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什么忏悔? ——郑义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作者:郑义

简介: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

编者按:

本文发表于十五年前,由《中国时报周刊》于1993年9月11日、18日和25日分三期连载。去年夏天,在一次涉及中国民运伦理的大辩论中,一位热心的网友曾辛苦打字将其转换成了电子版,贴于“独立评论”论坛上。

与本文相关的二人,即本文作者郑义和被其严词批驳的刘晓波,嗣后均先后担任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为现任会长,刘晓波为前任会长。

本文作者郑义先生坦承,“多年来,我从未提起这篇旧文”,“从未把此文收入我的政论文集,并永远不打算收入”。这是因为:“多年之后,我才看清了自己的无知虚妄,才懂得自己并非上帝的代言人,才为自己的浅薄僭越而深感羞愧。”

是的,作者今天来了个 UTurn,为自己曾写过此文而深深忏悔,就象刘晓波曾为他参加“六四”而涕泪纵横地向当局忏悔,不旋踵又对该“忏悔”本身表示了忏悔一样,那都是当事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作者忏悔于自己的某篇作品或某类行为是一回事,但企图掩盖、甚至改写历史,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历史,则是另一回事。去年,郑义先生以“版权”为由,强烈要求“独立评论”将此文以及有关的评论悉数删除,企图在当局对“六四”制造的“遗忘”之外,再制造出另外一种“遗忘”,一种异议“精英”们共同期待的遗忘。

今天,在纪念“六四”十九周年之际,为着抢救历史档案,为着给历史学研究提供一部信史史料,本刊特全文转载此文,立此存照,拒绝遗忘。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去鉴别、去思考、去俯览中国异议“精英”们所走过的心路轨迹,并联系到近年来那些总是和刘晓波直接、间接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丑恶现象,从而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时报周刊》原编者按:

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报导与历史评价,中共官方与海内外民间历来有不同版本。因涉‘六四’流亡在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年来对事件的反省,也由于个人品格、思想深度与立场的不同,而出现针锋相对的评价。

我似乎从末写过批评个人的文章(毛泽东们除外),这次破例批评刘晓波,心里很沉重。起意写这篇文章大约有一年了,那是滞留香港时,《中国时报周刊》刊登了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末日》)一书部分章节,北明同我看了颇有同情。这位“六四”天安门撒退中的大智大勇者,仅因在狱中写了一纸“悔过书”便遭到许多抨击嘲讽,实在有点不人道了。北明还特地写了一文,发表在《开放》月刊(九二年七月号)上,为刘晓波打抱不平:

“刘晓波在“六四”屠城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杀人的枪口前,与戒严部队谈判,并说服学生,组织他们撒离广场。……至于对自己写悔过书一事之忏悔,是他个人的权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别人是无权指责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宽容和人道地对待那些曾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过努力,承受过苦难的人们吗?……专制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铲除自己的反对者,他们有意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叛徒,毁灭英雄。而人民,会永远记住那些为民主理想作出过贡献,付出过代价的人。在人民心目中,高压下的低头也不能抹杀英雄的形象。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将为世人所铭记。”

但不久,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但我还是宽解地想,不过是他这个人活得有些猥琐,因之观察分析能力从来不够准确罢了,无论如何,还是蹲过秦城监狱的同道,批评文章就免了。不料,刘晓波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诋毁“八九”民运,以今年六月七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转载自《联合报》)上发表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达到新的烈度。我再也无法保持沈默。

谁在用谎言强奸“六四”

在《末日》封面,鲜红夺目的一行字便是:“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十分骇人听闻。

在“引子”中,刘如此写道:

“‘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了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动机,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官方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末日》十二页)

说被屠戮者被压迫者的道德性、求生性言论(就算是谎言也罢),比独裁政权残酷的屠杀“更狰狞”,言之重矣!于理似失之于荒谬,于情似失之于偏袒。刘晓波不只一次反复宣喻这个观点:

“……即左右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层出不穷的谣言。谣言的力量绝不次于任何一个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宣言、演讲。”(《末日》一八七页)

在这本书中,刘以“谎言”、“谣言”来取代、涵盖“传言”、“传闻”,在文字技巧上有点小小的不道德。现代汉语里,“谎言”与“谣言”主动性极强,说左右运动的是“谣言”、“谎言”,字面后的意思即知识分子、学生领袖欺骗民众,才闹起“动乱”。官方用“谎言”来欺骗,民众领袖也用“谎言”来欺骗,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不要说谁“黑”!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玩这种文字游戏也是不道德的。

在“八九”民运中,确实“传闻”极多。大量的是正确的,比如在官方每一动作之前,皆有传闻:赵紫阳下台、实行戒严、五将军联名抗议、屯兵故宫人大会堂、决心武力清场、准备大逮捕……。大量的是夸大的,如把万里对民运的同情夸大为在外组织政府,如把各国的抗议夸大为不承认李鹏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如把三十八军上下的同情夸大为同二十七军火并等等,但谁都可看出这是“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传闻也大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则是“邓小平下台”,搞得省港大游行庆祝、传回天安门广场,也欢呼了好一阵儿。

不必讳言,在传统的泛道德甚至超道德的伦理规范下,在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思想禁锢下,中国人确实有虚伪、说谎的痼疾。但传闻、“谣言”与之不同,在严密封锁资讯,垄断传媒的极权社会里,民众只有以传闻、“谣言”、“小道儿消息”的形式来传播重大社会信息。这是被剥夺了知情权,没有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的民众的反抗和特殊权利。而且北京人并没滥用这权利,传闻、“谣言”、“小道消息”大多正确或大多大体正确。比如,百姓就没有中共那些弥天大谎:什么学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军队不是来镇压学生的”、“绝不秋后算帐”等等。至于民间失真的“谣言”,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变形及操作上无法核实所致。对中共不断制造并用刺刀支持的大量真正的官方谎言不着一词或轻描淡写,而抓住抗衡官方谎言的民间传言之失实(而且,大量的关键的并不失实)大加鞑伐,恐怕有失公允,大约也并非笔误。

高估屠杀数字不必为愤

民间把屠城的伤亡估计偏高,也是令刘晓波愤怒不已的又一大罪过。统治者严加掩饰罪行致使情况不明,加之民众的义愤,一般来说,当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于事实。这是各国专制政权大开杀戒之后的通常现象,不是中国人之专利,更不值得过于激动。有义愤,恐怕还是应首先冲刽子手去,然后再指责被屠杀的羔羊没把同类的数字点准。从今而后,如果刽子手掩盖真相,也千万不要自行统计、估计,否则,数字有了出入,你就会比刽子手“更狰狞”。

(著名古例:《明史》记载,张献忠杀蜀人达“六万万之数”,一眼看去就是史官用“谎言”把农民起义“强奸得人老珠黄”——明朝全国人口亦远不足“六万万之数”!但此数得来不虚:张献忠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故部下多报冒功,合计四路屠杀大军所报之数,实为六万万有奇。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此数以讹传讹,虚假不实;但在古代一般人对户口总数缺乏正确概念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传达给人们的是屠杀之酷烈,可与后世中央政府大移民,“湖广填四川”之史实相互印证。这个夸大无比的数字表现了一种更为惊心动魄的本质化的历史真实。)

关于五一五大游行的两个版本

在“官方谎言”、“民间谎言”之后,现在谈谈“精英谎言”:《末日》中的谎言。在“八九”民运中,我与刘晓波只有一次相处,那是“五.一五”中国知识界首次大游行。刘晓波是这样描述的:

——五月十五日中午刚过,严家其、包遵信、郑义、柯云路、老鬼、徐星、赵瑜等几十人来到广场,他们打着横幅“首都知识界”,每人披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并用高喊姓名的方式与群众见面。“严家其!站起来。”严家其站起来向人群致敬。“包遵信!”包遵信站起来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可惜,他们的人太多,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这种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式,白杰明曾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那天,我和赵瑜是总指挥,游行队伍当然不是“几十人”,而是“几十人一的一千多倍——数万人。队伍占满了半条长安街,在上千名纠察队员的奋力开道下浩荡前进。当队首已进入纪念碑西北角时,队尾可能刚刚通过六部口——这些,刘晓波可能没看见,不去说它;但在他所亲历场面的描写中却充满贬斥性的谎言。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早无立足之地,我无法把庞大的队伍全部带入广场,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大嗓门赵瑜先手持电喇叭朝北念了一遍,于是南边鼓噪吶喊,只好又朝南念一遍,但热情的民众仍然要再听一遍;再听清楚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电喇叭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向远方……那么长的文件,一千五百字!广场上不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一切,刘晓波亲历亲见,但他倾向性极强地只有寥寥十三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对事实进行不公正的剪裁,不知道该不该算谎言。但有把握的是:颠倒事实总该算谎言!——《五?一六声明》念完,我和赵瑜把我们目力所及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叫起来发表即席演讲。书生们都不习惯于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场面讲话,怯场,叫谁谁不起来,只好拉、点名“将军”。我看没有一个人想利用这场合来捞一票,“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

那天的演讲都是我和赵瑜硬拽起来的,只有一个例外——不是别人,正是刘晓波。他坐在我身旁,但我不认识他。他主动要求发言,对我说:“我是刘晓波。”我马上站起来宣布姓名,请他演讲。从《末日》一书的自白中我们知道了,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刘晓波,每一动作甚至每一眼神都充满了对名利权势的渴求。唯一的一个勇敢主动追逐名利的人向其他众多腼腆的被硬拉起来发言亮相的人倒打一耙,这一事实太绝对,太魔幻,太令人不可思议!

“……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极不真实。从始至终,每一位即席讲演者,每讲完一句话,就有上万人齐声复诵(同宣读《五.一六声明》一样),浩大的声浪一波波传向四方!这种感人的大场面,刘晓波应该不会忘记:因为他是靠近“最后”的演讲者,而他的演讲,同样是热情的民众一句句复诵而达致广场远方的。

准备“一鸣惊人”的假“忏悔”

在香港,看完了谎言多多的《末日》,激愤地和刚逃出大陆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讲起,特别谈到前言中的这一段话:

——友人们对《末日》手稿有种种意见,最后一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这种批评不是针对书中关于运动本身的记述,而是直指我对自己“悔罪”的忏悔。这位朋友说;“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方式的伪装……”(《末日》第八页)。

我同高尔泰讲,刘晓波不必装作“五雷轰顶”,我读书的感觉是:这不是忏悔,这是另一种以贬损他人,贬损“八九”民运以来挽救自己道德形象的精心设计的……伎俩!自己心知肚明,何必假惺惺地装出被误解的震惊!

高尔泰沈思片刻,问:“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我记起来了,那是九一年晚秋,我们夫妇二人匿居于成都川师高尔泰家中。据说刘许多语惊四座的观点之原版皆出自高尔泰,(他的创造性只是把高先生的观点绝对化、极端化、惊人化),这一次刘写信请高先生关照他的一位朋友,于信中随笔写了又将“一鸣惊人”一语。

不料又是一年过去,在香港故事重提,一推算那时间,恰是《末日》成书之前。也就是说,他早就打算以忏悔的方式(《末日》)来“一鸣惊人”了,又何苦在前言中表白一番,佯装“五雷轰顶”呢?一条教训:不要藐视读者的智力。加之世界很小,谎言终要被揭穿。

九三年初夏,我同北明去纽约看望隐居写作的诗人江河,在海滩散步时,谈及时下虚伪成风,谈及《末日》,江河便朗朗笑出声:不久前,就在纽约江河家中,刘晓波卖给江河一本《末日》,并当他面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下意思:在狱中写了《悔罪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回来——据说那口气无知狂妄之极,让人怀疑是否智商都出了问题。后来读了书,江河感到的不是心理痛苦,而是生理痛苦:胃受不了,要呕吐。

在《末日》中,刘晓波也透露出这种意识:

——我像一个长了头疮的人,忌讳别人写到或谈起,当这头疮的存在世人皆知,无法隐瞒之时,索性就来个不掩饰,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坚硬、个性、我行我素和飘飘欲仙,通过不掩饰来更隐密地装扮自己。(《未日》五十五页)

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而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写作。(《末日》十九页)】

话说得已然十分明白,不需要再作阐释。

刘晓波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内心冲突的人物。我们谁又不是呢?

但是,刘晓波的内心冲突较为有戏剧色彩。比如说,他从来鄙视民众,似乎有意与尼采媲美。尼采的“超人”与蔑视民众,是由此表述新思潮的哲思,而刘晓波的“狂人”与蔑视民众,则是毫无理论品质的鄙俗与浅薄。

——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末日》七十七页)

——一次穿越纠察线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复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却令我终生难忘。(《末日》一三四页)

这位对刽子手还讲和解、合作,既反对削弱“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又鼓励刽子手“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和宽宏的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却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以投机为荣的孤独天才

这样-位蔑视民众的“孤独天才”怎么又舍得屈尊投入“乌合之众”的“八九”民运呢?——投机!

——……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末日》七十四页)

我想,投机不可能是全部动机,我不敢相信在刘晓波的全部思想情感中就全然没有真理追求和忧患情怀,但可惜的是他由己推人地事先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定理”:

——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着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末日》七十三页)

我想这该算是人类常识的大胆挑战。不必细说那些彪炳史册的杀身成仁的众多英烈,那些视死如归迎向枪口和坦克的“八九”英雄们又该作何解释?他们血流京华,该算作投机的成功者、失败者还是错过机会者?当然,说到底他们还是抱着个人的目的,但这早已不是刘晓波所指的世俗的一己私利,而是在历史洪炉中经过升华结晶的一种堪称为圣洁的信念!

关于“投机”的人生哲学,使人不能不回忆起刘晓波迅速的成名史:一次是扭住一位文化名人,一次是扭住几乎全国作家,都是故作惊人之说,几近全盘否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一纸谈话录而名扬中外,被誉为“黑马”、“狂人”、“大陆的柏杨”、“当代中国的尼采”,一夜成名。名是出了,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认真对待他的那些学问?——是偏激的理论呢还是投机的工具?

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

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当他面对狂飘突进的“八九”民运时,内心很是矛盾: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末日》六十九页)

绝食后的刘晓波站在纪念碑的最高层向下俯视,面对“从未体验过的大众场面”,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他一下子“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末日》二○六页)当时在场的一位刘晓波的好友分析说:“晓波,有没有当年毛老头接见红卫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头儿都禁不住诱惑,你们初试云雨,可以理解。”(《末日》二○八页)历史的契机往往有这样一种“放大效应”,它使正直者成为高尚,腐败者成为残暴,鄙俗者成为堕落。

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疯狗撵得慌不择路的人们。他们没有定见,丧失人格,比如刘晓波,前天藐视民众,昨天引导民众,今天出卖民众。为了出名得利,往往愈是人们囿于情理所不齿之事,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古人早有遗训:“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黄宗羲)知识分子要追名逐利,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除此之外,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还有另一个来源:《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在“前言”中,他正是这样开宗明义的:“尽管这本书带有我个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见,但我决不掩饰这一切。”因为要“尽量忠于我自己的体验。”(《末日》第七页)

一个预先声明的对历史的歪曲。醉鬼对于一个动荡、晕眩世界的坚定描述,常常使人们莫可奈何,无言以辩。尤其是碰上那种事先就声明没有普遍真实的(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如果他偏偏又是借酒装疯,我们更加无言以对。

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

忏悔不要说谎

共产党以人日记入罪是不道德的,小说《牛虻》中神父利用青年的忏悔去告密更是罪恶的,因为人对上帝及良心的忏悔是神圣不可亵渎的。那么,我引用刘晓波的忏侮来批评他本人,是否道德?

刘晓波的某些忏悔具有一定深度。我赞同忏悔,但反对在这种忏侮的掩饰下追名逐利,不惜代价,那怕洪水滔天,我批评的是表面真诚下深处的虚伪。也就是说,我所批评的,不过是在沽名钓誉的假日记,假忏悔。它们并不神圣。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我不知道,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我们确实有撒谎的恶习,但至少不要忏悔时撒谎。

我与刘晓波素无个人恩怨。我必须在一片丑化、否定“八九”民运的声浪中守护“八九”的光荣。“八九”民运之伟大,不仅在于惯于忍受的中国人第一次在中共面前挺直脊梁站了起来,要求结束做奴隶的历史,还在于天安门广场上的英勇抗争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总崩溃的开始,它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树立起来的历史的界碑。

谁该有“深重的罪恶感”?

“八九”起因于青年、民众不满中共一党专制,腐败无能,起而和平示威,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中共老人一步不退,反而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再是摇唇鼓舌,颠倒黑白——又有谁能否认这一基本事实?历时五十余昼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严格遵循“和平”、“非暴力”的理性原则,没有砸一块玻璃,抢一个商店,刑事案件与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民众自觉维护纪律,和睦友爱,许许多多人都感受到经历了一次灵魂的纯洁。甚至在屠杀现场,在血与泪与火中,仍有众多的市民和学生保护军人的生命……。试问,这样壮阔宏伟,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可曾有过先例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光辉范例!理性至此,和平至此,刘晓波还要质问被屠戮者事后是否有“深重的罪恶感?”——真是天理昭昭啊!
没有距离,便没有历史感。我们往往很难看清近在咫尺的伟大。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八九”的光荣。我们应当为自身的种种过失和道德缺陷反思忏悔,尤其是当我们忆及那些永别了我们的死难同胞之际。但是我们无权以忏悔反思(尤其是假忏悔)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荣。因为“八九”民运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早已属于我们苦难的民族和全人类。

我没有正面回答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全盘否定,一则此文着重谈了诚实、道德,怕在此讨论“八九”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凡持不同意见者皆是刘晓波式的伪君子;二则篇幅已然过长了;三则不知他的种种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他精于计算,善于及时调整。

人民、土地与真理

批评个人并非我的目的。

从作为个案的刘晓波批评中,也许我们应该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训。

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儒学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群体主义,共产意识形态同样以“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来压制个人。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型期,这种反人性的群体主义当然要遭到扬弃。所谓物极必反,作为一种历史的报复,目前所盛行的,甚至并非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思潮深具破坏性,它不仅摧毁群体主义,同时也摧毁健全的人性。它不事建设,只有摧毁,它以赤裸裸的无耻来反抗伪装的无耻,结果还是无耻。我们所追求的,既不是个人销融于社会的片面的群体主义,亦非个人凌驾于社会的片面的个体主义,而是一种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完美的平衡。

共产意识形态将民众神圣化,自有它的政治效用(但事实上民众受尽漠视与压榨)。是否今天当反而复之,蔑视民众,视民众为草芥?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值得尊重,都有平等的生活与追求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虽然宣称“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并非什么“贵族气”,而宣布自己“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的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这里所透露出来的与民众誓不两立的暴戾之气,令人吃惊。手无缚鸡之力尚且狂暴至此,大权在握又该如何?

十年的农村、矿山生涯使我永远也无法蔑视民众。因为我与我的同代人曾在艰难时事中与民众相濡以沫。被称为“文革”的一代,我们失去了青春岁月和学业,但我们也有所得,那就是一段社会底层的生活,一分与父老乡亲——人民——的感情。我们务农做工的那一小块土地,那一大块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是我们生命之舟的永远的锚地。因此,纵然八面来风,形势莫测,也不易惊魂落魄,随波逐流。

走向真纯,走向崇高的人格理想不止一条道路。我们在狱中服刑的朋友葛湖就是另一种典型。在他从狱中所写的家信中,他回忆了自己的人生:“我爱读书,爱知识,由此后来才懂得爱真理。……与很多人不同,我完全是从理性的、知识的道路走向‘不同政见”的,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和偏见。……正是这种对科学和真理的真诚,拯救了我自己的灵魂,进而又渐渐升华为一种超然于个人之上的对民族、对社会、对时代乃至对人类良知的责任感?……我把这种品质珍藏于身心之中,把它作为对父母养育我的一分一孝心,一分回报,作为对我所得到的爱情的感谢,作为我留给女儿的一分遗产。这是一枝心灵的玫瑰,比起财富,它的效用微不足道,比起成就,它的光彩也很不起眼,但如果它能够真正给人以感动,也不失为一种慰藉,一种满足。”(《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

土地、人民和真理,是人类生命中最深刻的元素。我们热爱土地、人民和真理,生命就获得根据,获得了尊严。

原载:共舞台:http://gongwt.com/show.php?BD=0&ID=5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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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秦城(疑为打字输入转换该文为电子版者)感言:

郑义揭露刘晓波对其出卖六四鲜血作“假忏悔”、“忏悔时还说谎”的长文「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分上、中、下三篇,刊于《中国时报周刊》1993年9月11日号,第78-81页;9月18日号,第80-81页;和9月25日号,第80-81页。

郑义承认该文“确为本人所著”。这里对所谓“版权问题”哆嗦两句。

第一:版权何时适用?

版权是针对利益(权)而言的,尤其是经济利益。没有赢利、作为研究和评论之用,合理引用已经出版的文字,并不构成侵犯版权,尤其是对于很早以前的文字。郑义揭露刘晓波对其出卖六四鲜血作“假忏悔”、不顾廉耻“当众手淫”、“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4年前,除了其中尖锐的论述与详实的史实描述足以供研究和评论之用以外,贴在网上完全没有什么商业利益可言。

第二:贴岀郑文没有侵犯版权

秦城贴岀郑义揭刘文,是在郑义在网上替刘晓波辩护的14年后,辩护的内容与14年前的文字南辕北辙,已经引起网友对其前后自相矛盾的评论,这时贴岀郑义揭刘文,仅仅是为了说明这种南辕北辙和自相矛盾,也可以留作后人研究之用,因此根本没有什么版权问题可言。但是,秦城贴岀郑义揭刘文后,对版权概念无知的郑义竟然提出“拥有全部版权”要求删贴(要求附后),一些对版权概念无知的版主竟然悍然删贴,不仅删除了郑义原文,而且一并将所有的网友评论删得一干二净,岂不知郑义在14年前发表文章领取稿酬后,版权就已归于《中国时报周刊》,而不是郑义本人,要怎么处理这篇文章,都是《中国时报周刊》的事,而与郑义无干。

第三:郑义揭刘文的研究价值

删贴的结果适得其反,竭力掩盖反而引起人们的极度好奇。郑义揭刘文网上本来一点也没有提及,一周后的今天(2007-7-28)则已遍布网路世界,你只要用“”这算什么忏悔?”郑义”Google一下,可以找到二千条。你再“百度”一下,那里也有,就连和“百度”一样属于国内搜索引擎的“通用网址”上也能找到,可见流传之广、之迅速。

中共恐惧这篇文章,因为其中揭露了“六四”的真相――与官方口径不同的“六四”真相,与某些配合官方的“民运”口径也不同的“六四”真相――不管是刘晓波的口径,还是现在维护刘晓波的郑义口径,都在1993年郑义揭刘文所披露的事实面前显得极度苍白。郑义揭刘文经许多网友自发地在大陆网路上贴岀后,马上就遭删贴,比如“通用网址”上存有《懒马网摘 | 文学历史》(www.lazymark.com/History)的网页快照就已经打不开了;百度上的《共舞台》相关链接基本上也打不开。但是,国内还有大量漏网之鱼,随时面临删贴,因此变得神出鬼没,四处游击,令中共和中共控制下的斑竹们删不胜删。

因此,郑义揭刘文的研究价值在于:一、究竟什么才算“六四”真相?如果官方口径掩盖了“六四”真相,那么“民运”口径的“六四”真相是不是就全然真实?“民运”口径又是如何曲折变化的?二、网络对话语权的颠覆:无论专制官方还是某些配合官方的“民运”精英如何压制,网民世界,哪怕是专制下的网民世界,自有途径而且是高效的途径获取真相和关于真相的辩论。

秦城 2007年7月28日

来源:http://gongwt.com/show.php?BD=0&ID=5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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