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

曹长青

这篇文章本来在《零八宪章》刚推出的时候就准备写,结果因刘晓波被抓走而没写下去。现在刘晓波被判11年,愤怒之后慎思,觉得还是应该写,算是异议人士中的异议声音吧。无论在哪一个群体,在多么“崇高”的事业中,没有异议都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可怕的,都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刘晓波被抓、被判。

《零八宪章》的调子是温和地呼吁中共改革,这已是共识,不需要我再强调。宪章除了“前言”的套话和当然没错的“基本理念”,其主要内容是“我们的基本主张”。而这个基本主张的关键是第一条:修改宪法。

中共宪法不能修,只能抛弃

我认为这种“修宪”的“谏言”之路是走不通的,因为:

第一,中国目前的宪法,整个是一部“国家”泰山压顶般高于“个人”的宪法;一部以保护政府为主导精神的宪法(美国宪法则完全反过来,其全部精神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对中国这种宪法,压根不存在“修”的问题,只有“抛弃”这唯一的出路。

第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中共都根本不执行,建政六十年从来都没有执行过(还需要比判刘晓波本人的案子更清楚的证明吗?),那么修宪的意义在哪里?

第三,在一党独裁的现状下,修宪机制怎么产生?人民没有选举权,没有选举产生的国会。那怎么修宪?谁来修宪?

第四,在一党独裁的现状下,只有共产党修宪这一条路。但在共产党的完全主导下,能有修出一部民主宪法的可能性吗?

第五,即使我们不谈中国宪法是一部“国家高于个人”主旋律的宪法,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修,只可弃的,也不谈中共一党统治下不可能修;仅从技术层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中国的宪法(现在网上一查就可以找到),那是一个逻辑到处漏洞,前后条款矛盾到惊天动地的东西,怎么还有修的可能?怎么把那些逻辑混乱理清?怎么把那些矛盾冲突摆平?

事实是:共产党不垮台,修宪就只是共产党一家的事儿;而只要共产党修,怎么修,都是以保住共产党的独裁为中心思想。所以,在“修宪”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完全不可行的前提下,再谈什么三权分立、独立司法、宗教自由、甚至环境问题等等《零八宪章》后面那些“十分正确”的条款,就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滑稽了。

别期待“狼”改邪成“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零八宪章》有一万人签名,一百万人签名,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当然,没有实际操作意义也没有关系,如果它能传播真理,把揭示专制本质的声音传到千百万人的心中,那这个《宪章》的价值也是重大的。但问题是,《零八宪章》这种“谏言”的形式和内容,所起到的瓦解共产党政府的作用大,还是潜移默化强化人们承认这个党统治的合法性的效果大,实在值得探讨。我本人认为是后者。因为共产政权本身绝不可能改变其独裁本性,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事实。所以,如果一再呼吁它改邪归正,就无形中传播了“它有改的可能”这种信息,因此而增加人们对“党”和那个政权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就是延续那个独裁政权的最重要根基。只有人民从骨子里确信,共产政权绝没有改变性质的可能,推倒它的契机才可能产生。

而且“谏言”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别说中国封建统治几千年,共产党专制六十年,六四的鲜血淋淋还没有把连下跪谏言都遭砍头的事实说明白吗?难道还需要刘晓波再坐11牢才明白共产党的本性吗?这种调子持续下去,即使再有一次“八九民运”,也依旧会是在热血澎湃的爱国主旋律下的要求党内改革的继续,更何况,再一次大规模民主运动的影子都看不见呢。

有人会说,那你躲在美国让我们喊打倒共产党去送死呵。首先第一个层面的回答:追求自由是自己个人的事,只有其结果是公众可以分享的。没有任何人有权要求谁,更没有人要求谁去牺牲;谁都可以选择沉默,或选择做奴隶。别人只是评论那些自己选择追求自由的人,你这样做是否离自由更远。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别人也只是评论,这个角色所起的作用是否会适得其反。

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刘晓波站在中共的对立面,说过很多到位的话,并没有被抓。但那些想和共产党套近乎的,都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六二宣言》高呼“我们没有敌人”,结果被抓进去关了一年多,如果没有悔过书,一定会被判几年;《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要尽快联手促进和平统一(那个宣言要民主政府和独裁政权联手组成“联合当局”,实荒谬不堪!),被控要“颠覆政府”,判三年劳教;《零八宪章》呼吁修宪,肯定共产党“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于是再被控“颠覆政府”判11年。这就是去跟中共政权讲普世价值、人权、修宪,期待“狼”改邪成“羊”的结果。

错在相信“请求”就不会死

二十多年来,刘晓波写过很多揭示专制本性,远比《零八宪章》深刻、真实的话。如果他这次是因为清晰地站在独裁者的对立面,或者只是为他自己署名的东西而坐牢,相信在很多人心中会是远比现在更高大的英雄。但为一个降格、折扣的东西,作如此重大的牺牲,这不是值不值的问题,而是对不对的问题。

但既然要求修宪也是“颠覆政权”,不如真犯“罪”。如果站着、跪着都是死的话,为什么不站着死呢?其实问题就在这里:是因为相信跪下“求”就不会死。但是,如果相信跪下求就不会死,那就是对专制的残酷本质没有足够的认知,这又和刘晓波那些深刻的批判专制的文章有巨大的矛盾。那刘晓波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或许会回答:“我不降调,没几个人跟我签;而只有签名的人多,力量才大。”那么这里值得讨论的就是:到底是人多签一个降调的、甚至传播错误信息的宣言起到的作用大,还是个人发出真实的声音起的作用更大?且不说,即使这个相当降调的宣言,也不可能在官方报刊上发出来,也只是在海外网络发表而已,能看到的也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小圈子而已。就这样一个联署信,在国内任何刊物上都发表不出来(不实践一丝一毫中共宪法的言论自由)的现状下,还要求它去修宪,岂不荒诞?

提出“修宪”要求,就是相信中共有政治改革的可能。而吉拉斯在1957年的《新阶级》中就否定了共产党有改革的可能性;他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说:“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共产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半个世纪之后(半个世纪!),在苏联、东欧彻底结束共产统治二十多年之后,在六四屠杀发生二十多年之后,中国的先锋自由派知识分子还在期待“修宪”,这难道不太令人悲哀了吗?

喊出“皇帝光着腚”才重要

如果要想以人多显示公民力量,应该是以“抗议”为主,而不是“建议”。两者性质不一样,角色不一样。如果做不到一群人发出更强的声音(谴责人权在中国如何被践踏),那么个体的真实声音,也比妥协之后的群体虚话(甚至错话),更有意义。需要的是一句真话的种子,撒在无数人的心中,给人们提供另一个看问题的视角。面对一个裸体的皇帝,到底是一个人说一句“皇帝光着腚呢!”更重要,还是一群人说:“哎呀,皇帝的新龙袍太单薄了点,会着凉的,再加件布衫吧”更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敢说皇帝光屁股,一群人商量一齐说,那还有意义。一个人有胆说,反而要找一群人降调,我理解不了这个逻辑。

你现在不是从政(连选举都没有,哪有从政的资本?),所以中国异议势力不存在搞联合阵线、联合政府思维的东西,而是应把真话说到位。大概多数签名者都没有从政之心,也未见得都赞同《宪章》的主张(有人说连看都没看过就签了),或许都只是抱着同样的心态,人多就声势大一些,而这种声势似乎又可以增加其正确性。但历史什么时候证明过,越多人认同的东西就越正确?就一定能成功、胜利?

恰恰相反,人类历史绝不是靠多数推进的,而是靠极少数人的正确的理念。他们一开始虽然从来都是极少数,但就因为正确,所以终究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认同共产党继续统治的,难道他们人多就更正确?大概所有《零八宪章》的签名者都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十三亿中的极少数的公开反专制者。

举西方最近的例子来说,一百多年来,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反对资本主义的声音从来都是绝对的多数。我来到美国才近乎震惊地发现,为资本主义呐喊的知识分子少到令人目瞪口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推崇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都饥寒交迫,找不到有很好经济保障的教职或学术职位,而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呐喊的则个个待遇丰厚,桃李满天下,享尽资本主义的好处。直到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的今天,全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都在一直拼死抗衡资本主义。但不管反对的势力多么强大,资本主义在顽强地往前推进着;尽管每一步都艰难万分,都迎着镰刀斧头的砍杀,但资本主义是走在胜利的道路上,就因为它正确,而不在于支持它的知识分子的人数。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多数未见得代表正确,反而经常在错误的方向。所以,总想靠人数来获取“正确”的信誉和力度,是没有意义的。而一个正确的原则,哪怕开始只有一个人支撑起来,也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不能同时坐两把椅子

肯定会有人异议:如今老百姓、知识分子都只顾赚钱,话说给谁听呢?没人响应,说了不是白说?其实这没什么值得沮丧和悲观的,多数人从来都是只顾赚钱吃饭的,这是正常的;你只说给那少数的思想共鸣者听就足够了。真正有机会的时候,不是多数胜利,而是正确胜利。

萨哈罗夫提出“一个人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你要么附和共产谎言,要么起来反抗,传播真实。而后者是个极高的标准,鲜少有人能去做。所以,许多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人可能这样认为:我当然不想附和共产谎言,但在中国目前状态下,不用这种软性的方式,还有什么路可走?换句话说:如果革命硬拼不可能,婉转说软话,祈求在体制内改革也不对(事实证明也走不通),那你说中国的事怎么办?中共政府到底怎么才能垮台?

我不知道它怎么垮台——目前像中国这么大国家,如此经济腾飞、政治独裁的情形,人类史无前例;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任何推测、设想都没有足够的依据,所以没有意义。我只坚信它一定会垮台。或许因发生大的经济动荡,导致某个环节的契机;或者党内斗争导致转机;甚至也不排除有魄力的军官发动政变,百姓处于对中共的积怨而呼应支持(罗马尼亚模式能叫暴力革命吗?他们武装结束了共产政权,同样建立了民主制度)。我知道的是,应该一句、一句传播到位的真话,一颗一颗地播种追求自由的种子;那么一旦契机到来,那些潜移默化到人民心中的思想,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促成那个政权的垮台。

而那些有意无意强化人们对共产政权持续期待的信息,只能导致在有机会的时刻,又促使相当一批人(包括可能起到重大作用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产生对现政权的幻想,导致可能的胜利再次流产。共产党抓判刘晓波本身(还有多少其他人被捕、被判、被监控!),证明了《零八宪章》所说的中国政府“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的错误。这种思维持续下去,不仅抓不住契机,更不能创造契机。

六四的血洗亮眼睛了吗?

人类古往今来,多少事情都是“意外发生”;越近代,越意外;有些所谓被预言得的很“准”的事情,只不过是由于人类从不接受教训,于是太过于频繁地重复历史,所以人们以为智慧的祖先预言得很准。事实是,你只有摔过跟爷爷一样的跟头,才相信爷爷的话是对的——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孙子也不例外。所以,中共的垮台也很可能又是一个让全世界跌破眼镜的“意外”,但这个意外必定有它内在的必然;而正确的思想,才是推动这个必然的力量。

我在好多篇文章中谈过,知识分子应该清晰,你到底是跟那个政权说话,还是跟人民说话。不跟政权说话,不等于具体的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官员听不到你的声音,更不等于不会促使共产党内部、高层瓦解,最终从体制内崩溃。在美国独立革命的时候,连华盛顿都是从潘恩的《常识》得到启发和鼓励,最终打赢那场战争。

如果《零八宪章》是刘宾雁起草的,我当然同样不会赞同,但却完全理解;他至死相信马克思主义,只认识到要对党第二种忠诚的程度。而刘晓波是认识到了共产专制的本性(但他的再次“我没有敌人”又令人瞠目结舌),所以,他让我不可思议。

刘晓波令人遗憾之处,是从正确的个人独立思考,向错误的群体意识妥协——从黑马走向黑点,硬要往人群里挤。从站在专制的对立面,迈向一再给朝廷递状子谏言(修宪要求决定了这个《宪章》是跟谁说话,老百姓不能修宪)。而恰恰是递状子谏言,使他撞上了中国历代皇朝的一贯做法:重罚谏者——因为在皇权看来,“谏”则是图谋政权。

刘晓波被判11年,他自己可以高姿态地表示“没有敌人”、没有愤怒。但我对这个典型的因言治罪的政治案、对最近一系列嚣张地残酷镇压异议人士的暴行极为愤怒,对那个邪恶政权(自由公敌!)所犯下的罪孽永远铭记,绝不宽恕!

迄今为止,《零八宪章》所起的最大作用,是由于刘晓波的被捕、被重判,让一些人“恍然大悟”:原来共产党没法治。肃反、反右、文革、六十年的暴政还没让人们明白共产党没有法治吗?六四的血居然没有洗亮刘晓波的眼睛吗?面对一个如此邪恶的政权,中国文化人到底还要经过几个六四、多少个刘晓波被判之后,才知道共产党是不可改革的呢?!

2010年2月8日于美国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0212/article_15705.html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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