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2年02月

我真的不想谈无敌论

沧海一叶

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而是真实的故事,世纪悍匪张子强绑架了香港富商的儿子,最后以十亿港元赎金获释。这一故事通过电影电视剧而传遍整个华人世界,虽然被绑者的家人并没有报案。

没有人会承认张子强不是悍匪,也没有人会认为富商的儿子要求绑徒们给他吃鲍鱼,而张子强真派了买回了鲍鱼给他吃而认为以张子强为首的绑匪尊重了富商儿子,也不会强调这帮绑匪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当然更不会有人尊重他们的职业–这根本就是犯罪。有鲍鱼吃只是富商的儿子价值高而已,十亿港元。换一个穷光蛋的儿子试试。说不定因为没钱就恼羞成怒一发杀了呢!当然也有些人会说被绑架还要求绑匪给鲍鱼吃呢?只是把它当做笑话,每个绑匪要是每天都有鲍鱼吃,也不至于去绑架了。而绝没有用此来证明绑匪们非常有人性的,充满善意的。当然被绑的人在老爸交了赎金以后也不会到处的宣传我被绑了都有鲍鱼吃,以证明自己的“值钱”,估计现在发梦都会害怕自己当初怎么会有如此不明智的要求。

刘晓波中国最知名的异见者,在中国共产党把中国这个国家当作他们发财的机器,把人当作国家机器零件的法庭上做最后的陈述:我没有敌人。

很多人赞扬他,认为面对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因言而把他关进狱中,他都不认为这个政府是他的敌人,而且对于那些在办案过程中的警官、检察官、法官他都没有任何的不满与指责,更多的是赞扬他们的尊重、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就连关押他的看守所及管教他都大力赞扬。包括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这需要多大的胸怀。

当然也有人批评他,认为不应该去赞美把国家当作他们发财的庄园,把人当作为庄园工作的牲口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的打手。这会让13亿原本就懦弱的中国人失去最后的勇气,不敢也不再去反抗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继续的当牲口下去。而且给外面的世界造成一个假象,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经在改变,变的更加的开明,更加的尊重人权。让原本就不大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变的更小。

我没有敌人,我不知道“敌人意识的”政权到底是不是刘晓波的敌人,他到底有没有敌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在人质还在绑匪手中时,把还在绑匪集团手中的人质赞美绑匪的话当作内心真实的反映。更不会把这些赞美的话当作被绑者的伟大胸怀才可以说出来的话。我只会把他当做为乞求得到一些善待而妥协的话语。就如同那些绑架富商儿子的绑匪集团,有思维的人绝不会把有鲍鱼吃当作绑匪的人性,也不会尊重他们的职业,这是常识。富商的儿子之所以有鲍鱼吃,是因为他的高价值,刘晓波的善待是因为他的高价值。一个坚强的在国际社会有巨大知名度的异义者在自由人面前一句“赞美”中共的–人性化、善意比共产党自己说上千百万次的尊重人权,花费数百亿的宣传中国有人权更有说服力。而这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也是他得到善待的原因。

没有人会到处宣传人质有鲍鱼吃,那只是人质的价值,如果每位被绑架的人都人鲍鱼吃,很多人会求着被架。那些在人质被释放后宣传人质有鲍鱼吃的人只是在笑话,他可真不知死活,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鱼,只能任人鱼肉,还要求吃奢豪品,而不是想着怎么样才能获得自由。然而刘晓波直到今天仍在中共的手中,竟然有那么些的人到处的赞扬“我没有敌人。”他要证明刘晓波先生的伟大胸怀,结果证明了的只是自己的无知。如果知道自己无知,那么现在改过依然不迟。

虽然认为那些在绑匪手中的人质,有为了避免自身受到的伤害减到最低的程度而投降,但我依然希望他们能够坚强。就如同最后的陈述有些实在是不妥,如“尊重职业与人格”,绑架的职业与绑匪的人格基本就不值的尊重。这会给那些中共集团中的人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那就是只是制度坏,只是制度不充许人拥有言论自由,我们只是执行我们的职业,并无损我们的人格,是依然会受到尊重的。这将加强中共的统治,这是任何一个渴望拥有自由的人不愿看到的情况。每一位身在中共治下中国还坚持追求自由,勇敢的站在第一线的人们,都应该清楚自己可能面对的危险,都应该评估自己能承担的严重后果。就如同一群被绑架的人在绑匪的严密监控下,企图发动被绑者一起推翻绑架者一样。当你的行为不被绑匪们容忍时,还可以有机会向外面的人传达信息,绝对不应该去赞美绑匪。虽然你的内心里只是想让关心你关注你的朋友们不用太担心,你承受得了。但更多的是会被利用,中国人实在是被绑架了太久,他们太多地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也许刘晓波先生真的伟大,他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信息:只要国际社会给于关注,给于强大的压力,那么被中国政府关押的良知犯待遇将大大会得到改善。今天的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的风险代价已经比以前小很多了,“自由身”的人们更应该努力争取自由。而这应该是刘晓波朋友们重点宣传的要点。

本文的写作我感谢张三一言老先生,没有他的执着反无敌论,不会有这一篇文章。当他大力的反无敌论时,我曾对他说时机不对。我希望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我知道我的文章还有很多的漏洞,你的意见只要我认为对的,我会接受。
我的电邮a520173a@hotmail.com

美国“全民公敌”排行 伊朗中共朝鲜前三名


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日前进行一项访问,针对千名美国人票选心中「最大的敌人」,结果由伊朗排名第一,中国大陆紧随在后。

 根据20日盖洛普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美国人「最大的敌人」排行由伊朗(32%)居冠,中国大陆(23%)排行第二,北韩(10%)名列第叁。其次依序为阿富汗(7%)、伊拉克(5%)、俄罗斯(2%)、巴基斯坦(2%)、日本(1%),另外也有 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自己。

  根据外媒报导,盖洛普从2001年起进行美国国民「最大的敌人」排名,已行之有年。而伊朗始终高居排行首位,今年已经是第5度蝉联。民调公司分析显示,伊朗排行居高不下,主要塬因为发展核武以及对以色列发动战争所致。另外大规模进行军演,干扰中东供油等问题也影响美国人对伊朗的观感。

  值得注意的是,有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大陆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这个比率创下了歷年来的新高。盖洛普民调分析,不少美国人视中国大陆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对美国的经济局势有着显着的影响,这也突显出美国国民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感到不安

来源:今日新闻

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现象

文/谢有顺

在一个读物泛滥、信息爆炸的时代,只要是会写字的人,就不愁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而一个发表过作品的人,似乎就无法逃脱被抄袭的命运。报纸、杂志和网络太发达,稿件的需要量太大,而编辑的阅读盲点又太多,加上现在的通讯手段如此先进,这一切,为写作者提供了许多一稿多投、以文为生的机会的同时,也为抄袭者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有报道说,“魔高一尺,‘盗’高一丈。‘文坛剽客’使用的武器总是比原作者高出一筹。原作者使用邮件的时候,‘文坛剽客 ’已使用传真;原作者使用传真时,‘文坛剽客’已使用电子邮件。这样,原作者的文章只要一发表,就被‘文坛剽客’‘推荐’到全国各地,也许署名还是原作者,但稿费分文不少地落到‘文坛剽客’的腰包里。”大概因了自己也是写字赚稿酬的人,知道微薄的稿酬几乎算得上是作者的血汗钱,所以对那些“文坛剽客”便格外仇恨。有一些出名的写家,可能是看穿了这里面的奥妙,与其被别人将自己的作品“推荐”到全国各地,还不如自己以“一稿多投”的方式批发给各大报刊杂志,好名利双收。于是,适合报纸的短文大盛,且很快就培养出了一批专写报纸文章的写家,据说有人还因此挣了大钱。

其实,真正挣大钱的人是赵家新、孙敏、孙林雨这些“文坛剽客”,他们了解全国各地报刊的特点和需要,掌握着他们的联系方式,而且没有原作者的羞涩,也不计较对方给的稿酬是多还是少,以数量多取胜。他们将抄来的同一篇稿同时寄给全国几百家报刊,每月寄出几十篇,每篇只要能回收数份至数十份,进项便已不少,据说每月可达数万。想一想,孙敏之流还真是聪明人,在发财越来越难的今天,当文抄公未尝不是一条创收的好路子,既文雅又无伤人命,而且一时还找不出什么惩治他们的法规。受害者往往是有名的作家,都觉得犯不着跟这种人打官司,事情多半不了了之,最多也就发个声明什么的。而“文坛剽客”们的目的仅仅是赚钱,并不在乎什么名声,舆论谴责对他们可谓毫无用处。即便丑事暴露后,他们也可以换一个通信地址,换一个收款人的姓名(比如自己的老婆),剽窃之事照干,稿酬照收。只要大量的报刊杂志编辑还在为缺稿而发愁,“文坛剽客”就依然是那些平庸编辑的宠儿。我甚至在想,有许多编辑肯定是知道“ 文坛剽客”寄来的稿件是有嫌疑的,可为了在单位显示自己的编辑业绩,为了让自己编的版面有好稿和名家在上面亮相,他们反过来也利用“文坛剽客”,以获得诸如“优秀编辑”之类的荣誉。比如,像西安的孙林雨,用自己家的地址伪装成陕西作协的地址,稍有编辑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有问题,而且将莫言这类大名鼎鼎的身处北京的作家的通联地址擅自改为“陕西作协”,如果说连这编辑都发现不了,那肯定是假的,明摆着是一个合谋,互相利用。

“文坛剽客”们正是抓住了编辑这种半推半就的心理才大行其道的。事实上,他们的确成功了。我们只听过他们的事情败露之后,有报刊杂志拒绝刊发他们作品的消息,而没有听说他们退钱给哪一个原作者的,更遑论对他们进行什么法律制裁了。还有许多报刊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极力替他们掩饰呢。似乎怪不了他们,如此轻松而安全的挣钱方式,何乐而不为?有一个“文坛剽客”还辩解说,我向报刊推荐的都是不错的作品,算得上是精神食粮,从读者这一面说,总比那些无休止的开会消息更有益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吧?并非毫无道理。

这种事情发生多了之后,我们也就司空见惯了。不要说像赵家新、孙敏、孙林雨这样的人,有剽窃的冲动,即便是讲究为人与为文品格的学术界,剽窃、抄袭之事也不鲜见。相比之下,我更厌恶后者。赵家新、孙敏、孙林雨等人,只是求利,名还是给了原作者,可文学圈内和学术界的一些剽窃,窃取的却是名和利,窃取之后还有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我知道有一个大学教授,将一个打工妹寄给他“指正”的作品占为己有,由于这个打工妹手上已经没有底稿,结果使那个教授最终抵赖成功;我还知道一个大学教授,每当自己要做一个选题研究时,都把这个选题当成作业布置给学生,要求他们收集资料,穷于思考,写成论文,然后他把学生交上来的论文进行综合改写,变成自己的成果在国内发表出版,而学生毕业后都各奔东西了,没有人会再找他理论,即使有,当时的作业也已被他销毁,死无对证。

我相信这样的“教授”在国内很多。一个多月前,《中华读书报》等媒体还披露复旦大学名教授张汝伦抄袭一事,不由得让人觉得这种事情不知还有多少没被发现的。毕竟,像叶蔚林这样以一个省作协主席之尊抄袭一个不知名作者的小说的案例,是十分罕见的;而前一段闹得挺大的重庆作家张育仁指控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抄袭了他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一事,对学术界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可是,这几桩事,如果不是原作者刚好看到出来揭发,它们被披露出来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如果他们剽窃的不是国内的作者,而是哪一个国外的学者或作家,有没有可能被发现?我表示怀疑。所以,说到底,剽窃行为东窗事发的概率还是低的,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有名望的人在这条道路上前仆后继了。记得“后现代”理论刚在国内流行的时候,一些学者仗着英文比人好,捷足先登,把国外的“后现代”理论著作翻译加工成自己的研究文章,由此获得的“后现代”理论家的名号至今也没有动摇。

不是有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吗?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再往深处想,在我们这个资讯如此发达,文明共享也不过朝夕之间的时代里,个人的写作究竟还有多大的独创性?本雅明早就说过,这是一个“机械复制时代”,所有人的写作都是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复制和改写而已,我觉得有道理。再比如说,现在学术界大量存在的一篇文章有上百个注释,除了引用文字外没有几句是作者自己的话的现象,这算不算抄袭?一篇文章整个的内在意思是别人的,但通篇都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表达,这又算不算剽窃?如果这些都算,那么,写作的人中,恐怕没几个人能逃脱得了剽窃的嫌疑。因此,盗亦有道(我取“道路”的意思),不过有人走的是邪道,有人走的是经过掩饰的“正道”而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悲哀吧。

(责任编辑:陈蓓蓓)
南方都市报

新青年还是新剽客? 余杰又抄袭被抓了现行

孟公绰

引用与抄袭:也来剥一剥才子余杰的皮

  
  余杰是我的系友,而且同是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说起来也算是同门,但我们并不认识,我也不曾关注过他。大约是两年前,媒体风传余杰剽窃他人文章,我毋宁相信这是谣传。堂堂才子,哪里犯得着抄袭。况且,他爱抄袭不抄袭,关我什么事呢!直到在天涯论坛的关天茶社有人说我抄袭余杰的文章,我才去考证了一番,结果发现是余杰抄袭了我的文章,故此在关天做了一番小小的辩白。此后,我也不再关心这事。但前两天,我看见王峰先生在“生于七十年代新学院论坛”转贴了一篇余杰的《刻薄钱钟书》,发现有一段文字,似乎是我写过的,我拿自己的文章对照了一下,果然是全部照搬。我便跟帖指出余杰是在抄袭,“新学院论坛”的朋友们很是愤慨。龚刚先生还专门去找了余文的出处,发现刊在2002年11月1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朋友还帮忙查到《粤海风》杂志2002年第5期刊有余杰《漫画钱钟书》一文,这篇文字据说首发在“任不寐论坛”,里面也有一段是抄袭我的文字。我印象里的余杰,是以文化批评著名的,一会儿要剥钱穆老先生的皮,一会儿批评某先生道德操守有问题,何以他自己连基本的文德也没有呢!“关天事件”之后,我没有站出来揭露他,一是看在同门之谊,二来不愿多事。本以为他见好就收,万万没有料到他居然好意思接连在传统媒体上公开发表。事到如今,我不出来澄清事实,以后别人说我抄袭余杰,我岂不是吃哑巴亏?

  我被余杰才子相中的文章是《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具体什么时间写的,我已经记不得了。这篇文章我在很多论坛贴过。印象里最先应该是在“中年社区”,或者“龙汇庄园”,署名“唐时李太白”(这两个社区最近出了一些问题,暂时不能查询旧帖)。我在“天涯关天”贴这篇帖子,是在2002年1月5日22点55分,署名“孟公绰”。这篇帖子贴出来之后反响较大,有很多朋友跟帖发表评论。半个月之后,有一条跟帖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网名untitled的网友转贴余杰的署名文章《漫画钱钟书》,还加了一段按语:“孟公绰是余杰吗?楼顶的文字(指我的文章)和下面余杰这篇有几分相象,而且不少字句雷同。”转贴注明来自“不寐思想论坛”,在天涯发表的时间是2002年1月20日4点12分44秒。我当时觉得奇怪,不至于两个人会不谋而合,以至于于字句都雷同吧。仔细比较过两篇文章之后,我具体指出了余杰的哪一段文字是抄自我的文章。余杰发在“不寐思想论坛”的《漫画钱钟书》和发在《粤海风》的略有不同,后者对前者有所修改。前一篇更可以看出余杰对拙作的抄袭。“不寐版”《漫画钱钟书》的后面三段,基本是抄袭我的文章。倒数第二段几乎是完全照搬。余杰是这样写的:

  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正如论者所云:“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未必能看得起谁。于钱钟书的立场,杨绛大约是自己之外第二个聪明人吧(第三个聪明人自然是他们的女儿)。聪明的人到了一起,将其他的人拿来做菜,是颇可以开胃的。智慧的嘲讽,大约是这对刻薄夫妻的最好娱乐。看得太醒透了,偏又是刻薄的智慧,能有几份真情呢?他们的爱情,只怕是索然无味。”

  论者所云之下,完全是我的文字。余杰加上“论者所云”四字,可以肯定这不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姑且把这叫做“引用”。但既然是大段直接引用,为何不指出这段话的作者是谁呢?其实,这段“引用”之外的话,“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固然不是我的原话,但却是对我的文章隐括。我的文章,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发感慨。

  至于“不寐版”《漫画钱钟书》最末一段,讲钱钟书骂冯友兰的一段公案,以及倒数第三段说钱钟书因为老同学胡乔木的关系翻译红宝书,也是我的文章里写到的。这些事情,几乎世人皆知,我说余杰抄袭,余杰不会服气。但最末一段的文字,有一些确实是来自我的文章。且看:余杰是这样写的:

  据说八十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而且说的也是事实。

  我的原文是:

  前几年还有一个公案,据说钱钟书80年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按钱钟书的脾气,我们宁可相信是实有其事。冯友兰是两截子人,而且确乎是害了川岛先生,我们不必为尊者讳。

  “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这几句,完全是照搬,而且没有加“论者所云“的标记,不能算引用,只能算剽窃。其他的字句,也没有什么改动。

  正是有了这些证据,我自己跟帖指出是余杰抄袭了我的文章。我就是“论者所云”的“论者”。大约余杰看到了我的跟帖,《粤海风》版的《漫画钱钟书》做了技术上的处理,“论者所云”下我的一段话(“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只怕是索然无味。”)被全部拿掉了,换上了别的论者所云。但最末一段还是留下了狐狸的尾巴:“宗璞哪会接受?乃前去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帮助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余杰才子恐怕想不到我是这句话的始作俑者吧。意思可以差不多,但我不信余杰能为这句话找到另外一个出处。这是余杰抄我文章的铁证。

  《刻薄钱钟书》的内容和《漫画钱钟书》大同小异,只是在剪裁上更用心了一些。没想到这一次,文章的最后一段竟然又是照抄了我的文章。余杰写道: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却如此刻薄。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两人真是难得的谈话对手。难怪后人会感叹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我的原文是:

  钱钟书下世之前,抛出了一本《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如此刻薄。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真不好意思,又是一个铁证。余杰自己在“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这段话之前,加了一句“难怪后人感叹说”,说明这话是他看来的。这是很合理的引用。我不是名人,不提我的名字本无所谓。可是此前的一大段话,分明也是我的,何以就成了他余杰的呢!

  余杰好歹也是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基本的学术规范总该知道。“引用”和“抄袭”的界限,不至于这么不清楚。余杰读的是近代文学,师从名师夏晓虹教授,我自然不必去怀疑他的古代诗歌修养。但关于陈石遗和黄晦闻诗艺的高低,我是专门向吴小如先生请教过的,我说陈石遗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这样的话,是因为有太老师的意见撑腰。万万没有料到余杰这样认同我的意见,竟至于把我的话当成他自己的。

  我向来是以庸人自居的,也不会写什么文章,拙文能为名满天下的才子余杰不弃,鄙人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中国历来有“物以类聚”的古训。我很担心,拿这样的东西去做什么启蒙思想家,是不是有点太滑稽?此外,余杰目前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营生,多发稿子也是生存的需要,这一点我很理解。可是总不能同一时期的稿子就既炒自己的冷饭,又抄袭他人文字吧。贫瘠至此,不做思想家也罢。

  附录:乾嘉考据讲究“无徵不信”,我也不愿意担一个血口喷人的恶名,且把我的《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余杰的“不寐版”《漫画钱钟书》、“粤海版”《漫画钱钟书》、以及发在《羊城晚报》的《刻薄钱钟书》都附在这里。

附录一:檀作文《刻薄的智慧与索然无味的爱情》

  刻薄的人常有好文字。钱钟书的《围城》是最好的证明。

  但我讨厌刻薄的人,以及刻薄的文字。对于钱钟书,真是半点好感也没有。钱钟书太刻薄了,读他的文字,让人觉得骨头凉。他这样嘲笑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有些搞古典文学的人并没什么才气,他们和长着丑脸进妓院做婊子的女人一样好笑;所以一有机会,他们赶紧改行,就像做婊子的急于从良。他又这样嘲笑某图书馆馆长:他守着那么多善本却不知道用,就像一个太监守着三千佳丽。

  前几年还有一个公案,据说钱钟书80年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按钱钟书的脾气,我们宁可相信是实有其事。冯友兰是两截子人,而且确乎是害了川岛先生,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但钱钟书也未免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外语好,凭了清华三龙之一的同学胡乔木的关系,翻译红宝书,自然不怕红小兵找麻烦。别人可没有这样的运气!

  钱钟书下世之前,抛出了一本《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如此刻薄。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我一直怀疑钱钟书与杨绛的婚姻能有几分真诚。《围城》真是太绝了,让人无话可说。钱钟书绝对是个什么都看透了的人。以他那样的聪明,看透了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将人生看得太醒透了,如何来生活呢!爱情和婚姻是最不能看透的,看透了一点意思也没有。明知道咀嚼的是粪便,还能津津有味地嚼出张笑脸来,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我很疑心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

  名利看透了,尚可以做到“逃名而名我追”,这是黄老一派的策略。钱钟书的名字,正好暗示:书中自有黄金屋。
  婚姻不是名利,莫非也能用上黄老一派的策略?
  我问朋友:钱钟书和杨绛为什么能在一起生活?他们都是看得太透的人,未必有几份真情。
  朋友说:是智慧。爱情须以欣赏为前提,且要靠智慧来经营。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相互欣赏,但我相信他们的爱情是靠了智慧的经营。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未必能看得起谁。于钱钟书的立场,杨绛大约是自己之外第二个聪明人吧(第三个聪明人自然是他们的女儿)。聪明的人到了一起,将其他的人拿来做菜,是颇可以开胃的。智慧的嘲讽,大约是这对刻薄夫妻的最好娱乐。

  《槐聚诗存》里有几篇仿李义山的诗,声情并茂。但我疑心是做出来的。看得太醒透了,偏又是刻薄的智慧,能有几份真情呢?

  他们的爱情,只怕是索然无味。

附录二:余杰《漫画钱钟书》(不寐思想论坛)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机锋。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写钱钟书、杨绛夫妇。

  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他们何尝对中国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们还不是拼命讨好清华同学胡乔木,靠着这个以“理论权威”自居的文化弄臣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躲过浩劫。

  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正如论者所云:“他们都是眼高于顶的人,未必能看得起谁。于钱钟书的立场,杨绛大约是自己之外第二个聪明人吧(第三个聪明人自然是他们的女儿)。聪明的人到了一起,将其他的人拿来做菜,是颇可以开胃的。智慧的嘲讽,大约是这对刻薄夫妻的最好娱乐。看得太醒透了,偏又是刻薄的智慧,能有几份真情呢?他们的爱情,只怕是索然无味。”

  不过,宗璞以这种“儒林外史”的漫画笔法写钱钟书夫妇,也非完全出于公心。据说八十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宗璞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而且说的也是事实。一方面,钱钟书自己的人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他声称与胡乔木在一起“如坐春风”,而胡乔木乃是心狠手辣的“左王”。即使说不上“狼狈为奸”,但也可由此判断钱钟书之人生境界了。另一方面,宗璞也不必“救父心切”,冯友兰本来就是一个“变色龙”,历史全都白纸黑字记载着呢!

附录三:余杰《漫画钱钟书?——我看记的暗藏机锋》(《粤海风》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能够创造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宗璞写的是自己少女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她的父亲冯友兰那时正在联大任教。小说中诸多人物多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几乎都是学界名满天下的大师。《东藏记》以其特有的方式揭开了这个谜底:西南联大其实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每一个教授、每一个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命脉。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就不会消灭。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然而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本来是“春江花月夜”,突然转成了“高祖还乡”,缺乏必要的“起乘转合”,总是有点突兀。杂文的笔法隐约可见——“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出,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段。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在20世纪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钱钟书自以为超凡脱俗,但在“文革”时代,他是设法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得以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在各种学者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冷血的人物。我认为,再大的学问也提升不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但是,我却感到疑惑:两个刻薄的人生活在一起,能够真的相爱吗?我不相信钱钟书夫妇那矫揉造作的“爱情”。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不去爱他人,也得不到爱。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着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于广大“钱迷”来说,听到这个事件,简直就如同经历了一个神话破灭的过程。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必迷信那些学问家的神话了。

  不过,宗璞以这种“儒林外史”的漫画笔法写钱钟书夫妇,也非完全出于公心。据说80年代有一桩公案:钱钟书访美时,大骂冯友兰人格卑鄙,“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川岛先生。冯是昔日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的负责人,当受到红卫兵质问的时候,冯为了转移视线,供出川岛乃是一名隐藏的“国民党党员”。最后,导致了川岛被迫害致死。对于钱钟书的揭露,宗璞哪会接受?乃前去兴师问罪,杨绛赶忙帮助圆谎说:“冯先生是钱先生的老师呀,怎么会呢!”我想,按钱钟书的脾气,他说那样的话不足为怪,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是事实。但我以为,宗璞“救父心切”,出于私心而在小说中进行“报复”也并不可取。

附录四:余杰《刻薄钱钟书》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文字淡雅,笔致委婉。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但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

  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个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还有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的教授夫妇。——“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

  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超越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的能够躲避暴虐的专制权力吗?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的钱钟书,在“文革”时代,还不是拼命讨好某清华同学,靠着这个“理论权威”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好不让人羡慕。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后来,在“文革”之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为着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月旦却如此刻薄。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两人真是难得的谈话对手。难怪后人会感叹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但是,钱钟书可曾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自己刻薄地嘲讽别人的同时,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来对待他?

徐林正:余杰靠剽窃出名

徐林正 【千龙新闻网】

图书策划人张先生向记者举报:青年作家、”北大才子”余杰的《我看“水浒“》一文部分内容涉嫌抄袭了学者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主要抄袭的内容是论述武松部分。

记者马上与朱大可取得联系,朱大可告诉记者,余杰确实涉嫌抄袭了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书的部分内容。朱大可指出,关于武松部分内容的论述,是他整个独特思想的一个贯彻,并且属于他的基本的话语方式,广大读者已经熟悉。

《我看“水浒“》与《流氓的精神分析》之雷同对比

余杰的《我看“水浒“》一文,收在余杰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该文第一部分《不该出手偏出手》,主要论及武松和李逵”不该出手偏出手”。其中分析武松部分几乎与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所论及的完全相同–

余文:血溅鸳鸯楼一节,武松固然发泄了身遭陷害的怨恨,却一连杀死19条人命。”冤有头,债有主”,这是英雄的口头禅,杀张都监、杀蒋门神,确实是报仇雪恨。但那些儿童、女眷、马夫、丫环、厨师也该死吗?……皎洁的月光映着鲜艳的血迹,闪亮的刀光照出武松畅快的笑容。

朱文:一个以击毙老虎著称的英雄武松,为了一种身遭陷害的怨恨(这无疑构成了”杀人”的道德理由),就可以把地方军事长官张都监全家十九人尽悉杀光,其中包括那些无辜的儿童、女眷、马夫、丫环和厨师。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杀手溅血的笑容与刀具。

余文:施耐庵不愧为大家手笔:武松杀死13个人后,发现张都监的妻子仍然在血泊中挣扎,就过去按住,要割下头颅,却没有割下来。这才发现刀口已经砍缺。文字仿佛一首乐章,至此峰回路转,跌荡起伏,粗疏忽促的节奏一下子变得细腻舒缓起来。

朱文:面对这场令人震惊的屠戮,粗率急促的小说竟然变得细腻舒缓起来。武松在杀过第十三个人(也就是张都监的妻子)时,发现对方仍然在血泊中呻吟,就过去按住,要割下头颅,却不能如意。于月光下察看,才发现刀已砍出了缺口,便走去厨房找了一把好的。在又杀过六个妇女之后,他才中止了复仇的游戏。

余文:最后,武松用尸衣和着鲜血在白色粉墙上写下了著名的句子:”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杀人与打虎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区别。他自以为手中握着”道”,便将杀人的场面策划得诗意盎然。如果说李逵仅仅是个杀手,那么李逵不仅是杀手,还是诗人。

朱文:必须注意出现在这场屠杀中的一次真正的题写,那就是武松用尸衣和鲜血在粉墙上所书的著名句子–“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它包含着一个最常见的隐喻,即被杀者与恶虎、杀人者与打虎者之间是完全同义的。当武松说”我是打虎者”时,就等于在说”我是好的杀手”,因为这就是一次新的恶虎翦除行动。…… 无疑,武松是那种擅长将血腥屠戮与诗意彼此融合的刀手,他懂得如何利用正义话语去构筑杀人现场的悲愤布景。

另外,该文余杰论述李逵的部分,也与朱大可论及李逵的部分也有相似之处。

费尽心机,”欲盖弥彰”:抄袭有预谋

余杰在《我看“水浒“》一文的《不该出手偏出手》的最后部分引用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写道–

学者朱大可一语道破天机:”杀人、砍头、剜心和凌迟,这黑暗王国的暴力话语,大量涌现于从《水浒》到《三国》(也许还应包括《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以及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等等)的中国文学经典本文之中,构成了流氓美学的严厉前提,同时也是流氓与国家实现和解的深切的基础。招安,就是从江湖流氓中遴选出一些新的官方屠夫,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名义下继续从事国家暴力机器所指定的杀人游戏。”

这段”引用”文字道破了天机:余杰至少写《我看“水浒“》一文之前,看过《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

那么,余杰为什么敢如此大胆地不注明出处的”引用”呢?不能不让人怀疑余杰自作聪明地使用了”妙计”–余杰在论述武松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叶朗教授在《中国小说美学》一书特别分析这个段落的艺术特色。”表明余杰所论述的内容系引用自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叶朗先生的。但2001年9月10日晚,记者专门给叶朗教授打电话,把余杰声称引用了叶朗教授的有关部分(也就是被指控涉嫌抄袭朱大可的部分),念给他听,叶朗教授说:”我的书里根本没有这些内容。”

由此证明:余杰的涉嫌抄袭是有预谋的,有欲盖弥彰之嫌。

指控屡屡,批评连连:剽窃为那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人指控余杰涉嫌抄袭。

2000年2月17日,重庆作家张育仁指控余杰的名作《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抄袭了他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一文。张育仁表示,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引用了他的文章的实质部分,如写这篇文章的主要依据–有关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现的”罪状”,除了有关余秋雨写《胡适传》一事引用他人外,其他都来自张育仁的文章。

2000年10月9日,当当网上书店发表网友转贴的文章–《余杰抄袭铁证如山》,该贴转自《书屋》2000年第九期李江峰的文章《余杰的疏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收于余杰《铁屋中的呐喊》中的一篇长文《知、性、游–重读杨绛》的一些论述,多处和胡河清的《杨绛论》(载于《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让人感到确确实实”袭用”了。

之后,就是这篇《我看“水浒“》了。

指控之后,便是毫不留情的批评:

2000年6月28日,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一文,对余杰提出批评,说”对学术界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接着,已故网络作者朱海军写出《余杰不配做任何人的朋友》一文,在网上流传,认为余杰”差不多就已经是主动承认了自己的抄袭行径,因为两篇文章主旨和结构都太相似了。”

刘绍铭先生在《万象》第一卷第七期《剥皮的艺术》中对余杰文章引用外国作品”例不落注”曾进一言,以为”这些引文,自己译的,要交代。人家译的,更要交代,否则就是‘掠人之美’了”。余杰”例不落注”的问题主要还不在译文方面,有些笔墨恐怕有袭用之嫌……

李立研先生在2000年5月的《博览群书》发表《”天才”的”盲点”–由余杰”学风”到其”立论”》指出:余杰想做内地的李敖,但在学风上却做不到李敖那样。在昆德拉和哈维尔问题上不仅出现了引文不准的问题,而且还有判断与操作方面的问题。文章说:”要当大陆李敖,在学风上也得改进。比如说,李敖要是引了谁的文章,总不忘了做注释。不管是文中注,还是脚注都很仔细。余杰引了十处哈维尔的话,不但没有一处注明出处,而且在我所知道的九处引文之中,出错的就有四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余杰,北大研究生水准,才而敏,却不能像钱钟书那样,直接阅读原文,还得引用别人的‘译文’。更可怕的是, ‘引文’之后没有‘出处’,还有‘错误’。这当然是不能原谅的学风问题。”

“余杰为何要抄要剽?”有网友如是说,”不是江郎才尽,文思枯萎;就是急功近利,别有用心。”

自我辩护,极力否认:余杰不明智

余杰是怎样对待指控和批评的呢?一是自我辩护,不惜与朋友绝交;二是极力否认,拉虎皮做大旗。

针对张育仁的指控,余杰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引用岂能算是抄袭?他(张育仁)作为一个学者这样说,太不负责了!这样做很不妥当!他那篇文章也引用了我的《说,还是不说》一书中的观点,算不算抄袭呢?”

谢有顺的《‘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余杰连忙赶写《”真实”的谎言》以自辩。最后在这篇文章里,他宣布与谢有顺”告别”。

在《”真实”的谎言》里,余杰表示,”……我的整个思路早在张文发表前一年就形成,当时我在北京和外地十多所大学的演讲中已经比较详尽地谈及,有数千名听众可以作证。在正式行文的时候,我参考了包括张文在内的三十余篇论文和原始文献,如海外的王友琴、郑义等学者和国内的徐友渔、王毅、钱理群、任不寐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从文章的整体构思到材料征引,都与张文迥然不同。张育仁的”抄袭”说,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首发张文的《四川文学》的编辑冉云飞,已经对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冉云飞认为,两篇文章各有侧重点,根本不存在抄袭问题,并对张育仁为何作此言论以及言论背后的心态表示迷惑不解。”

指控、批评余杰涉嫌剽窃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说话中肯,有理有据。余杰的自我辩护和极力否认,因为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显得苍白无力,效果不大,也根本无法洗刷”文坛剽客”的罪名。因此,又有网友说了:”如果余杰明智一些,认个错,道个歉,重新再来,还是有机会成为大陆李敖、王小波第二的嘛!”

[拥刘内哄]廖天琪,一个“坑爹”的民运专业户

      ——读吴弘达《我所认识的廖天琪》

作者:我心飞翔

曾经对廖天琪华美、犀利,天马行空般的文字所折服,也一直对其在海外身兼数职感叹着“这个女人不简单”。介最近劳改基金会老板吴宏达在《我所认识的廖天琪》一文披露后,很多人才发现这个隐藏较深的女人原来是一个“坑爹”的专业户。与其他人所不同的是,廖天琪每次“坑爹”时兜售的都是自己的私货,正如纳丁•戈迪默所说,“当魔鬼被置于天平的一端时,他的鞋子里总是带着铅块。”笔者详细读了吴弘达先生的大作《我所认识的廖天琪》,总结了廖某人“坑爹”的七宗罪,读来不颤而栗,现以飨读者。

“坑爹”1:斥其父罪有应得

廖天琪的父亲廖宗泽原先是共产党,他抱着“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念参加农民起义对抗国民党政权。但1935年国共合作抗日,廖宗泽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河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9年国民党失败溃散时,廖宗泽是重庆方面的军统负责人,他没有溃逃,要求留下继续对抗中共,他奉命炸毁了重庆市120处的战略要点,率领5000人上山打游击,未几,人员溃散。他匿名埋姓做苦工,其妻小(包括廖天琪)都去了台湾,国民党给了她们优厚的生活待遇。廖宗泽被捕后作为“战争罪犯”被关押在抚顺监狱,直到1972年廖宗泽在监狱病故。这么一个“英雄”居然被廖天琪认为是“罪有应得,无可原谅,因为他做了许多不人道的事”。俨然就是一副大批斗时女红卫兵的口吻。作为女儿的廖天琪不仅没有尽孝,还站在父亲的对立面,这样的人谈何道德、人格?

“坑爹”2:引民阵烟消云散

上世纪90年代,廖天琪在当时的民主中国阵线欧洲大会上当选为民主中国阵线欧洲分部的主席。当时,民主中国阵线人才济济,柏林会议有许多欧洲社团参加并有台湾方面的大力支持。柏林会议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了一批包括外交的人事方面组织,其影子政府都有了。而廖主席上任后状况如何?大家有目共睹,内部相互倾轧,烟消云散,廖天琪在搅浑了这摊水后“成功地引身而退”,辞去了欧洲分部主席一职,又去劳改基金会祸害去了。

“坑爹”3:拥“邓选”害夫损友

上世纪90年代,廖天琪的丈夫马汉茂作为德国著名汉学家被中共邀请组织出版德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以此类推,廖天琪的政治背景应该是十分可靠的,否则,中共不会授其此等差事。据吴宏达引述,遇罗克的姐姐遇罗锦当年到了德国并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但是,廖天琪却公开对她讲:“邓小平改革开放形势很好,你不应该申请政治庇护,应该回国去”,公开反对遇罗锦的政治庇护,令海外的“民运”人士在为叹愕。1999年,马汉茂突然逝世,据说是精神失常,跳楼自杀了,马夫人廖氏阁下,能脱得了干系吗?

“坑爹”4:陷老吴挑拨离间

廖天琪从民阵德国分部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就加入了吴宏达的劳改基金会的工作,担任执行主任要职。悲哀的是吴弘达初期对其颇为厚爱有加,没有看清其真实面目,导致其后来自食恶果,实属咎由自取,吴弘达曾幼稚地宣称廖是劳改基金会的接班人。但廖自加入劳改基金会后,劳改近几年影响力日渐式微,不仅难以兑现相关承诺,就连曾经让自由撰稿人争相追捧的网刊《观察》及中国信息中心也难以为继了。尤其是今年来“俞陵”案在网络间闹得沸沸扬扬,更是让吴宏达丑闻不断,甚至官司缠身,而俞陵起诉吴弘达的部分素材就是廖天琪提供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劳改基金会重新修改理事会章程后,在选举中廖天琪没有被选上而怀恨在心,挑拨离间。吴宏达文中引述,廖天琪公开对劳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我要打垮吴弘达,打垮劳改基金会。”

“坑爹”5:争版权不择手段

刘晓波是《观察》的铁杆作者,发表了至少240篇文章,并且2005年在劳改基金会出了一本由廖天琪编辑的书《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但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她却说:“我花了巨大的劳动出版了刘晓波的书”,所以,她“有权代理刘的版权”而不是劳改基金会。此外,廖还趁刘霞活动不便时发给她二封简单的、十分不明确的email以证明她“被授权全权代理”刘晓波的著作了,而且她同其他人正式签了约。在刘晓波作品的版权之争中,吴宏达气愤地质问:现在,刘晓波完全无法与外界沟通,刘霞也被彻底隔绝,难道廖天琪真是绝对地得到了刘晓波的“全权委托”了?!

“坑爹”6:骂异己信口雌黄

非我族类,党同伐异。廖天琪完全具备专制者独有的霸道和狭隘,龇牙必报。自刘晓波获得诺奖后,她就不遗余力地傍上刘晓波的这面金色大旗并到处挥舞。刘晓波的“无敌论”抛出后,有赞赏,也有批评。对于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廖天琪的反应却极其恶劣,她在德国之声发表的言论简直达到了信口雌黄的地步。她说:“不过最让晓波跌破眼镜的是来自自认(封)为‘文化精英’阵营里的同行刺客。蜗居海外的一小批被边缘化的失意文人,由于进入不了所在国的主流文化,长久积压,集怨成疾,心里有病、有鬼、有恨、有仇,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大作文章,漫天散发,十足体验了强奸言论自由的快感,自己能意淫亵渎一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尊严,当上一回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屁股后还有个桑裘潘撒呐喊助阵,这番喧哗,让国际社会都有些迷惑了,岂不风光。对这些人,晓波大概只能给他们一个疲惫的笑容。”香港作家张三一言对此评述说,“你骂别人是失意文人,那么理所当然你们是得意文人了!在一党专政天下,在共产党真理部黑手伸到海外媒体并起着越来越大作用的今天,做着,或自我感觉着是得意文人,到底是甚么精神境界?!”

“坑爹”7:谋会长首鼠两端

2009年9月,廖天琪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让许多笔会成员大跌眼镜。有会员以笔名“杜知青者”发帖感叹:“廖天琪隐藏得太深”。据称,会员大会前,原会长郑义萌生了辞职的想法,经过内部讨论,都希望副会长江棋生能够提起这副担子。为了使得大会顺利平稳,大家很快搭起秘书班子,有条不紊的进行各项筹备工作。这时,廖天琪和马建一道,声称笔会近两年的发展脱离了自由写作的本意,她说已经演变成“民运”组织。许多会员认为这种说法极大地抹杀了尚在狱中的前会长,同时也是《08宪章》的撰写者刘晓波的功劳,更是对郑义、江棋生等的污蔑,因为正是他们在过去的两年中支撑着笔会向前发展。现在廖天琪说“独立中文笔会应是自由写作、自由思想的组织,不应是什么民运组织”,其言下之意就是:江棋生不配竞选会长。按照惯常的表演,廖天琪接着又像模像样的邀请老作家沙叶新出山竞选会长,给江棋生增添了一位有力的竞争者,更给笔会的换届布下一层疑云。因为廖天琪深知沙老刚刚做完手术,健康状况不允许其担负起笔会这副重担。果然,在廖天琪一干人等的搅和下,会员大会进行的异常艰难,沙老、棋生先后声明无意竞选会长。这时,廖天琪再次出来了,她要竞选会长!如今,廖天琪正操作和掌握着独立中文笔会。笔会何出何从,人们自然拭目以待。

王若望: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

王若望

刘晓波先生在八九民运中是重要角色之一,他出狱以后所作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写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八九抗议运动,了解了那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呈现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当时的心态”。这本“独白”成了记述八九民运的第一手现场实录,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於作者对自己的心理弱点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拜读了他的“独白”以及今年六月七日发表於《中央日报》上“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发觉他在理性的反思上面,诸多论点本人不敢苟同,乃采用对话的方式提出来与刘先生商榷,这里把刘先生的原话引录在前,后面就是我的批评和质疑。
   
 “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诠释

 “独白”的扉页上“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标语,似乎只有这两句警句可以涵盖“独白”全书内容。刘作了如下的诠释:“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引自“独白”的“引言”)

“中国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但事后,‘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这其中,有官方的谎言、民运精英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也有流亡海外英雄的谎言。”(引自“独白”的封面说明)

刘说:“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睁著眼睛说谎,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就可以面对当事人还要狡辩说谎有理,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作为民主运动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谎言和谣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谎和越编越没边的谣言成为运动直线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日报》)

王:你的论点所以偏颇,实由於你没有区别各种谎言不同的性质,没有指明倡导谎言的始作俑者,上引你的头一节头一句话,“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这一句可以成立,但往下接连四个排句,如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之类,这就把在专制政府下,人民不得不用说谎求得生存安全混为一谈,而且把因果关系也颠倒了。

你举广场上的若干谎言为例:传言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这些流言广泛传播,这是由於在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没有知情权,中共权力斗争又是在绝密的幕后进行的,这样就滋长了小道新闻和政治命相的流行,加之五月学潮兴起后,邓、杨、李等当权派躲在幕后,久不露面,必然引发对当权派的种种猜测,而群众内心的主观愿望,宁信其真,一来表明了公众对顽固派的愤怒,二来有利於鼓励士气,这是特定环境中群众心理自然的流露。即以今年五月份李鹏生病而言,中共官方说谎在前,他一个月不露面,起初说他患了感冒的假话不攻自破,於是外界传说纷纭,反而暴露了说谎者的弄巧成拙。我们怎么能把“传说纷纭”的公众与说假话的当局等量齐观,讥刺他们在说谎上跟当权派“合作得天衣无缝”呢?

由於你所设的命题,混淆了不同质的差别,又犯了倒因为果的不分先后不分敌我的毛病,从这里演绎出来的论点没有一条站得住。例如:怎么可以把官方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海外流亡英雄的谎言以及自己的谎言一股脑儿放进一个情绪化的篓筐里,一同嘲笑,一同鞭挞呢?所谓阶下囚的谎言,那是为了保护自己,又不株连战友的英雄行径,而专制政府却是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诱你上钩屈服,因而政治犯善於说谎,乃是坚贞不屈的表现。

至於你说的“民主斗士们”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我且不谈这种主观判断是对民主斗士们的伤害。我只说一条:揭穿袁木谎言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国外电视台广泛放映的“六·四”血案的现场录影,观众看了录影,就不会说摄影记者“夸大了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只有毫无心肝的人才会这么说。即使最后撤出广场的侯德健和刘晓波一齐作证,解放军在天安门清场中没开一枪,没打死一人,也不能改变中共血腥屠杀人民的历史真实。侯德健说他从天安门撤出时,躺在一辆汽车上,他能看到的视野是极有限的,我相信刘和侯所说的都是真话,由於“六·四”大屠杀的地区是广阔的、时间持续十二个小时(另一说法是五小时),并不妨碍别人说出他们目睹的真相。如果别人讲出他自己看到的情景,与刘先生所说的口径不一致,怎能责备人家是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才故意说谎夸大呢?只要中共和军方对其屠杀人民的伤亡数字坚不吐实,谁都没有可靠数据评判某人是“夸大”或是“任意歪曲事实”。

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在今年六月九日《世界日报》上回答记者的问题:“听说日本电视台最近播出‘六·四’四周年特别节目时,其中有你说天安门广场有坦克从帐篷中辗过,压死熟睡中的学生的证词,并播出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打死人的镜头,你现在如何看这个问题?”

柴玲小姐回答:“至於天安门广场是否死人,我们知道消息是确实的,比如广场那么大,很难说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全面,现在没有必要作这种评论,也不能因为你没看到,就认为别人看到的是撒谎。”我认为柴玲所说的是可信的。

    朽木不可雕也

刘晓波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在《中央日报》刊出时(以下简称“击倒”),编者的按语中有句话概括为:“刘晓波对这个运动(八九民运)所持否定态度,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刘在“独白”的前言中介绍“有的朋友说我对八九抗议运动的评价不公正,‘八九抗议运动’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应该用一种圣洁化的尺度来苛求它。运动的意义决不像我(指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消极,灰色调不是运动的基调。”编者按语的评价与刘的朋友所指出的缺憾是一致的。本文不想批评刘对八九民运的总估价,只是想指出他何以用灰色调来反思八九民运。

刘:八九抗议运动的失败,不仅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还在於运动的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执政党的政治恐惧和民众的“世纪末”心理恐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似乎邓小平死后的天下大乱已成为必然的结局。除非执政党和全国民众从现在开始就结束对抗,实现社会合作,否则的话,随著邓小平死期的逼近,官民之间的恐惧和仇恨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发社会动乱的可能。(引自“击倒”文)

王:你似乎仍然保持著当年黑马反潮流的精神,你不去触及已成历史定论,确认击倒了八九民运的是中共领导的罪魁元凶,却独树一帜,宣称参与八九民运的“我们是被我们的‘正义’击倒”,打括弧的“正义”是什么呢?你说“我们在运动中所狂热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义,而放弃的恰恰是现实上的理想主义”,尽管北京的大专院校学生和市民本身有许多弱点,并带有党文化的传统烙印等等,他们终於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一致抗议中共的专制腐朽的统治,它的革命性和正义性是举世赞誉的,无可争议的。(刘先生对“革命”一词深恶痛绝,我以为:不能因中共滥用“革命”、“人民”等美丽词藻就废弃不用。故这儿仍用了“革命性”)

你在“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即通过英国BBC电台发表了你和侯德徤等四人的呼吁书,你写道:“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引自“独白”二四七页)

当年,你所写的呼吁书气贯长虹,何等理直气壮!这是可爱可敬的真实的刘晓波,时隔四年整,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灰色的、被自己的“正义”击倒的刘晓波,恕我直言,你是从当年的呼吁书水平大大后退了。

方才你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言下有不胜惋惜之意。而我则认为,这正是屠城的元凶自食其果,罪有应得。岂止是“削弱”,由於下令屠城的是邓小平,以“六·四”惨案为起点,连同他的政权和解放军、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完全葬送了十年积累的民意支持和最后一点信心。邓的威望从“六·四”后一落千丈,人民中诅咒邓、掼小瓶子等已成为发泄不满的流行方式,对王震、胡乔木等老人的死,公众的心态可概括为:

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这个群众心理也适用於邓小平、陈云以及李鹏身上 。

你既然对八九民运持灰色的否定的态度,你就低估了当年曾热烈赞颂的“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也就低估了“六·四”所造成的巨大震荡,这种巨大震荡除直接报应到首恶者自身以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共目前的领导层,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虚弱最缺乏权威性的一代,“六·四”以后重组的领导班子,更得了心有余悸和神经衰弱综合症,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在上者便表现出手足无措、心惊肉跳、大动干戈,这才叫做“世纪末的恐惧”,而你却把这句形容词套在老百姓的头上,有张冠李戴之嫌;第二,如果说八九年前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共产党干部还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又称自我完善),那么,在“六·四”大屠杀随著天安门一声炮响,这一幻想也一同灰飞烟灭了,只有几名新权威主义加上新保守主义者还在做着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梦。

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包含的要求其实只有一条,即认为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根本性的大变革不可避免。达到这一觉醒高度的认识并不是凭主观愿望和个人恩怨而来,它是考察大陆政治经济面临不可救药的危机得出的推论。例如: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只能给人民带来苦难和灾祸,远的不说,最近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如,近两年来一批一批的偷渡客,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投奔美、日、澳洲、台湾等乐土,而这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同胞,是从经济开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这就显示出中国同胞对中共政权的离心力和厌恶,它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不外是外商和官僚太子党等,人民并未安居乐业,不仅此也,在大陆抛荒土地到处流动的游民已达一亿人,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吏依然醉生梦死,上下交争利,以至贪污成风,五毒俱全,人人都从内里挖空中共这棵老树,以至这棵大树至今虽兀立如故,但已成不可救药的朽木。孔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至今还在指望它开花结果,使“执政党走向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你岂不成了给王震、邓小平发功的特技气功师了?

 黑白岂容颠倒

刘:在“六·四”使中国的全面倒退持续了近三年的现实面前,在充满著世纪末恐惧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的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们,是否会从心底里产生深重的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引自《中央日报》“击倒”)我干么要面对社会舆论?……呵,我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你们在绝对安全的地方,手里拿著望远镜,欣赏著我的发抖和乞求,还他妈的横加指责,这公平吗?那些跑到国外的王八蛋们,更没有理由评价我的功过。你小子挺住,别跑呀!我太清楚国外的民主斗士们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恨不得广场上流血成河,尸横遍野,恨不得我们这些在国内的阶下囚都被判重刑、被枪毙,那样他们才觉得过瘾、有戏唱,才觉得他们自己价值连城,他们在外面就有得干、有得吃、有得花、有得嫖了。(引自“独白”三八页)

王:我发现,你在评价“六·四”的功过是非等原则问题上,几乎全都来了个颠倒,令人不胜诧异。你方才提出“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应反省自己深重的罪恶感,而对制造大屠杀的元凶却惋惜地说出:“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这两句话如果颠倒使用,那是符合正常的理性的评判,如今你却要求受害的一方去承担“罪恶感”岂不是荒唐透顶!再如,你把“持续了近三年的全面倒退”归咎於“八九民运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这又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三年全面倒退,完全是邓、李、杨为首采取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的结果,怎么能怪罪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呢?八九民运中所以“酿成不断升级的激烈对抗”,同样是中共刽子手为了保住专制独裁和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寸步不离,顽抗到底而激起的,难道四个人绝食两天也是激烈对抗?在你“呼吁书”里说:“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中共刽子手有何理由下此毒手?

你面对舆论,还是颇注意保住自己的“公众形象”,但你却对一同战斗的伙伴语带讥嘲揶揄,讥之为“革命圣人”、“手里拿著望远镜的王八蛋”,并且骂他们“苦难会为某些人换来美名,牺牲会成为某些人捞取功名利禄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许仅仅滋润了几个胆小鬼和骗子”。紧接著,刘先生又自虐地承认“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引自“独白”二一页)你有权利自由地駡自己是胆小鬼和骗子,但却没有权利污蠛那些从血泊中逃出来的幸存者。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解释,刘先生是在受到严重的精神挫折下,发生的“大家彼此彼此”(众人皆醉我也醉),以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歇斯底里。

     怎样看“天下大乱”?

刘:赵紫阳的倒台而危机四伏,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心理驱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捞一把,民众真切感到邓小平的健在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就会在那死后的天下大乱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有一张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我以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发社论,不必开大会,不必公开张扬,只要私下里抚恤“六·四”死难者的家属,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如果某位政客在邓小平死后靠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仅是这位政客的灾难,突然平反所带来的爆发性后果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引自“击倒”文)

王:我挑选你所讲的两节文字,说明赵紫阳的倒台和“六·四”平反,可能爆发大乱的忧虑。你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我所说的“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并非虚语。不过你对发生大乱的恐惧是徒然的,尽管你煞费苦心为邓、江政权设想得多么周到、多么低调,只要引发的火种不思早日排除,它随时随地都会星火燎原,它不是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形成大乱的各种火种,均来自共产党本身对民主人权的深闭固拒。你要“实现社会合作”吗?无奈他无动於衷,甚至还在“十四大”以前,邓还向江泽民提出了不平反“六·四”,不改变动乱性质,不启用“六·四”中被撤换的干部的“三不主义”。所谓“实现社会合作”,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如果中共统治在某种突发的危机中自取灭亡,中国人民从此跳出苦海,这是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也是继续完成八九民运未竟的事业,理应双手欢迎才是。

  如果真的发生大乱又如何呢?中国人民从八九民运中受过两个月之久的锻链,充分吸收经验教训,政治上日趋成熟。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有多种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天下大乱。只有中共领导层不断以“大乱破坏稳定”来麻痹人民、恫吓大众。我们不能坠其彀中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或者倡议与垂死的政权谋求合作。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彻底一点就是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治)。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的大乱也好,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今年你到美国来做了两场讲演,无缘识面,深以为憾。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机会两人坐下来进行互通款曲的沟通,当面听到你的回应和批评,则不胜企盼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