犯错的时候”就尽在不言之中了。假公器图私利,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把郭飞雄恶斗出局在先,强把布什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会见做成“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在后。事发之后,王怡声色俱厉地声讨“谋略”;余杰理直气壮地以神的名义,引圣经的话,说他“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做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言必称上帝,而上帝不过是他们随心所欲的工具。你看他们信什么呢?信仰爱和公义,还是信仰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信仰能够变形至如此,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政治反抗?

余杰和王怡两人毫不隐讳,他们“排郭”,就是要撇清与民主人权运动干系,还以圣经的名义提出一个自己为名正言顺的理由,“不能介入政治反抗运动”。自诩追求和捍卫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却要与人权政治撇清,岂不是掩耳盗铃?自由,作为一种由制度保障的权利,请问,哪一种争取自由的行为在极权专制的压迫下能够免于成为政治反抗呢?2000年前,如果不是基督教的形成不能见容于当权者,耶稣怎么会被钉上十字架?如果他们尊重历史,就不能否认,波兰的天主教运动是直接面对共产党专制的最广泛的政治反抗。要求和捍卫基本人权成为政治反抗,在极权制度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今日中国,或者追求自由,那么就无法回避政治反抗;要么“顺服掌权者”,那就免谈自由。这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可供顺服当权者在自由的旗帜下藏身,尤其是涉及到对专制制度生死攸关的信仰与言论自由。余杰王怡不至于糊涂至此,不明白他们自己是从政治反抗起家并从中积累起政治资源而成长为公众人物的。因此,今天他们“排郭”这种强烈撇清政治反抗的表态,显然成为“顺服掌权者”的一个明确信号。

会见“私人性”的想象——余杰的一厢情愿

为了辩解“排郭”有理,包括对华援助协会在内,事后一直谎统称布什总统的会见是与基督徒的会见,余杰的公开声明中更刻意称之为“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虽然被排除于“运作”之外的会见参与者李光柏明确表示,傅牧师告知的是,美国总统布什决定会见“中国自由高峰论坛”的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

余杰居然想出以“团契”性和“私人”性为“排郭”护驾,理由是,“会面的地点不是公事公办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是温馨轻松的总统私人会客厅,参与会面的其他白宫官员亦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似乎不是美国总统布什的正式会见,而是基督徒布什的查经班。自以为是的余杰居然没有事先核对一下关于会见的美国官方文本(白宫的五月十一日的新闻发布)“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ets with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hursday, May 11, 2006, in the Yellow Oval Room of the White House”。我们设想,他应当明白,布什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官邸白宫内的活动就决定了它的非私人性,而且也应该了解“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的意思是“中国人权人士”而不是其他。那么,作为人权人士的郭飞雄先生参与会见就是题中之义,把他排除在外,才是“不适宜的”。此外,把白宫新闻发布中“Yellow Oval Room”(橙黄椭圆厅)解释为总统的私人会客厅,也欠缺基本的逻辑一致性。照余杰,如果椭圆形是办公空间的标志,那么不正表明这间橙黄椭圆厅是正式的公共空间吗?而“温馨轻松”的气氛也不必为私人性空间所独有。

在“排郭”大功告成并且尚未被揭露出来之前,余杰记录整理的“与布什对话”(不掌握原始资料,当然无从判断,这是余杰的“记录”,还是他的创作),就已铺垫了所谓会见的“私人性”,是防患于未然吧。

布什总统说:这是我私人的会客室。我通常在这里接待我个人的朋友,我曾经在这里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你们是勇敢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会见你们。我非常愿意倾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即使如此,这段话也无助于为余杰背书。“私人”也罢,“个人”也罢,这个布什总是美国总统吧,尽管无须排除他可能同时也是这一会见中并非以私人身份出现的达赖喇嘛的私人朋友。

我既不愿设想:余杰并不真的相信他总统会见“私人性”的文本,不过是用来作“排郭”的挡箭牌,果真如此,那就是公然的欺骗;也不乐见:他是诚实不欺地向公众陈述自己所相信的真相,以为自己真是贵为美国总统的私人访客而进入白宫的,真是那样,他的智力就大成问题了。不幸的是,或者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这都是对余杰一向自诩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真心追求它们的人群的不幸。余杰“私人性”的精心设计,是示意当权者“不反抗”的政治秀,所谓“基督徒之间的温馨会面”到头来不过是一件遮掩自己的皇帝的新衣。

余杰还不无得意地提到,会见中他建议“美国政府和国会对某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他是不是把美国总统错当成大独裁者了?布什告诉他,对于私人,美国政府不能施行监控,只能希望“在舆论和股东的压力下”,使这些公司停止他们的错误行为。知名的余杰对于民主政治常识的无知,实在是始料未及。感谢冥冥之中有天意,自欺与欺人都不能长久。

个人自由的界限和公众人物的责任

“公”还是“私”,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对于公众人物, “私人性”的权利和“公众性”责任如何界定?——他们“私人性”的权利在那里结束,他们“公众性”的义务从那里开始?

余杰王怡今天“排郭”的恶行始自公私不分,继而假公济私。公私分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要求,也是现代生活中不可违背的准则。一方面,私生活要受到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不容他人旁顾;另一方面,它必须严守私人性的分际,以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利益为界限,不得逾越。

就从所谓“基督徒的私人会见”一说谈起。

宗教,如果仅就信仰而言,那么它是个人的选择,是纯粹私人性的事务。个人选择各个不同,彼此平等;即使是公众人物的信仰,同样如此。没有谁的个人信仰有权用来评判他人的信仰以致干预公共事务。然而余杰王怡们一直假公众人物的身份,毫无约束地放任他们个人的信仰长驱直入于他们所及的几乎各种公共事务领域,从自己对其所知不详的信仰出发,肆无忌惮地使用全称判断批评及至攻击自己实际上知之不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全体,去批评中国的现状,去批评社会政治,以为他们个人的信仰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至上的,甚至主张他们的神也要主宰民主政治,不禁使人有时光倒错之感。孰不知近代宽容便是从宗教宽容—尊重个人信仰的自由与不同信仰彼此间的平等与宽容—开始的;有了民主政治、有了政教分离,宗教和世俗社会才告别了黑暗的中世纪,使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和谐成为可能。余杰从会见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就得出结论,说非基督徒没有资格参与,不仅愚蠢之极,而且十分有害。布什的会见作为美国的国家政治,并非以他个人的信仰为取舍。民主制度不允许政治人物以私人利益,包括个人信仰作为公共政治的基础,他的义务与权力的出发点是宪法,不是圣经,更遑论他的个人信仰。因为信仰不同而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绝不是正当的理由,而是不正当的歧视,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宪法所确保的平等权利所禁止的。这是民主政治的常识。信仰是信仰者个人的私事,他自有宣传自己信仰的自由,但没有侵犯异己权利;可以评人论事,但不能要求以一己的信仰为准。只要是在一个不再是绝对封闭的社会,就没有哪一位知名人物,可以凌驾于公共准则之上而不受到公众与社会的监督和约束。

信仰,超出个人的范围,就进入了宗教的领域,一个社会和公共事务的领域,就和其他任何一种自由权利一样并且一同成为公共政治的一部分。任何一种置身公众事务之中的言论和行为,就不再是言论者和行为者私事,而具有公共的和社会的意义。退一步说,即使是在被运作成为布什与中国三个基督徒的会见中,余王也绝非如余杰所一厢情愿的是作为以基督徒个人,而是以社会知名的维权人士的名义。多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会见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对于中国大陆的维权活动,对于一切基本人权和自由受到侵害和剥夺的中国的个人和群体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把他们的情况传达给外部世界,引起国际世界的关注并得到他们的声援。基于这样的公众利益,受邀参见的,不再是余、王、李、郭个人,而是受托的公众人物,在这里他们没有听凭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左右的行为自由,必须受公众利益的约束。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前去并且共同前去赴约的义务;在维权的共同前提下无论有什么分歧,都不能成为排斥郭飞雄的理由。“排郭”伤害的当然不只郭飞雄个人,“排郭”伤害和背弃的是郭飞雄的维权活动所及的人群,包括像基督徒同样有权要求和维护其信仰自由的法轮功修炼者。

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政治责任:或者自觉地从公众人物的位置上退下来;或者继续走下去,投怀到他们所顺服的当权者那里—他们在“排郭”之后应当归属的所在。

2006-6-25于德国 埃森

给余杰王怡的伤口上撒把盐

—刘水—

余王拒郭事件发生后,有人问我的看法,我今天依然保持这个观点:说轻了是排挤,说重了是出卖。我相信余王,特别是王怡的个人观点:向来不赞同郭飞熊的维权理念和做派,不愿介入郭式民运。若是参加一般会见,余王这种观点,充其量说明他们气量狭小、不懂事。但是,这次白宫重要会见,作为当事人的余王二人,持这种狭隘观点拒斥郭飞雄,暴露出二人骨子里与民运撇清的潜意识。余王不会不掂量出会见的份量:你们不代表个人。比你们能写文章,付出坐牢代价,更为执着彻底的人权人士大有人在,白宫为什么偏偏选准你们?原因在于:一,符合新兴的、年轻的民间异见力量。二,脚踩体制内外,没有被当局封杀。至少王怡还是政府高校(非民办高校)的教师,还领着政府的一份俸禄。拿中共俸禄的人,天然具有摇摆性、投机性和叛卖性;余杰没被封杀之前,出版过几本书,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亲眼所见他在南方某报发表文章,要用化名。现在能否在大陆出版著作,不得而知);三,常在地球上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至少了解西方社会,认同民主价值观。四,基督徒身份。这四点说明白宫的“度”把握的恰倒好处:给中共面子又暗施压力;同时给中国异见人士强烈信心。我们承认白宫为这次接见费劲思量,为改善中国人权作出了实质性的努力。遗憾白宫看走了眼。

然而,余王二人完全颠倒了主客身份,反客为主,要挟白宫。我不认为他们要挟的对象是傅牧师。会见时不见得他们私心太重,而是不懂事,可能还有些惶恐、紧张。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客人邀请谁,不邀请谁?你们不愿意参加,自己退出就行了,何必要提出明确条件,只要有郭飞熊参加,你们就退出(他们的要挟非常有杀伤力,明知退团可使整个会见流产)。以此刁难傅牧师,让白宫迷惑不解。再者,即使郭与你们同时进入白宫,完全可以“各自表述”,互不影响(事后证明,布什总统主动问起你们两人各自的情况)。余杰、王怡难道不懂得这样简单的常识?如果最后不是郭飞雄自己捅出来,余杰、王怡还在向外界隐瞒事实真相。错上加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不懂事”可以解释通的,而是人品的问题。

不管余王后来如何极不情愿的“道歉”、“声明”,都看不到他们两人的真诚。你们不要试图向外人摆设出忏悔的姿态,如要忏悔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只要真实回述当时的想法,给外界诚实的评价,然后取得谅解。但是,他们没有,或者说至今尚没有到自觉自愿的程度。或许再过一、二十年,他们受到上帝的呼唤,才会诚实、坦然地拉下面子,讲出他们自以为是的秘密。会见时余王二位的观点惊人的一致,我有所怀疑:他们当时掩藏了什么不同点?恐怕除他们两人外,其他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显然事先商量好了由余杰担当白宫之行的“新闻发言人”,发布媒体也定好了。可以看出二人精心策划、包装的明显意图。

准确评论余王,要将两人分开来对待,需要在各自生活背景中把握,这样才对余杰、王怡、郭飞雄、公众公允。就事论事,我觉得寻找不到他俩“为什么会这样做?” 的答案。从常识判断,他们两人的秉性、才学、胆识相距甚远。余杰较有胆识、血性、同情心,曾关注帮助入狱的政治犯。比起同龄人也远在他们之上。起码还敢喊出“我是六四的孩子”这样的硬话(余杰毕业分配被单位戏弄,排斥在了体制外,这为他的胆识、反抗打下了基调)。几年前,我在写李慎之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很欣赏他的勇气。王怡性情温和、世故。行为上将自己摆放在体制之内,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谏臣”角色。一个显见的例子是:曾为入选《南方周末》50 个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沾沾自喜。喜欢在海内外媒体秀一把,作出某种异见姿态。他的对抗缺乏作为“受害者”的苦难的积淀、醒悟和支撑,所以没有力量,常给人“投机分子”的感觉。要说谁把握不触犯当局底线最圆熟、最到位,王怡绝对名列前茅。记得几年前,有人告诉我,余杰、王怡(不很准确,如记错请原谅!)等四人,其中有个数次入狱的“老民运”,各自写了一份“遗嘱”共同存放在律师手里。准备一旦被捕,让律师讨说法。这就是他们对独裁专制政府的认识水平。余王封个博客,电话被切断,也要哭喊出来,竟然矫情到如此程度!你们只想享受所有中国人权人士积攒的“荣华富贵”,个人难道一点点“苦”也受不了?若说共同点,他们是四川同乡。我个人以为这是他们“白宫结盟”的本质原由。川人向有袍哥习气,喜欢做老大,喜欢自己说了算。哪怕面对的是什么布什总统,什么愚昧的异见作家、学者、民运人士呢!说句不好听的,难保哪天他们被捕,不出卖革命同志。我早就有一个“恶毒”的想法:把这些左右逢源、宠坏的“精英”放在中共监狱体验几年,挨打受辱,看看到底是什么成色。

这些都是个人生存处事方式,我本不该揣测、评价,但白宫会见撕开了他们个人品行的伤口,我不得不撒把盐,帮余王诊治、舔舐伤口。毕竟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会见超越了私人性质,某种程度他们代表了无数个“我”,这是其一;其二,伤害了别人,损害了笔会形象,特别是减弱了海内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诉求,而他们采用的手段太卑劣,所以,我忍不住要说出来。

这也是天愿吧,如果跟余王二位哪怕有点头之交,我不会这么尖刻的。但做人不能没有原则和底线,何况多少人是把脑袋别在腰上争自由的。自以为还算一个温和、重情的人。只喜欢跟言论不自由较真,跟警察较真,现在开始学跟“战友”较真。余王丝毫没有伤害到我,我却常常冒出“耻于与竖子为伍”的念头。几进几出,拼着老命对抗专制制度强加给我们那么多的不自由,现在瑟缩在又穷又封闭的黄土高坡,连生存机会也被剥夺了。一想到自己竟然还在跟这几个X人在一条战壕里胡球混,撞墙的念头都有。

我跟余王二人从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与郭飞雄也素无谋面。但对他们各自的招牌照片记忆犹新,相信即使在人来人往的天安门碰面,绝对认识各位的尊容。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会与余杰、王怡碰头的。只是从他们各自的文章和行动有些粗浅认识。要说最亲密的感情,就是与余王同为独立笔会会员,他们两个还是本人的领导。与王怡倒有两次插肩而过。大概03年吧,一次王怡来深圳,赵达功电话约我与王见面,因故错过了。06年4月27日,我去成都看望朋友,与王怡熟识的几个朋友提前联系了王。据朋友转告我,王怡表示有课没有时间,要等到28日晚上才有机会。27日中午,正与成都朋友在露天茶馆吃饭,突然接到广州一朋友电话,深圳警察找她回深圳谈话,跟我有关系……警方盯得太紧,我决定不在成都久留,遂在次日上午离开成都,免得连累朋友。不久后,在云南获悉,王、余去了白宫。我把消息告诉一位跟这二位非常熟悉的朋友。我们感觉十分欣慰!随后感到非常耻辱!

王怡、余杰的这七种行为,实在让人难以原谅:第一,人品低劣。以退团要挟傅牧师、要挟白宫,造成出卖老郭的既成事实;第二,不诚实。死不认错;第三,间接使所有中国民间人权人士受辱,直接让独立笔会名誉受辱。第四,软硬失度。对郭强硬,但在会见时始终很软,几乎没有提及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显得很软、很乖。对香港神学院无端强硬、蛮横。第五,会见时的所言所为,表明余王最看重基督徒身份,自觉将自己排除在国际笔会宗旨之外,继续呆在独立笔会,似在自己打自己嘴巴。第六,二人具备多种身份,什么场合适合哪种身份,他们就敢摆活出来,非常投机、圆滑。现在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定位在哪种立场,但绝对不是异见、民运立场。七,极端自我膨胀的“精英”做派,投机色彩,结伙霸道。

笔会理事会诸位是否有难言之隐,不得而知,但不可思议的保持沉默,更成为外界批评的靶标,给人感觉似乎有包庇、同谋之嫌。大义灭亲,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大家,都是好事。理事会在危机处理上,反应迟钝,无可置疑。面对会内会外的四面讨伐,为笔会形象计,我建议马上紧急召开全体会员临时大会,投票决定余杰、王怡是否适合继续担任领导角色。

200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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