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也說說:徐水良就民运派别问题答查建国先生

三妹也说说:

认为革命民主派就是一群一味要暴力革命的人,这种认识实在太偏颇。这种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也还是简单的两分法。我们认为,是否暴力革命不取决于人民,而取决于政府。如果中共政府总是以人民为敌,总是死硬地以暴力手段对付人民,则暴力革命不可避免,以暴易暴是政府造成的。而随着世界民主力量的不断发展加强,暴力革命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同样地都愈来愈小,苏、东、波革命的先例已经揭示了这点。

中共政府却有所不同,它罪恶累累,一直没有停止群体迫害和屠杀(对法轮功的迫害屠杀就是实证)。和解一定要是有条件和解,不清算中共的滔天罪行,不厘清历史,如何和解?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能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投机取巧的。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对刘晓波这样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民运败类和投机者进行严正的剖析和批驳,就是要向历史负责,让我们的子孙看到,在这个严酷的历史时刻,坚守正义和原则没有在我们这一代泯灭。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后代子孙耻笑。

有人会说,你这样的有条件和解,就更会使中共以人民为敌,使它更死硬了。那么,是不是刘晓波们的毫无原则的投机和祈求就使中共停止了对他们的镇压和控制?根本就不是。事实是,中共对和解派和抗争派同样镇压,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和解派是在特殊对待的控制下巧妙利用之,对抗争派因利用不成就使用酷刑严酷迫害。这就是中共邪恶狡诈之处,而刘晓波投其所好的投机行为也就更令人蔑视。

就民运派别问题答查建国先生

徐水良
2012-3-4日

派别分类,标准和着眼点不同,分类就完全不同。例如,按不同阵营来划分民运,可以分成真正反对和努力取消中共一党专制的真民运,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共假民运。按道德水平来划分,可以分为清流民运,和浊流民运。按温和激进来划分,可以分为温和派,激进派。按革命改良的不同态度来划分,可以分为革命派,改良派。按社会地位差异,可以分为精英民运,草根民运,等等等等。

查建国先生的分类是按各派主张的不同策略综合划分,从综合策略角度看,查建国先生的大致界限没大错。

不过,我这里也需要做些说明,纠正其中的一些提法。

本人自我定位是“革命民主派”。不赞成定位“不合作派”。因为合作不合作,取决于客观实际,我们并不排除未来形势变化时,同中共内部一定派别必要合作的可能性。所以,查建国说的“不合作派”,应该改为“革命民主派”,或者“抗争派”。

革命民主派并不笼统反对改良,也不笼统反对合作,而只是反对在目前中共顽固拒绝改良、坚持迫害反对派、隐瞒真相、根本没有和解合作可能的条件下,那些一厢情愿的和解合作派单相思地主张和解合作的幻想和欺骗。只是反对在目前中共拒绝自由民主的改良、死死堵住了自由民主改良道路的条件下,一厢情愿的幻想型和解合作改良派,坚持散播改良幻想和欺骗,顽固反对革命的立场。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革命是民众的权利,在统治者顽固拒绝改良,堵死改良道路的情况下,要实现自由民主,就必须经过民众的革命,来排除统治者的阻力,来实现自由民主。但革命的目的,主要是扫除阻挡自由民主的统治者阻力。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仍然需要革命以后,用改革(改良)来解决。所以革命派绝不反对改良,只是反对幻想型和解合作改良派散播改良幻想和欺骗。

革命民主派主张在结束一党专制、搞清历史真相、分清是非、基本恢复社会正义的条件下,实现全民族的大和解。但反对目前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幻想型和解合作改良派空谈和解,欺骗民众和反对派的欺骗行为。

我曾经一再论证,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未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很可能是和平革命,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查先生说“‘不合作派’认为非和平转型概率最大”,至少不符合本人观点,不是本人“认为”的观点。

至于说到刘晓波等等合作派,查先生说:“‘合作派’强调良性互动、和解双赢,认为和平转型为‘唯一选择’”。这个说法基本正确。

幻想型和解合作改良派的特点,就是不管客观实际条件是否允许,都坚持和解合作良性互动渐进改良,坚持反对革命。因此,一方面,他们要捏造历史,把英国美国和人类历史上一切争得当代西方民主的暴力革命,和当代苏联东欧等等争得东欧民主的和平革命,统统闭着眼睛一律抹煞,并闭着眼睛捏造所谓的历史规律,说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他们恐吓说,中国如果产生革命,就会全面内战血流成河,以此来恐吓民众和反对派。

另一方面,他们不断美化中共,宣扬没有敌人,中共不是敌人,企图消除和否定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惨痛教训,付出了8千多万生命,以及革命民主派通过三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启蒙,好不容易才认识到的、中共不是人民救星、而是人民死敌的启蒙成果,消除非常宝贵的、用几十年实践几千万生命、才换取的非常来之不易的认识,企图让中国人倒退到文革前认为中共不是敌人的愚昧蒙昧状态中去。

刘晓波和其他幻想型和解合作改良派,不断欺骗民众,说中共“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中共“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说中共监狱“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见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中共顽固坚持侵犯人权,迫害异议人士和一般民众,残酷镇压和迫害敢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权利,包括保护自己房屋土地的民众,以及中共监狱不断动用酷刑的事实,不断揭穿刘晓波及和解合作派的这些谎言,给他们一记又一记的耳光,说明刘晓波和和解合作派编造的理论和事实,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并不断暴露着刘晓波等幻想性和解合作派,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献媚中共,又要冒充反对派英雄的卑劣形象。合作派中的线人,则一步一步不断地暴露他们的线人本质。

再说一遍,幻想型和解合作派或幻想型改良派,他们的理论和主张,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欺骗。

附:

       查建国:如何认识民主派中之派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今中国政治派别从大的方面分可讲有三。一是毛派,二是主流派,三是民主派。民主派中也可分四派(角度不同,可有各种分法)一是“类毛派”;二是“合作派”;三是“不合作派”;四是“暴力”派。理念决定判断,判断决定行动,试从政治理念、形势判断和行动方针及表现三方面分析四派之差异。

政治理念上“类毛派”虽非等同毛派,但靠近、类似毛派。反对基本否定毛及其事业,推崇“重庆模式”;“合作派”强调良性互动、和解双赢,认为和平转型为“唯一选择”否则要全面内战血流成河;“不合作派”认为非和平转型概率最大,不寄希望于上层,大规模抗议引发暴力镇压再到上层分化是突变之三部曲;“暴力派”以杨佳为精神领袖,强调以暴反暴为人民天然权利。

形势判断上“类毛派”看好薄氏,认为王立军事件揭开上层内斗大戏;“合作派”乐观多于悲观,对主流派的每一点言行“进步”总给予充分认可;“不合作派”评估形势要严峻多于乐观;“暴力派”则对主流派彻底失望,认为非暴力努力已经失败。

行动方针上“类毛派”怀旧、挺薄、高举“民族”与“民粹”大旗;“合作派”热衷“建言献策”,各种由主流派主导的路线图、突破口等政改方案层出不穷,要求与执政主流派开始对话;“不合作派”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即终身不为曹贼设一计)”,是“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专盯主流派问题而攻之,是文攻武卫式的颜色革命,是各自为战,顺势而为,蓄力待发;“暴力派”则是单线联系、铁的纪律、定点瞄准,为各种暴力反抗事件鼓与呼。

“类毛派”代表人物王希哲、李文采大概可算之一之二。“合作派”代表人物有刘晓波、秦永敏、王策新成立的共和党及炎黄春秋杂志作者编者群体等等。“不合作派”中民主党主流、魏京生、徐水良、张三一言、刘国凯、伍凡等可为代表。“暴力派”代表中王有才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风头最劲。

代表人物之说可能挂一漏万,甚至说错,正如派别之分也可圈圈点点。本来各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此一时,彼一时变化转换均为正常。不贴标签,非黑即白因人废言,不搞文革中造反各派的划派为牢派性至上,不搞伊教中不同派别的恐怖主义,不搞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度有节有礼文明博奕。存小异求大同力求共进,时事造英雄,其事非功过历史自有评说。

北京查建国2012年3月4日

网路文摘—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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