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1年11月

关於八九民运的反思

——对刘晓波观点的质疑

            —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

  刘晓波先生在八九民运中是重要角色之一,他出狱以后所作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写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八九抗议运动,了解了那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呈现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当时的心态”。这本“独白”成了记述八九民运的第一手现场实录,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於作者对自己的心理弱点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拜读了他的“独白”以及今年六月七日发表於《中央日报》上“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发觉他在理性的反思上面,诸多论点本人不敢苟同,乃采用对话的方式提出来与刘先生商榷,这里把刘先生的原话引录在前,后面就是我的批评和质疑。

           “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诠释

    “独白”的扉页上“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标语,似乎只有这两句警句可以涵盖“独白”全书内容。刘作了如下的诠释:“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引自“独白”的“引言”)

“中国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但事后,‘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这其中,有官方的谎言、民运精英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也有流亡海外英雄的谎言。”(引自“独白”的封面说明)

   刘说:“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睁著眼睛说谎,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就可以面对当事人还要狡辩说谎有理,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作为民主运动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谎言和谣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谎和越编越没边的谣言成为运动直线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日报》)

   王:你的论点所以偏颇,实由於你没有区别各种谎言不同的性质,没有指明倡导谎言的始作俑者,上引你的头一节头一句话,“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这一句可以成立,但往下接连四个排句,如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之类,这就把在专制政府下,人民不得不用说谎求得生存安全混为一谈,而且把因果关系也颠倒了。

   你举广场上的若干谎言为例:传言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这些流言广泛传播,这是由於在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没有知情权,中共权力斗争又是在绝密的幕后进行的,这样就滋长了小道新闻和政治命相的流行,加之五月学潮兴起后,邓、杨、李等当权派躲在幕后,久不露面,必然引发对当权派的种种猜测,而群众内心的主观愿望,宁信其真,一来表明了公众对顽固派的愤怒,二来有利於鼓励士气,这是特定环境中群众心理自然的流露。即以今年五月份李鹏生病而言,中共官方说谎在前,他一个月不露面,起初说他患了感冒的假话不攻自破,於是外界传说纷纭,反而暴露了说谎者的弄巧成拙。我们怎么能把“传说纷纭”的公众与说假话的当局等量齐观,讥刺他们在说谎上跟当权派“合作得天衣无缝”呢?

   由於你所设的命题,混淆了不同质的差别,又犯了倒因为果的不分先后不分敌我的毛病,从这里演绎出来的论点没有一条站得住。例如:怎么可以把官方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海外流亡英雄的谎言以及自己的谎言一股脑儿放进一个情绪化的篓筐里,一同嘲笑,一同鞭挞呢?所谓阶下囚的谎言,那是为了保护自己,又不株连战友的英雄行径,而专制政府却是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诱你上钩屈服,因而政治犯善於说谎,乃是坚贞不屈的表现。

   至於你说的“民主斗士们”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我且不谈这种主观判断是对民主斗士们的伤害。我只说一条:揭穿袁木谎言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国外电视台广泛放映的“六·四”血案的现场录影,观众看了录影,就不会说摄影记者“夸大了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只有毫无心肝的人才会这么说。即使最后撤出广场的侯德健和刘晓波一齐作证,解放军在天安门清场中没开一枪,没打死一人,也不能改变中共血腥屠杀人民的历史真实。侯德健说他从天安门撤出时,躺在一辆汽车上,他能看到的视野是极有限的,我相信刘和侯所说的都是真话,由於“六·四”大屠杀的地区是广阔的、时间持续十二个小时(另一说法是五小时),并不妨碍别人说出他们目睹的真相。如果别人讲出他自己看到的情景,与刘先生所说的口径不一致,怎能责备人家是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才故意说谎夸大呢?只要中共和军方对其屠杀人民的伤亡数字坚不吐实,谁都没有可靠数据评判某人是“夸大”或是“任意歪曲事实”。

   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在今年六月九日《世界日报》上回答记者的问题:“听说日本电视台最近播出‘六·四’四周年特别节目时,其中有你说天安门广场有坦克从帐篷中辗过,压死熟睡中的学生的证词,并播出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打死人的镜头,你现在如何看这个问题?”

   柴玲小姐回答:“至於天安门广场是否死人,我们知道消息是确实的,比如广场那么大,很难说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全面,现在没有必要作这种评论,也不能因为你没看到,就认为别人看到的是撒谎。”我认为柴玲所说的是可信的。

                朽木不可雕也

   刘晓波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在《中央日报》刊出时(以下简称“击倒”),编者的按语中有句话概括为:“刘晓波对这个运动(八九民运)所持否定态度,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刘在“独白”的前言中介绍“有的朋友说我对八九抗议运动的评价不公正,‘八九抗议运动’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应该用一种圣洁化的尺度来苛求它。运动的意义决不像我(指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消极,灰色调不是运动的基调。”编者按语的评价与刘的朋友所指出的缺憾是一致的。本文不想批评刘对八九民运的总估价,只是想指出他何以用灰色调来反思八九民运。

   刘:八九抗议运动的失败,不仅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还在於运动的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执政党的政治恐惧和民众的“世纪末”心理恐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似乎邓小平死后的天下大乱已成为必然的结局。除非执政党和全国民众从现在开始就结束对抗,实现社会合作,否则的话,随著邓小平死期的逼近,官民之间的恐惧和仇恨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发社会动乱的可能。(引自“击倒”文)

王:你似乎仍然保持著当年黑马反潮流的精神,你不去触及已成历史定论,确认击倒了八九民运的是中共领导的罪魁元凶,却独树一帜,宣称参与八九民运的“我们是被我们的‘正义’击倒”,打括弧的“正义”是什么呢?你说“我们在运动中所狂热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义,而放弃的恰恰是现实上的理想主义”,尽管北京的大专院校学生和市民本身有许多弱点,并带有党文化的传统烙印等等,他们终於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一致抗议中共的专制腐朽的统治,它的革命性和正义性是举世赞誉的,无可争议的。(刘先生对“革命”一词深恶痛绝,我以为:不能因中共滥用“革命”、“人民”等美丽词藻就废弃不用。故这儿仍用了“革命性”)

   你在“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即通过英国BBC电台发表了你和侯德徤等四人的呼吁书,你写道:“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引自“独白”二四七页)

   当年,你所写的呼吁书气贯长虹,何等理直气壮!这是可爱可敬的真实的刘晓波,时隔四年整,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灰色的、被自己的“正义”击倒的刘晓波,恕我直言,你是从当年的呼吁书水平大大后退了。

   方才你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言下有不胜惋惜之意。而我则认为,这正是屠城的元凶自食其果,罪有应得。岂止是“削弱”,由於下令屠城的是邓小平,以“六·四”惨案为起点,连同他的政权和解放军、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完全葬送了十年积累的民意支持和最后一点信心。邓的威望从“六·四”后一落千丈,人民中诅咒邓、掼小瓶子等已成为发泄不满的流行方式,对王震、胡乔木等老人的死,公众的心态可概括为:

   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这个群众心理也适用於邓小平、陈云以及李鹏身上 。

   你既然对八九民运持灰色的否定的态度,你就低估了当年曾热烈赞颂的“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也就低估了“六·四”所造成的巨大震荡,这种巨大震荡除直接报应到首恶者自身以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共目前的领导层,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虚弱最缺乏权威性的一代,“六·四”以后重组的领导班子,更得了心有余悸和神经衰弱综合症,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在上者便表现出手足无措、心惊肉跳、大动干戈,这才叫做“世纪末的恐惧”,而你却把这句形容词套在老百姓的头上,有张冠李戴之嫌;第二,如果说八九年前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共产党干部还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又称自我完善),那么,在“六·四”大屠杀随著天安门一声炮响,这一幻想也一同灰飞烟灭了,只有几名新权威主义加上新保守主义者还在做着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梦。

   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包含的要求其实只有一条,即认为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根本性的大变革不可避免。达到这一觉醒高度的认识并不是凭主观愿望和个人恩怨而来,它是考察大陆政治经济面临不可救药的危机得出的推论。例如: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只能给人民带来苦难和灾祸,远的不说,最近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如,近两年来一批一批的偷渡客,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投奔美、日、澳洲、台湾等乐土,而这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同胞,是从经济开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这就显示出中国同胞对中共政权的离心力和厌恶,它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不外是外商和官僚太子党等,人民并未安居乐业,不仅此也,在大陆抛荒土地到处流动的游民已达一亿人,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吏依然醉生梦死,上下交争利,以至贪污成风,五毒俱全,人人都从内里挖空中共这棵老树,以至这棵大树至今虽兀立如故,但已成不可救药的朽木。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至今还在指望它开花结果,使“执政党走向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你岂不成了给王震、邓小平发功的特技气功师了?

              黑白岂容颠倒

   刘:在“六·四”使中国的全面倒退持续了近三年的现实面前,在充满著世纪末恐惧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的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们,是否会从心底里产生深重的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引自《中央日报》“击倒”)我干么要面对社会舆论?……呵,我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你们在绝对安全的地方,手里拿著望远镜,欣赏著我的发抖和乞求,还他妈的横加指责,这公平吗?那些跑到国外的王八蛋们,更没有理由评价我的功过。你小子挺住,别跑呀!我太清楚国外的民主斗士们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恨不得广场上流血成河,尸横遍野,恨不得我们这些在国内的阶下囚都被判重刑、被枪毙,那样他们才觉得过瘾、有戏唱,才觉得他们自己价值连城,他们在外面就有得干、有得吃、有得花、有得嫖了。(引自“独白”三八页)

   王:我发现,你在评价“六·四”的功过是非等原则问题上,几乎全都来了个颠倒,令人不胜诧异。你方才提出“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应

反省自己深重的罪恶感,而对制造大屠杀的元凶却惋惜地说出:“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这两句话如果颠倒使用,那是符合正常的理性的评判,如今你却要求受害的一方去承担“罪恶感”岂不是荒唐透顶!再如,你把“持续了近三年的全面倒退”归咎於“八九民运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这又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三年全面倒退,完全是邓、李、杨为首采取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的结果,怎么能怪罪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呢?八九民运中所以“酿成不断升级的激烈对抗”,同样是中共刽子手为了保住专制独裁和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寸步不离,顽抗到底而激起的,难道四个人绝食两天也是激烈对抗?在你“呼吁书”里说:“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中共刽子手有何理由下此毒手?

   你面对舆论,还是颇注意保住自己的“公众形象”,但你却对一同战斗的伙伴语带讥嘲揶揄,讥之为“革命圣人”、“手里拿著望远镜的王八蛋”,并且骂他们“苦难会为某些人换来美名,牺牲会成为某些人捞取功名利禄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许仅仅滋润了几个胆小鬼和骗子”。紧接著,刘先生又自虐地承认“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引自“独白”二一页)你有权利自由地駡自己是胆小鬼和骗子,但却没有权利污蠛那些从血泊中逃出来的幸存者。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解释,刘先生是在受到严重的精神挫折下,发生的“大家彼此彼此”(众人皆醉我也醉),以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歇斯底里。

                怎样看“天下大乱”?

   刘:赵紫阳的倒台而危机四伏,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心理驱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捞一把,民众真切感到邓小平的健在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就会在那死后的天下大乱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有一张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我以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发社论,不必开大会,不必公开张扬,只要私下里抚恤“六·四”死难者的家属,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如果某位政客在邓小平死后靠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仅是这位政客的灾难,突然平反所带来的爆发性后果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引自“击倒”文)

   王:我挑选你所讲的两节文字,说明赵紫阳的倒台和“六·四”平反,可能爆发大乱的忧虑。你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我所说的“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并非虚语。不过你对发生大乱的恐惧是徒然的,尽管你煞费苦心为邓、江政权设想得多么周到、多么低调,只要引发的火种不思早日排除,它随时随地都会星火燎原,它不是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形成大乱的各种火种,均来自共产党本身对民主人权的深闭固拒。你要“实现社会合作”吗?无奈他无动於衷,甚至还在“十四大”以前,邓还向江泽民提出了不平反“六·四”,不改变动乱性质,不启用“六·四”中被撤换的干部的“三不主义”。所谓“实现社会合作”,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如果中共统治在某种突发的危机中自取灭亡,中国人民从此跳出苦海,这是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也是继续完成八九民运未竟的事业,理应双手欢迎才是。

   如果真的发生大乱又如何呢?中国人民从八九民运中受过两个月之久的锻链,充分吸收经验教训,政治上日趋成熟。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有多种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天下大乱。只有中共领导层不断以“大乱破坏稳定”来麻痹人民、恫吓大众。我们不能坠其彀中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或者倡议与垂死的政权谋求合作。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彻底一点就是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治)。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的大乱也好,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今年你到美国来做了两场讲演,无缘识面,深以为憾。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机会两人坐下来进行互通款曲的沟通,当面听到你的回应和批评,则不胜企盼之至。

                   于纽约

《探索》1993年8月号

http://www.wangruowang.org/9-46.htm

王炳章母亲离逝 儿子终不得见


王炳章母亲王桂芳老人(王炳章家人提供)

【大纪元2011年11月20日讯】 (大纪元记者邱晨加拿大温哥华报导)王炳章先生的老母亲王桂芳女士,11月17日在列治文去世,享年91岁。王炳章先生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目前被中共当局判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
  
王炳章大姐已经从美国飞回温哥华,全家人准备为王桂芳老人准备后事,唯独王炳章缺席不能出狱送别母亲。洪予键牧师正在为老人筹办丧事,具体日期随后才能知道。
  
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闻王桂芳老人仙去后,发表悼念声明说:“我们对王炳章先生的母亲去世深感哀痛,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本着人道精神,准许王炳章先生回家奔丧。同时,我们也希望即将访华的加拿大总理哈珀能够就中国长期关押王炳章和其他政治犯的事情和中国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
  
王炳章父亲在2006年初离世,临死前不停地叫着王炳章的名字,盼着见儿子一面。高龄91岁的母亲王桂芳,也不得不多年忍受同样的思念凄苦。早些时候,王桂芳老人还给王炳章写信,后来年纪大了,只好给儿子画些画,聊慰母子思念之情。王炳章在狱中创作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但都被扣押在韶关监狱。
  
王炳章母亲2008年曾经写信给胡锦涛,希望中共承诺改善中国的人权,却没有下文。王炳章亲人曾经千里迢迢从北美到广东探望王炳章,都被拒之门外。
  
多年来的离别之苦,王桂芳老人坚信王炳章没有犯法,她说王炳章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成为一个有人权、和谐、平等的社会。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王炳章(王炳章家人提供)

王炳章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王炳章, 1947年12月30日 生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当过八年的驻院医生。1979年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攻读医学哲学博士学位。1982年王炳章先生获医学博士 学位,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人。1983年他成立了中国民运海外的第一个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还创立了海外第一本民运杂志《中国之春》。
  
2002年6月,王炳章在越南被绑架回中国。2003年2月,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并被单独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中至今。目前身患花粉症、忧郁症等6种疾病。2009年,王炳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是继民运领袖魏京生、徐文丽之后,又一位中国民主人士被提名。这显示出中国的人权现状和民主进程正在引起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20/n3435924.htm

[民间纪事] 无名英雄与无耻之徒

朱更生、胡石根、孙立勇是谁?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的英雄事迹足以彪炳史册,让观众比如我辨别谁是仁义之士,谁在欺世盗名。

1

1989年6月3日夜,24岁的朱更生为了阻止冲进天安门广场行凶的坦克而成为“六四暴徒”。中共以“反革命纵火罪”判处他死刑,被关在死牢两年多,后以“反革命破坏罪”改判死缓。2011年4月19日获释。

如果朱更生像刘晓波一样到中共电视台作伪证,以亲历者的身份欺骗大陆民众没有发生六四屠杀,那么,他就不会被囚禁22年。

胡石根也像刘晓波一样属文革一代,也是中文系毕业,但胡先生考入的是北京大学,是语言学硕士。而刘晓波主动投到苏共培训出来的马列子孙的门下,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美学博士”,也就是说刘无敌乐于接受中共那一套。随笔《睡在我下铺的兄弟胡石根》透露,胡石根对中共那一套“政治毫无兴趣,在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期间,他都是班级中唯一一个连共青团组织都未曾参加过的”书呆子。但正是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精英在刘晓波作伪证后,在红色恐怖中挺身而出,挑战中共。他不仅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等组织,而且筹划在“六四”三周年 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散发抗议六四屠杀、悼念死难烈士的传单。可惜胡石根的反共抗暴活动遭到共特渗透。1992年六四前夕胡石根和王天成、王国齐等三十多位民运志士遭到镇压。这个时候刘无敌却得以发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因为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和“确有悔罪表现”于1991年1月被中共“免于刑事处分”。对此劣迹书中写到,“完全是出于本能,一出审判庭大门,我便不顾一切,旁若无人地跳起来,用手在空中打了个响, 大叫道:‘老子又赢了!’”。

所以,八十年代才出生的诗人王藏表示“以后若评个世界上最无耻的异议人士,非他莫属;世界上最无耻的异议人士的书,非《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莫属”。

1994年12月,中共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判处胡石根有期徒刑20年。胡石根在中共法庭上大喊“打倒共产党”,始终不低头,他当然不可能像刘晓波一样成为“监狱贵族”,不可能在狱中梦想作小三转正的第二任老婆的“终身囚徒”。

在国际正义力量的营救下,胡石根于2008年8月获释。他不仅像别的仁义之士一样生活困顿,而且至少两次险遭“车祸”。此时刘无敌早已靠“异议”名利双收,把独立中文笔会变成了他拉帮结伙,私相授受 ,排斥异己的私家花园。

2

孙立勇是六十年代生人,毕业于北京公安学校,曾当过八年警察。1989年6月3日的晚上,孙立勇抱著2岁多的女儿亲历北京被邓小平变成枪林弹雨的战场。1990年3月,他与尚子文、李爱民等六人一同创办地下刊物《民主中国》(后易名为《钟声》),谴责中共暴行,纪念“六四”。1991年5月,在《钟声》出版二期后,他们先后被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孙立勇的刑期最长达七年。此案还牵连了他的朋友,以致30多个警察遭受各种迫害、隔离审查。

孙立勇刑满出狱后继续遭受中共骚扰。2004年,他被迫流亡澳洲。 他不懂英文,只能靠干体力活谋生,但就是这样艰难,他还是出面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用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支援大陆的政治犯难友和家属。

2010年他在香港出版《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从中可以获知更多的仁义之士。

创办《铁流》的陈晏彬、张亚非,他们于1990年9月被捕,分别判刑15年和11年。还有六四时是现役军人的韩罡。他当时因病在京休养。六四屠杀发生后他向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寄发《告全社会同胞声明书》,被捕后被判处12年徒刑。2000年出狱后曾写作《难友胡石根》,其中透露胡石根9岁才上学,因为他出生在民国时期就被中共祸乱的江西。

2011年11月14日,七十年代生的大陆律师滕彪在推特上说,“今天是民主先驱者胡石根( @hushigen )先生的生日。据我所知,除了六四暴徒外,他是1979年后一次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良心犯。我们聚了一桌人给胡老师过生日。我算了一下,一桌有十人是良心犯,总共被关押时间是75年!”

我读后答曰:大陆的无名英雄不少,可惜被无耻之徒遮挡了!刘无敌想做第二任老婆胎儿的变态想法都会成为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

写完,我还不满足,又去也被共特渗透的自由亚洲电台留言:谢谢贵台证实我对刘无敌的评价。
这位诺和奖得主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
很遗憾我在写下列评论时还不曾获知此证据。
刘晓波是诗人吗? http://blog.boxun.com/hero/201108/xupei/2_1.shtml

我还请人转告报道刘无敌狱中变态诗的记者:能否采访一下大陆人权律师滕彪在推特上提到的那些为民主先驱者胡石根( @hushigen )过生日的总共被关押75年的良心犯!当然他也可采访刘无敌的第一任老婆或N任情人,刘无敌是否也曾在给她们的情诗中表达想当她们的胎儿的愿望。

另有批评者留言表示“看来狱中生活很惬意…呀….!!中共把百姓当敌人…,这位披上和平的外衣没敌人? 配和的真是天衣无缝..,甚至赶超6.4的没死人….!!!”

在刘无敌遭到人权义工比如刘宾雁、王若望、邓焕武、张三一言、王容芬、陈迈平、仲维光、三妹、高寒、徐水良、王藏等痛斥时,借大陆民众的苦难募得资金而给自己开双份甚至三份高薪的吴弘达、廖天琪等贪腐分子却一直在哄抬刘无敌,即使富得流油他们还是嫌不够,还要公开争夺伪诺和奖得主的版权!

换言之,像刘无敌这样的无耻之徒再有名也成不了英雄,也无法赢得人心。

作者:徐沛

挪威枪手布雷维克首次公开出庭受审


屠杀77条人命的挪威枪手布雷维克11月14日首次公开出庭受审。(BERIT ROALD / AFP ImageForum)

【大纪元2011年11月15日讯】承认屠杀77条人命的挪威枪手布雷维克11月14日首次公开出庭受审。

据BBC报导,11月14日,布雷维克身穿黑色西服,在奥斯陆出庭。据参加听证会的一名记者说,布雷维克看上去非常镇静,当他走进法庭时他直视在场的观众。布雷维克还试图大声宣读他事前写好的一份声明,但受到法官的制止。

布雷维克承认他为7月份的屠杀负责,但不承认是犯罪行为,并说杀戮是“必要的”。他还形容自己是抵抗运动的指挥,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挪威和欧洲免遭穆斯林和多元文化的“入侵”。

大约有30名7.22袭击的幸存者以及一些受害人的家属出席了对布雷维克的庭审。

32岁的布雷维克自从7月22日袭击事件以来一直被关押。之前对他的聆讯都不是公开进行的。

挪威最高法庭11月11日裁决在本周一对布雷维克进行公开审讯,推翻了此前低一级法院作出的布雷维克只能在监狱通过闭路电视出席听证的裁决。

布雷维克的律师说,他对这一裁决感到高兴,他说布雷维克一直要求公开审判。但挪威有人担心审判当中的保安措施会有疏漏,也不愿意让审判成为布雷维克发表极右言论的平台。

7月2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办公大楼遭到炸弹攻击,造成8人死亡。随后,枪手在奥斯陆西北方向一个小岛上袭击执政工党组织的一个青年夏令营,打死68人。挪威右翼极端分子布雷维克承认发动了这两起攻击行动,并声称攻击的目标是执政工党奉行的多元文化政策。
(责任编辑:肖笙)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15/n3430878.htm

如果在刘霞念完后,再发表你的评论……

答: 删除刘晓波的美共内容是件大事

Eos

这点上说,他们应该感谢你,让他们少出了一次大丑。多了一个月时间去写答谢辞,毕竟答谢辞和法庭答辩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会演戏,换场景了,还是那些台词说不过去。是颁奖不是要办你,“最后陈述”也只能一次。

用答辩辞来代替答谢辞,是用“没有敌人”来表示“没有朋友”吗?连“谢谢”都不会写了?

“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是刘晓波情愿自己光屁股,也要给党遮丑,到挪威领奖,你们还是让刘晓波的形像好点,别再光屁股了。

中共践踏人权,但是对刘博士有点例外,刘博士感恩戴德。

国际上大家基本都知道了中共的歪理邪说,很多人也知道木桶效应。木桶效应,说一个木桶的容量是由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来决定的。类似于最弱的环节决定链条的强度。一个地区,人权好坏是由受迫害群体的人权状态决定的。

在中国大陆人权大倒退的情况下,“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就是作者扒了自己的衣服给恶党遮丑。为“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辩护起码是理智不清。

晓波媚共就是和党妈调情

中共自称党妈妈,鼓吹“共产公妻”,一个大淫妇。

晓波在软文《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极力媚共,一会儿“柔性化”“人性化”,一会儿“敬意”,一会儿“无罪”,一会儿“没有怨言”,……

在和党妈调情的同时,还不忘安抚压寨夫人刘霞,让刘霞继续为“我家那个傻瓜”守空房,掩人耳目。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外反华势力合演的、大批不明白真相群众跟进的一起人权“买空卖空”勾当,他们在国际市场上一边吹捧刘晓波(买空),另一边在中国市场恶批刘晓波(卖空),他们利用逆反心理、奸笑着把上当的中国大陆维权人士(散户接盘买空者)进行打压(卖空),到头来维护刘晓波的还是维护了中共。追人权却还是追了中共流氓。

那一刻在奥斯陆的椅子上没有人坐,在中国光屁股的刘晓波也必将让世人认清。

原来刘派呼吁释放刘晓波是演假戏

徐水良

2010-11-1日

刘派线人花瓶民运,不断呼吁释放刘晓波,还发起了又一个释放刘晓波的“百万签名”。人们不仅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还呼吁让刘晓波出国,包括领取诺贝尔奖,以及享受文明世界的自由。

对于百万签名,有历史经验。反对印尼排华签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了几千人签名。王丹搞平反64的百万签名,网上网下一齐努力,很多义工,花很长时间,才搞了几万签名,号称十万。不知道为什么释放刘晓波,会比64平反还要更吸引人签名。这些问题,让人费解。不过,对这种疑问,我们暂时存而不论。

这里让人惊奇的事情,是刘派线人花瓶民运,一方面拼命造声势呼吁释放刘晓波,一方面不少人在签名呼吁的同时,又拼命论证刘晓波不应该出监狱。

原来,我们批刘派、抗争派,呼吁释放刘晓波,是真心;但刘派、合作派,签名呼吁释放刘晓波,却完全是假意。他们的真实希望,是希望刘晓波留在监狱中,当监狱贵族演苦肉计。

因此,他们的呼吁,完全是做假动作,演假戏,唱假戏,为刘晓波造声势。他们的真心是要国内继续搞苦肉计,不要松懈,不要释放刘晓波。

下面是刘派代表人物之一格丘山的文章,主张“刘晓波万万不能出监狱”。

正像格丘山说的:“对于刘晓波来说,现在最坏的结果就是放出监狱和赶出中国。”“对于刘晓波博士来说,他的最好武器就是中国的监狱。”

因为这监狱,可以为他建立防护墙,堵住批评者的口;可以为他涂金,涂上金光闪闪防护层,可以用作苦肉计,欺骗全世界。

相反,现在放出监狱,这苦肉计有可能被戳穿。

对刘晓波的关与放,决定权在中共,不在刘晓波自己和其他人。因此,格丘山等要求把刘晓波继续关在监狱中,是对中共的献计,不是无的放矢。根据我们了解的这些人的身份,我们相信中共会听从这些人的建议,会在一段时间内,把刘晓波留在监狱中当监狱贵族,好好演好这苦肉计。如若不信,拭目以待。

只是,真心真诚地呼吁释放刘晓波的人们,又一次被一贯唱假戏的刘派,再次狠狠地玩弄了一次。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11/xushuiliang/2_1.shtml

格丘山:刘晓波该不该出监狱?

一句话,对于刘晓波来说,现在最坏的结果就是放出监狱和赶出中国。

如果那样,和平奖就等于换了一个人到国外天天在独评扯皮,打架。就算魏派,扫荡派和法轮功,加上独行司令老王,打起架来更热闹了,其实什么作用都不起,那才是这个和平奖真正走到穷途末路了。

所以刘晓波万万不能出监狱,更不能出中国。

刘晓波现在不该出监狱,国际上为什么还要呼吁放刘晓波出狱,这些人是不是太糊涂了?一点也不,现在大叫放刘晓波,是知道中共现在不可能放刘晓波,因为这个脸丢不起。放刘晓波,中共和司法必须说出个道道,这个道道除了认错,别无它法。中共无法转这个弯,所以现在大叫放刘晓波,实际是在丢中国的脸。

其实中共比任何人都想赶快将这个瘟神请走,中共再蠢,也知道将一个和平奖关在中国监狱中,是自找麻烦,是使北京成为全世界痛骂的中心,胡锦涛就自然成了全世界人民痛骂中心的红太阳。中共需要的是一个理由,能将刘晓波放出去。

可是现在谁也不会蠢到给中共一个理由,譬如用刘晓波换一个关在美国监狱中的阿毛阿狗之类的。如果美国肯做这个生意,中共会立即心花怒放,就是暗中答应买美国二十架波音也在所不惜。

如果实在没有理由,那么中共就要靠自己找理由了,当然不是现在,而是过一段时候。譬如刘晓波的建康,或者习书记上台大赦,刘霞病重等等。实在找不到了,什么奥巴马过生日等等都可以一试。

刘晓波面对的硬仗,就是怎样拒绝中共的”好意”,将真正的要求,以一个无愧于纳贝尔和平奖的荣誉,无愧于对中国民主前途关注的良心,无愧于对人类走向宽容和理解的信心表达出来。

对于手无寸铁的刘晓波博士来说,他的最好武器就是中国的监狱。如果失去这个武器,他就一无所有。

有的人认为这样提, 对刘晓波不人道,是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是这样, 但是对于有着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志向的刘晓波博士应该不是这样,这条路是刘晓波博士自己选择的,如果仅是为了出狱,他恐怕当初就不应该以身试这个歪法,让愚蠢的中共在全世界前表演了一场用皮鞭抽绵羊的大戏,走进监狱。说到底, 这是一场政治和智慧的较量,而不是个人命运和前途的搏斗。而且纳贝尔和平奖对于刘晓波来说不只是一种荣誉,而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更重的期望和重负。刘晓波赢了第一轮,下一轮应该更艰难。如果做得好,应该更精彩。

祝刘晓波博士好运。 (博讯记者:格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