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在中国民主途程中的刘晓波

作者:徐友渔
刘晓波被中共当局重判十一年徒刑,这既令人震惊,也在预料之中。

全中国、全世界都被这样的宣判震惊,人们难于相信,在全世界目光注视之下,还是发生了这种践踏人权、践踏人类公认文明准则、以言治罪的政治审判。

宣判刘晓波,罪名中有《零八宪章》。宪章是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六十周年和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周年而发,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文明准则的公然蔑视,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因为该宪法载明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

这个宣判也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零八宪章》签署者的预料之中。从去年年中起,我们就分析估计中共当局会重判刘晓波,宣布一个它认为无论谁都扛不住的刑期,迫使刘晓波不得不接受以流放国外的代价换回人身自由的条件。这种估计,我在宣判前多次对西方媒体讲过。当局不会不知道,审判刘晓波会把自己置于被审判席上,它敢于下“不顾舆论、不顾形象”的决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剥夺了刘晓波的自由,就封杀了中国民主的呼声。

我很晚才认识晓波,第一次见面也不过是在几年前。晓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获得大名,我那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没有目睹他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大显身手的风采,但通过海外中文刊物了解他的基本观点。我当时就认为,他并不仅仅是靠“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匹“黑马”,他的特点不仅是语言犀利,更重要的是思想彻底。当时在社会上引领潮流的导师级人物固然学养深厚,在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禁锢方面功不可没,但认真说来,他们本身还拖着一条长长的旧意识形态的尾巴,看上去好像抡着金箍棒东冲西突,但终究是在如来佛的手心里翻筋斗。晓波获得极大的拥戴和影响,说到底是比其他风云人物走得更远,说出了人们感觉到而未能说出的话。

2004年初,我和晓波、包遵信等见了一面,那次见面的气氛好像有一点正式,大家都知道,像我这样被认为是“体制内”的学者与被当局视为异类的人物在一起,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同寻常的意味。我开口就对晓波和老包说,好多所谓“体制内”的学者,虽然自认为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但总像躲麻风病人一样地回避所谓“民运人士”,做什么、说什么都要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可笑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当局把一些中国人打成异类的做法,其实每个人都是公民,唯一的标准是看其言行是否符合宪法与法律。如果连当局恶意设立的篱笆都不能冲破,那还谈什么争取民主?晓波很赞成我的观点,大家相谈甚欢。

这一年,我与晓波、老包等,以及海外的王丹等朋友签署发表了公开信“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宪政民主——我们关于‘六四’十五周年的呼吁”,声明的内容非常温和、理性,但有一个特点:国内体制内外的人和海外争取民主的人会合在一起,在同一个政治性文本上署名。从我事后的遭遇看,当局的反应相当严厉。我必须说,我只不过当面对晓波说出了打破隔离的话,其实在我说这话之前,许多朋友——包括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从来就自然地与晓波、老包等密切交往。我的印象,从2004年起,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表达立场时,就没有在意体制内外、海内外的区分,这次签署《零八宪章》,这个特点就很明显。我认为,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与晓波的交往中,他给我的印象比我以前从传言中得到的印象要好很多。首先,他不像(也可能是改变了)人们所说的那样张牙舞爪、咄咄逼人,而是待人平和、宽容,有耐心听别人的意见,只有偶尔冒出一两句评论,显示出思想深刻、言辞尖锐的锋芒,知人论世的透彻。另外,我感到他的学识比八十年代大有提高(我看过他一些以前发表的论著),这也许得益于他在狱中的大量阅读——我在另外几位因八九事件而入狱的人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变化。晓波写作勤奋,时评、政论文章都很多,我有时产生过担心,因为我见到不少学文学出身的人议论政治,总免不了有轻浮不稳、跳跃混乱的毛病,但我在晓波那里没有见到此等问题,他的理性与常识感很强,并上升成了睿智。

我是从晓波那里见到《零八宪章》草稿文本的,2008年接近年底时碰巧有几次见面的机会,每次我都对文本的措辞提出意见,以求那些抱有敌意的人就是以“鸡蛋里挑石头”的眼光也找不到政治上的毛病和压制的借口,晓波全部接受了我的意见——判决书居然把宪章作为罪证,这已经不是“莫须有”,而是颠倒是非黑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宪法和人类普遍价值开战。我与晓波交往感到惬意的是他从不勉强人,从不以道义责任为理由叫人承担义务。有个知名的学者面临宪章的文本表示,他正在做一件很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本单位领导有所求,恐怕签名之举会使事情半途而废。晓波很爽快地表示充分理解和支持,大家说了不少相互激励的话。坦白地说,我与晓波不是老交情,如果我发现他对我有强迫或利用的蛛丝马迹,我会停止与他往来的。

当局从开始到现在的意图和目的很明显,就是威胁,用杀一儆百的手法阻止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以及这种意愿的表达。《零八宪章》刚一发表,首批签名者就在约谈时受到警告和威胁,被要求撤消署名,甚至有人被警方传讯拘禁;刘晓波的判决书中使用“伙同他人起草、炮制……”这种非法律的,只有在文革中才使用的语言,也证明了当局恫吓他人的图谋。但是,当局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与他们的期待相反,人们不但没有畏惧和退缩,而且表态更坚决,参与抗议的人越来越多。可以客观如实地说,正是当局的愚蠢反应,正是当局态度的极度蛮横无理,才使得签署《零八宪章》成为一场持久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使得许多平时不太关心政治的年轻人挺身而出抗议对于刘晓波的迫害,使得大陆和海外本来未见得会积极、主动表明立场的人站出来谴责当局的倒行逆施。

谈到中国民主的前途,人们容易找到许多不乐观的理由,因为统治者竭尽全力维持“稳定”,防范变革,但正如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所表明的那样,强权者的愚昧与荒谬是激发事变的重要因素,历史经验证明,一年多以来中共当局对待《零八宪章》和刘晓波的态度也证明,不把这种因素考虑在内,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和预见局势的发展和未来。

在与强权的对峙中,刘晓波失去自由,受到迫害,但他决不是弱者,更不是失败者。中共当局对于刘晓波的重判,付出的代价是再一次丧失统治的合法性(前一次决定性地丧失政治合法性是一九八九年六四血腥镇压)。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即使是枪杆子夺取的政权,也不可能单纯依靠枪杆子长久维持,民心是不可或缺的,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干伤天害理的事,再善良驯顺的人民也不会答应。当中共当局企图锻造和在国际上显示所谓“软实力”,企图炮制出一套中国人民会认可,在国际上还说得过去的“核心价值”时,这场卑劣的审判将使那些努力和野心化为乌有。

以我对《零八宪章》的理解,对刘晓波发起宪章签名意图的理解,《零八宪章》不以指导、统合当前中国民主力量和提出中国民主进程的路线图为己任,只是想表明中国人对人类文明公认的,由联合国一系列文件、公约载明的准则的认同。晓波的性情是宽广和有包容性的,他的思想是尊重多元性的,他并不认为只有自己的努力,只有签署发表《零八宪章》这样的活动才是争取民主的方式。中国的民主需要各方面、多渠道的努力,社会上的推动,体制内的改良都不可缺少。但不管怎么说,当权者的打压使得《零八宪章》的发表和对刘晓波的审判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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