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还是新剽客? 余杰又抄袭被抓了现行

孟公绰

引用与抄袭:也来剥一剥才子余杰的皮

  
  余杰是我的系友,而且同是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说起来也算是同门,但我们并不认识,我也不曾关注过他。大约是两年前,媒体风传余杰剽窃他人文章,我毋宁相信这是谣传。堂堂才子,哪里犯得着抄袭。况且,他爱抄袭不抄袭,关我什么事呢!直到在天涯论坛的关天茶社有人说我抄袭余杰的文章,我才去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是余杰抄袭了我的文章,故此在关天做了一番小小的辩白。此后,我也不再关心这事。但前两天,我看见王峰先生在“生于七十年代新学院论坛”转贴了一篇余杰的《刻薄钱钟书》,发现有一段文字,似乎是我写过的,我拿自己的文章对照了一下,果然是全部照搬。我便跟帖指出余杰是在抄袭,“新学院论坛”的朋友们很是愤慨。龚刚先生还专门去找了余文的出处,发现刊在2002年11月1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朋友还帮忙查到《粤海风》杂志2002年第5期刊有余杰《漫画钱钟书》一文,这篇文字据说首发在“任不寐论坛”,里面也有一段是抄袭我的文字。我印象里的余杰,是以文化批评著名的,一会儿要剥钱穆老先生的皮,一会儿批评某先生道德操守有问题,何以他自己连基本的文德也没有呢!“关天事件”之后,我没有站出来揭露他,一是看在同门之谊,二来不愿多事。本以为他见好就收,万万没有料到他居然好意思接连在传统媒体上公开发表。事到如今,我不出来澄清事实,以后别人说我抄袭余杰,我岂不是吃哑巴亏?

  我被余杰才子相中的文章是《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具体什么时间写的,我已经记不得了。这篇文章我在很多论坛贴过。印象里最先应该是在“中年社区”,或者“龙汇庄园”,署名“唐时李太白”(这两个社区最近出了一些问题,暂时不能查询旧帖)。我在“天涯关天”贴这篇帖子,是在2002年1月5日22点55分,署名“孟公绰”。这篇帖子贴出来之后反响较大,有很多朋友跟帖发表评论。半个月之后,有一条跟帖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网名untitled的网友转贴余杰的署名文章《漫画钱钟书》,还加了一段按语:“孟公绰是余杰吗?楼顶的文字(指我的文章)和下面余杰这篇有几分相象,而且不少字句雷同。”转贴注明来自“不寐思想论坛”,在天涯发表的时间是2002年1月20日4点12分44秒。我当时觉得奇怪,不至于两个人会不谋而合,以至于于字句都雷同吧。仔细比较过两篇文章之后,我具体指出了余杰的哪一段文字是抄自我的文章。余杰发在“不寐思想论坛”的《漫画钱钟书》和发在《粤海风》的略有不同,后者对前者有所修改。前一篇更可以看出余杰对拙作的抄袭。“不寐版”《漫画钱钟书》的后面三段,基本是抄袭我的文章。倒数第二段几乎是完全照搬。余杰是这样写的:

  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正如论者所云:“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未必能看得起谁。于钱钟书的立场,杨绛大约是自己之外第二个聪明人吧(第三个聪明人自然是他们的女儿)。聪明的人到了一起,将其他的人拿来做菜,是颇可以开胃的。智慧的嘲讽,大约是这对刻薄夫妻的最好娱乐。看得太醒透了,偏又是刻薄的智慧,能有几份真情呢?他们的爱情,只怕是索然无味。”

  论者所云之下,完全是我的文字。余杰加上“论者所云”四字,可以肯定这不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姑且把这叫做“引用”。但既然是大段直接引用,为何不指出这段话的作者是谁呢?其实,这段“引用”之外的话,“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固然不是我的原话,但却是对我的文章隐括。我的文章,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发感慨。

  至于“不寐版”《漫画钱钟书》最末一段,讲钱钟书骂冯友兰的一段公案,以及倒数第三段说钱钟书因为老同学胡乔木的关系翻译红宝书,也是我的文章里写到的。这些事情,几乎世人皆知,我说余杰抄袭,余杰不会服气。但最末一段的文字,有一些确实是来自我的文章。且看:余杰是这样写的:

  据说八十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而且说的也是事实。

  我的原文是:

  前几年还有一个公案,据说钱钟书80年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按钱钟书的脾气,我们宁可相信是实有其事。冯友兰是两截子人,而且确乎是害了川岛先生,我们不必为尊者讳。

  “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这几句,完全是照搬,而且没有加“论者所云“的标记,不能算引用,只能算剽窃。其他的字句,也没有什么改动。

  正是有了这些证据,我自己跟帖指出是余杰抄袭了我的文章。我就是“论者所云”的“论者”。大约余杰看到了我的跟帖,《粤海风》版的《漫画钱钟书》做了技术上的处理,“论者所云”下我的一段话(“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只怕是索然无味。”)被全部拿掉了,换上了别的论者所云。但最末一段还是留下了狐狸的尾巴:“宗璞哪会接受?乃前去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帮助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余杰才子恐怕想不到我是这句话的始作俑者吧。意思可以差不多,但我不信余杰能为这句话找到另外一个出处。这是余杰抄我文章的铁证。

  《刻薄钱钟书》的内容和《漫画钱钟书》大同小异,只是在剪裁上更用心了一些。没想到这一次,文章的最后一段竟然又是照抄了我的文章。余杰写道: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却如此刻薄。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两人真是难得的谈话对手。难怪后人会感叹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我的原文是:

  钱钟书下世之前,抛出了一本《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如此刻薄。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真不好意思,又是一个铁证。余杰自己在“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这段话之前,加了一句“难怪后人感叹说”,说明这话是他看来的。这是很合理的引用。我不是名人,不提我的名字本无所谓。可是此前的一大段话,分明也是我的,何以就成了他余杰的呢!

  余杰好歹也是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基本的学术规范总该知道。“引用”和“抄袭”的界限,不至于这么不清楚。余杰读的是近代文学,师从名师夏晓虹教授,我自然不必去怀疑他的古代诗歌修养。但关于陈石遗和黄晦闻诗艺的高低,我是专门向吴小如先生请教过的,我说陈石遗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这样的话,是因为有太老师的意见撑腰。万万没有料到余杰这样认同我的意见,竟至于把我的话当成他自己的。

  我向来是以庸人自居的,也不会写什么文章,拙文能为名满天下的才子余杰不弃,鄙人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中国历来有“物以类聚”的古训。我很担心,拿这样的东西去做什么启蒙思想家,是不是有点太滑稽?此外,余杰目前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营生,多发稿子也是生存的需要,这一点我很理解。可是总不能同一时期的稿子就既炒自己的冷饭,又抄袭他人文字吧。贫瘠至此,不做思想家也罢。

  附录:乾嘉考据讲究“无徵不信”,我也不愿意担一个血口喷人的恶名,且把我的《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余杰的“不寐版”《漫画钱钟书》、“粤海版”《漫画钱钟书》、以及发在《羊城晚报》的《刻薄钱钟书》都附在这里。

附录一:檀作文《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

  刻薄的人常有好文字。钱钟书的《围城》是最好的证明。

  但我讨厌刻薄的人,以及刻薄的文字。对于钱钟书,真是半点好感也没有。钱钟书太刻薄了,读他的文字,让人觉得骨头凉。他这样嘲笑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有些搞古典文学的人并没什么才气,他们和长着丑脸进妓院做婊子的女人一样好笑;所以一有机会,他们赶紧改行,就像做婊子的急于从良。他又这样嘲笑某图书馆馆长:他守着那么多善本却不知道用,就像一个太监守着三千佳丽。

  前几年还有一个公案,据说钱钟书80年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按钱钟书的脾气,我们宁可相信是实有其事。冯友兰是两截子人,而且确乎是害了川岛先生,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但钱钟书也未免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外语好,凭了清华三龙之一的同学胡乔木的关系,翻译红宝书,自然不怕红小兵找麻烦。别人可没有这样的运气!

  钱钟书下世之前,抛出了一本《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如此刻薄。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我一直怀疑钱钟书与杨绛的婚姻能有几分真诚。《围城》真是太绝了,让人无话可说。钱钟书绝对是个什么都看透了的人。以他那样的聪明,看透了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将人生看得太醒透了,如何来生活呢!爱情和婚姻是最不能看透的,看透了一点意思也没有。明知道咀嚼的是粪便,还能津津有味地嚼出张笑脸来,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我很疑心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

  名利看透了,尚可以做到“逃名而名我追”,这是黄老一派的策略。钱钟书的名字,正好暗示:书中自有黄金屋。
  婚姻不是名利,莫非也能用上黄老一派的策略?
  我问朋友:钱钟书和杨绛为什么能在一起生活?他们都是看得太透的人,未必有几份真情。
  朋友说:是智慧。爱情须以欣赏为前提,且要靠智慧来经营。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相互欣赏,但我相信他们的爱情是靠了智慧的经营。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未必能看得起谁。于钱钟书的立场,杨绛大约是自己之外第二个聪明人吧(第三个聪明人自然是他们的女儿)。聪明的人到了一起,将其他的人拿来做菜,是颇可以开胃的。智慧的嘲讽,大约是这对刻薄夫妻的最好娱乐。

  《槐聚诗存》里有几篇仿李义山的诗,声情并茂。但我疑心是做出来的。看得太醒透了,偏又是刻薄的智慧,能有几份真情呢?

  他们的爱情,只怕是索然无味。

附录二:余杰《漫画钱钟书》(不寐思想论坛)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机锋。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写钱钟书、杨绛夫妇。

  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他们何尝对中国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们还不是拼命讨好清华同学胡乔木,靠着这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躲过浩劫。

  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正如论者所云:“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未必能看得起谁。于钱钟书的立场,杨绛大约是自己之外第二个聪明人吧(第三个聪明人自然是他们的女儿)。聪明的人到了一起,将其他的人拿来做菜,是颇可以开胃的。智慧的嘲讽,大约是这对刻薄夫妻的最好娱乐。看得太醒透了,偏又是刻薄的智慧,能有几份真情呢?他们的爱情,只怕是索然无味。”

  不过,宗璞以这种“儒林外史”的漫画笔法写钱钟书夫妇,也非完全出于公心。据说八十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而且说的也是事实。一方面,钱钟书自己的人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他声称与胡乔木在一起“如坐春风”,而胡乔木乃是心狠手辣的“左王”。即使说不上“狼狈为奸”,但也可由此判断钱钟书之人生境界了。另一方面,宗璞也不必“救父心切”,冯友兰本来就是一个“变色龙”,历史全都白纸黑字记载着呢!

附录三:余杰《漫画钱钟书?——我看记的暗藏机锋》(《粤海风》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宗璞写的是自己少女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她的父亲冯友兰那时正在联大任教。小说中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师。《东藏记》以其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这个谜底:西南联大其实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脉。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就不会消灭。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本来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转成了“高祖还乡”,缺乏必要的“起乘转合”,总是有点突兀。杂文的笔法隐约可见——“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出,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段。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20世纪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钱钟书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是设法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得以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学者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血的人物。我认为,再大的学问也提升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但是,我却感到疑惑: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不去爱他人,也得不到爱。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着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于广大“钱迷”来说,听到这个事件,简直就如同经历了一个神话破灭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学问家的神话了。

  不过,宗璞以这种“儒林外史”的漫画笔法写钱钟书夫妇,也非完全出于公心。据说80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冯是昔日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的负责人,当受到红卫兵质问的时候,冯为了转移视线,供出川岛乃是一名隐藏的“国民党党员”。最后,导致了川岛被迫害致死。对于钱钟书的揭露,宗璞哪会接受?乃前去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帮助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是事实。但我以为,宗璞“救父心切”,出于私心而在小说中进行“报复”也并不可取。

附录四:余杰《刻薄钱钟书》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文字淡雅,笔致委婉。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但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

  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还有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

  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的钱钟书,在“文革”时代,还不是拼命讨好某清华同学,靠着这个“理论权威”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着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却如此刻薄。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两人真是难得的谈话对手。难怪后人会感叹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但是,钱钟书可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自己刻薄地嘲讽别人的同时,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来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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