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狱中采访和审讯

·高 新·

两个小时的“自由人”身份

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饭刚刚打进来,一个看守打开牢门唤我出去。
还是那位提审,还是那间豪华的提审室,都该吃晚饭了,而且还是星期六。
“明天可能有记者来问候你几个问题,主要是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因为现在这个问题上外面传说很多,谣言很多,希望你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好好配合。”

“都是哪几家的记者?”我问。
“好几家,新华社的,中央电视台的¨¨可能还有《人民日报》的吧!”
“有外国记者吗?”
“没有,都是国内的。”
“是审问方式吗?”
“不是,就是普遍的谈话方式。”
“那,允许我说实话吧?”
我担心政府方面会利用我的嘴作宣传,甚至作伪证。
“当然是说实话。就讲你前几天在材料上写的情况就基本可以了。”
我想起来前几天还是这个提审曾经专门来提我出去写一份关于我所知道的天安门清场的情况。我完全是照实写的。
“好了,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也许是明天。如果明天不来,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刘晓波、侯德健,还有一些清场时在场的大学生、医生和戒严部队的人都已接受采访了。政府是想通过各方面的人来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真实情况。”
“周舵也接受采访了吗?”
“可能也接受了。这样吧,明天早上我们来,我给你找个电动剃胡刀,你这胡子也太长了,头发也得理一理。”
我没有吱声。
回到号里,我心里盘算着怎么样能坚持不让他们给我推头修面。因为我心里十分明白,既然不以审问方式“采访”,那政府在他们的报道里可能就故意不表现出我是在狱中被“采访”的。而只要他们没有直接要求我做伪证,这种“采访”又没有办法拒绝。那么,只有把我眼下这付样子原原本本地显现在电视台面中,才能让所有收看电视的人明白我是在狱中被“采访”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当夜,我几乎一夜都在想这个。
第二天一早,管教让我去管教室。
“今天见记者,有思想准备吗?”他很和气地问。
“您还不明白,我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只有服从,没有别的选择。”平时,我同这位管教说话已经比较随便了,所以也没有什么提防的心理。
“你的提审要求你说假话了吗?”
“那到没有。”
“那不就得了嘛。我告诉你吧,上级对这次采访很重视,处长专门交待了。要不然我大星期天的还跑来加班?我希望你从几个角度好好考虑一下这事对你的有利之处。
“第一,政府要求你讲清天安门广场当时的事实,你不用说是在这里,就是作为一个正常公民,也有这个义务。
“第二,你现在还没有被处理,这次对你是一个很关键的机会。这是个并没有要求你讲假话的机会,为什么不利用呢?我知道你是很想干一番事情的人。但是你想过没有,呆在这样的地方,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所以,但凡有可能,必须先争取出去。
“第三,你自己说过,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对戒严再有看法,自己也会事实求是,绝不夸大事实。那么,现在不正是让你对历史负责嘛。
“第四,几次找你谈话时你都不是说你们四个在天安门广场为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吗?为什么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真实情况宣传一下呢?

“第五,通过这次机会,也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证明你们在天安门广场起了什么作用。过去,你不是想说这些话都没有什么机会吗?
“第六,你一直在为张小梅和你家里人得不到你的消息着急,这回上了中央台的电视,他们肯定会看到的。这不也是个安慰亲人的机会嘛。
他讲到第六点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我如果就是现在这付样子见记者的话,政府完全可以只在报纸上登载记者同我谈话的内容,而放弃在电视上的报道。或者在电视节目中只让新闻节目主持人替我说话,而不出我的图像。那么,别人,比如刘晓波等也不在电视上出图像还行,如果他们都出了图像,唯独没有我的图像,小梅和家里人会更为我担心的。
于是,我同意了在“采访”前给我理发、剃须,但还是拒绝了让我换一件别人的白色衬衣的建议,我必须要保持入狱那天的“原装”。从那天起,小梅既寻不到我的踪影,也得不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不敢想象这三个月来她已经急成了什么样子。如果我保持“原装”在电视上出现,起码可以给她带来些许欣慰。
由于我坚持不要换别人的衣服,提审脸上颇有难色,因为我的裤子前裆的拉链坏了,内裤暴露在外面。我告诉他这种“采访”肯定是要坐着进行,只要我面前有一张桌子,就完全可以遮挡住不雅的部位。
化装整理完毕,我被送到我们这K字楼所在的大院中套着的一个小院里。院内的石凳上坐着六、七个人,我估计是司机什么的,见我进去都看猴似的盯着我。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显然是间审讯室,被临时布置了一下。数了数屋里的人,摄影、录音、灯光及文字记者,一共是十个人。
“首席记者”是个头发花白的长者,坐在我对面,其他人坐得离我稍远,形成一个扇面。其中有一个女的,象是《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的文字记者。
“她长得还可以。”我心里想。
“我们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老者自报山门,似乎是在向我说明他们并非警察。
“你知道不知道最近一些精英们在外面造谣?”
“什么警鹰”?我干脆就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是哪两个字。
“就是吾尔开希他们那些人。”
我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们说的是“精英”这两个字。在此之前,我已经从比我入狱晚的狱友口中听说吾尔开希等一些运动的头面人物已经成功地逃亡出境了。当时我心里真是挺为他们高兴的,我衷心希望象我这样身受牢狱之苦的人越少越好。可这时听到共产党单封他们为“精英”,心中不免有些阿Q式的忿然;跑出去的是“精英”,那我们这些没有跑出去的是什么?笨蛋?
“他们在外面说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打死了好几千人,还有说好几万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在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从来没有看过报纸和电视,连广播也没听过。”
记者们互相对视着,显得十分惊讶。好象在发牢骚说:“开枪以后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宣传党的声音,可党为什么不让党的声音传进这大墙里面呢?”
我告诉他们,我是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过程的当事人和目击者,无论在任何场合
,我都会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原则讲述这一过程的。
“采访”过程大概有两个小时。我虽然没有戴表,但注意到录音人员在机器里换了两次带子。
我时实事求是地叙述:我在和其他人一起组织广场的大学生及市民群众从纪念碑周围和平撤退时,确实没有看到打死人的情况,军人确实开枪了,但我没有看到他们直接向人群开枪。我解释说,六月七日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上,“戒严部队”总指挥张工在讲述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时,特地强调“在早上四点半至五点半这个时间范围内,在天安门广场这个空间范围内”。他严密限制这个时空概念不是没有用意的。

记者们对我们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收缴抵抗武器的事情显得十分关心,问得很详细。对此,我也十分配合。但我怀疑他们对这件事实会否按我讲的原话报道。因为我原来就是搞新闻工作的,对袁木所表白的共产党的新闻“自由”,体会真是再深刻不过了。
他们也问了那天晚上长安街一带发生的情况,我表示,我在纪念碑上只能看见那边的火光,听见连续不断的枪声,具体情况看不到,所以没有资格为那一带的情况作说明。
我被允许抽烟,而且,我面前还放了一杯茶。入狱已三月之久,茶是什么滋味儿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实在没有什么好问的了,“首席记者”宣布:“今天就到这里吧。”
“你把茶喝了再走吧!”女记者的态度很是和善。
“女人到底是比男人善良。”我心里这样想着,站起身来准备出门。他们十个人成一字横排站立,逐个向我道谢。但并没有同我这位被“采访”者握手。
“这个在监狱里命令一个已经在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环境里生活了三个月,而且还不知道要继续多久这样生活的在押‘人犯’以‘自由人’的身份接受政府记者的‘采访’这一回事本身才是最好的新闻。”
我出门后,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这些记者,心里恨恨地说:“我的这番话总有一天也要变成铅字让你们看到的。”

刘晓波的提审

被政府的记者“采访”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一位看守对我说:“我看了报纸了,上面有你们的话。我看你们都不错嘛,好象还立功了。干嘛还关着你们?”
我笑了,“您都不知道为什么还关着我们,我就更不知道了。”
“那你们六月二号还去天安门广场绝食,不知道戒严部队要进城呵?”他问。
“不知道。”
我回答说:“我们当时还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敦促政府不再激化矛盾,不要让军队进城。如果我们知道政府已经下决心让军队不惜一切代价进城,而且说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那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搞这种和平抗议举动已经毫无意义了。”
“那就是说你们的那场绝食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那也不对,应该说我们起了事先意想不到的作用。”
“不就是组织和平撤离嘛。报纸上说了,你们是‘响应政府号召’。”
“那是政府的报纸。如果是我办的报纸肯定会说是:那天凌晨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在清场时响应了我们的和平主张,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和平撤离方案,没有象在长安街一带那样,采取完全丧失理智的行动。”
“嘿,你口气倒不小。”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我们的和平主张奏效,如果不是我们收缴了广场上的抵抗武器,不但我们会流血,大学生和市民会流血。大兵们也免不了流血。”
“哎,我问你,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和你的提审说?”
“当然说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好象只关心我们有没有什么秘密活动,关心我们是否和海外反动组织有什么勾结。”
“那就别着急。”他安慰我说,“总会说清楚的。”
我请他给我一张报道我们的报纸。他笑了笑,“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这时,又一个看守走了过来。“提他来了。”说着打开了铁门。
我出去后,见并不是我的提审,而是两个陌生的警察。
这里的经验之谈是:只要一换提审,不是准备放人就是结案。所以,换提审的那一关是非常关键的。
新提审的主要目的就是“诈”。最后一次了,能诈出一点儿来就是收获,诈不出来话,他们一般就相信你,可能就是他们已经知道的那么些事了。
“那我就等着他们诈吧,反正这一关总是要过的。”我尽量使自己的神情坦然。

还是那个豪华的大提审室,两个新提审比我原来的提审严厉多了。
“今天我们主要就刘晓波的问题进行审讯。”主审说。
我这才明白,“放人”和“结案”的两种猜测都不对。这是刘晓波的提审来索取“旁证”材料来了。
笔录员忙忙碌碌地在桌上铺满了一本一本文字材料。
我还是把我第一次被提审时讲的那些内容又讲了一遍。
“没有什么新东西吗?”笔录员问我。
“我讲的是六月六日以前的事情。六月六日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刘晓波,他有没有新的活动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已确认刘晓波是六月六日晚上被抓的,所以故意这么说。
“你不要不老实。”笔录员凶狠地训我。
我心想,“我碰到的笔录员怎么都是这么不甘寂寞?主审还没有说话,轮得着你张嘴嘛。整个一个‘不安心本职工作’。”
“也好,你不是说我不老实吗?我不吱声行不行。”
“有些刘晓波自己已经谈出来的东西你还没有谈,怎么能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呢?”
这回是主审说话了。
“我又不是天天和他在一起,刘晓波谈的他自己的事情我怎么会都知道?”
我心里已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要硬着头皮犟下去。
“我说的是刘晓波和你在一起的事情。”
“那我记不起来了。”
我狡辩了一句,试探地问:“您说还有什么事情?”
“五月二十一号的事情。”又是笔录员急不可耐。
“对,五月二十一日我上了宣传车了。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和刘晓波无关。再说,这事儿我也已经和我自己的提审说过了。”
“什么叫你自己的提审?我们是干什么的?”
沉默。
“刘晓波在不在宣传车上?”
“在呀。”
“那你的交待里怎么没有?”
“因为过去让我交待的是我的问题。宣传车上人多着呢?我的提审并没有让我交待那车上还有什么人。”
“嗯!”主审本来伏在桌上的身体又靠回到椅子背上去。“刘晓波在车上都干什么来着?”
“他说我播音播得很好,过去他没有想到。我说你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晓波不是被人叫作‘狂人’吗,我想让他明白,你也别忒狂点儿了,比你强的人有的是。起码我在这一点上就比你强。”
“说正事。”
主审发觉我答非所问。口气再次严厉起来。
“刘晓波写的文章是你广播的吧?”他又问。
“那不叫文章。就是几句鼓动性的话。”
“是‘煽动性’的话吧?”
“那看从哪个角度理解了。”
“都是什么内容?”
“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就说军管不好什么的。其实刘晓波在宣传车没起什么主要作用。他不写我们也会广播那些话的。
“后来,车到公主坟时,他看车上没他什么事,挺受冷落的,就自己下车走了。他一口东北话,而且还是哑嗓子。所以,他要播音就热闹了。”
我采取了你问一句我答三句的作法。因为这样时间会很快过去。
“刘晓波和海外的联系你清楚吗?”
“他告诉过我。”
“都告诉你什么了?”
主审和笔录员都同时兴奋起来,异口同声。
“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民联’。”
笔录员长出了一口气,撇了我一眼。
“刘晓波要离婚的事你知道不?”
“我只知道他和他妻子陶力有时候闹矛盾,但是他还是很爱他的妻子。”
“呵,这我们随便问问。你们在广场上绝食的时候都有什么人去看过你们?”
“有我的未婚妻张小梅,还有我的前妻阎宝华。我离过一次婚你们知道吗?”
“嗯。”主审只从鼻子里出了一声。
“三号那天他们两个同时来了。”我也不管他们爱听不爱听,继续“交待”下去。“她们两个一个从纪念碑东面上来,一个从纪念碑西面上来。结果,两面的学生纠察队员分别保护着她们,都喊着,‘让开一下,让开一下,高老师的爱人来了。’走到我们的帐篷跟前,才发现‘撞车’了。当时我尴尬得没有办法,只好一头钻进帐篷不出来了。”
主审听着这个“两路夫人齐进兵”的故事还挺有意思,忍不住笑了。
笔录员仍旧趴在桌上记着,好象他生来就不会笑。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
“还有什么人去看过你和刘晓波他们?”
如此生动的故事竟还没有碍着他们要继续盘问,这使我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有点儿缺乏自信了。
“他们三人身体都不如我好,所以我经常不在帐篷里呆着,四处乱跑。不知道都有那些人来看过他们三个。”
“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演讲的内容你知道不?”
“知道。”
“什么内容?”
“《六·二绝食宣言》。”我回答。
“我问你在那以前的。”
“以前我就是五月十九号去过广场,后来有几天都是晚上去,白天刘晓波干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倒是听他在广播里说过几句话,但一句也听不清楚。”
接着,又问了我们六月五号在国际公寓里的事情,就让我签字划押了。
我翻看了一下审讯记录,上面并没有记上“两路夫人齐进兵”的故事。对此,我心里的确有些不满。这“两路夫人齐进兵”的故事名字还是小梅起的呢。

马少芳的提审

这K字楼里的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入冬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刚刚吃过上午饭,看守打开牢门。
听是喊我的名字,我感到十分奇怪,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也有人来提我。
是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便衣警察。去提审室的路上,我听见他们同这院子里的警察介绍自己是刚从秦城来的。
“又是取证。”我心里明白了。
他们着重问我五月二十一号宣传车上的事情,我马上猜出他们是马少芳的提审。

马少芳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六四”后被李鹏他们公开通缉的二十一名大学生之一。那天,他也在宣传车上。
“马少芳是那辆宣传车上的负责人吧?”
听他们的口音,联想起刘晓波的提审,我发现他们每一对中都有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外地的。据说,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动乱分子,公安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好多警察来京“协助工作”。
“我不清楚。”我回答他们。
“怎么会呢?你在车上当播音员,这车谁管你都不知道?”
主审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态度很严厉。
“我上宣传车的时候,车上的学生我一个都叫不上名字。怎么会知道谁是车上的负责人呢?”
“那我们一说马少芳你怎么就知道是谁了?”主审冷笑地看着我。
“你们在电视上播发通缉令都是有大照片的。我从照片上认出电影学院的马少芳我在宣传车上见过。所以就对上号了。”
“那好。你不知道车上的头儿是谁,怎么工作?谁给你分配任务?”
“用不着谁分配,大家都在抢着作事情。整个天安门广场上当时不都是所有的人都在自觉自愿地作事情嘛。我是自愿上车帮助工作的,因为我原来是专业播音员出身。上车后,有稿子我就播,没有人来管我。”
“那马少方在车上都干什么?”
“他和车上所有的大学生都咋咋呼呼的,具体在干什么我没有注意。”
“噢,马少芳在车上咋咋呼呼的,对吗?”
“对。”我点了点头。
“咋咋呼呼的‘咋’怎么写?”
两个人在桌上比划着凑出“咋”字来后,又问我:“那就是说马少芳也可能是宣传车上的头?”
“也可能不是头。”我接着他们的话说。
“马少芳是‘高自联’的宣传部长,那宣传车就是他分管的。”
“我对‘高自联’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马少芳在车上写了一篇宣传文章你知道吗?”
他们又提出了新问题。
“不知道。”
这事我可真的不知道。
“这不行,你和别人交待的不一样。马少芳自己都交待了,他的文章是煽动群众都到天安门广场去声援大学生。”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在车上没有看到他在干什么?”
“我一直在车上播音,谁在干什么我都没有注意。”
“那就是说,你没有注意马少芳在车上干什么。也可能写文章了,也可能没写,是吗?”
如此取证,简直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我只好答应,“是,是这样。”
“我不是给你们扣帽子,你说你们在车上的行为是不是反革命煽动?”
主审明显对我不满意。
“宣传和煽动是同义词。我们当然是煽动来着,但不是反革命煽动。”
“那是什么性质的煽动?”
“煽动爱国,煽动拥护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
“行了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对问题的严重性有个足够的认识是有好处的。”

我心里明白我的问题是否严重也由不得他们作结论,干脆不再说什么了。

(中国之春一九九一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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