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以证据杯葛刘晓波的“无敌论”

作者 : 吴庸

刘晓波的“无敌论”有两大依据,一曰:共产党以其执政成绩取得民意基础,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政权,民主的目的只是要求根据宪法规定,“保障每一种民间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权利。”(1989年5月7日呼吁书),二曰:应该“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 “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互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六·二绝食宣言)这两大依据近20年来形成一股意识流,总称“无敌论”。这里,让我们看看“无敌论”的依据能否立住脚。

(一)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早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不久,就同俄国特命全权代表越飞在共同宣言中郑重声明:“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中山先生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明确拒绝共产制度,盖其倾心者乃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与其是相通的。中山先生对共产制度的先见之明,为中共执政后种种害民政策所证实,“文革”浩劫与“六四”屠戮突出地显示共产制度的凶恶面目,在这种情况下,袒护共产党政权继续存在,究竟对谁有利、对谁有害,难道还不清楚吗?至于说按照宪法规定“保障每一种民间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权利”,不过是承认农民的合法存在权但不允许农民保护其耕地的占有权、承认公民的合法存在权但不允许公民有游行示威、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权利,使所有工农群众只能勉强求生,这种赤裸裸的暴政有什么值得“无敌论”者吹嘘的?

中共亟力推行一党专制制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被奉行民主主义的知识团体揭穿。中国民主同盟于抗战胜利后及时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主张,这项主张显然是针对国共两党提出的。民盟政纲确定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军人不得干政,不兼任行政官职,军队不建党团组织)。这份政纲当然也是针对国共两党提出的。民盟主席沈钧儒明确指出:“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决不与之合作。”(《新中国日报》1945年2月26日)这些第三势力对国共两党的深刻认识集中表现于储安平所言:“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从他作出这一判断的1947年至今已60余年,征诸这些年代的历史,不能不佩服储先生的眼力准确。可是,刘晓波对这个党却情有独衷,说什么“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政权”,袒护这个毫无自由可言的政党,立场多么鲜明!

(二)刘晓波鼓吹“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爱”的力量能够这么伟大么?刘晓波在判决前发布《我没有敌人》,向当局示爱,却未能取得执政者宽恕,依然被判以重刑,刘氏对中共的爱并不灵验啊。他觉察到其中的破绽,又改口说:“强调没有敌人,是广义的,不是指个人的敌人,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消灭、化解仇恨。”(新世纪新闻网2010.3.1)从“以爱化解恨”到“从人性的角度消灭、化解仇恨”,这两者有什么实质性区别?以这样“弯弯绕”的谜语是无法摆脱理屈词穷的窘境的。刘晓波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拥刘者把“以爱化解恨”理解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并不求见到实际效果,就象善人行善,只求良心安适,来世善果。这样的解释其实是把“以爱化解恨”视为宗教信念,信徒修行,落入玄学窠臼。刘晓波面对的是“政权的敌意”,是政治迫害,用教徒的自身修行和超然的玄学理念去应对,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满拧!

爱是一种情感,表示喜欢、欣慕、怜惜、倾心之类的心理反应。以这种感情去化解“政权的敌意”,试问:谁能有此本领?陈光诚遭遇的是刑满释放后仍被禁闭家中,高智晟遭遇的是“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政权的敌意”不仅不能稍减,反而变本加厉地横施迫害。原因就在,此类矛盾靠“爱”是无法解决的。政治,涉及根本利益之争,它的解决需要靠实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较量,舍此并无他途。实力对比悬殊,一方超强,一方特弱,则以强凌弱是必然的,任何乞求、祷告均无济于事。实力对比趋于平衡,只有双方均意识到“和则两利”,缓和才有可能。这也不能持久,只要实力均衡之势稍有变化,缓和就会让位于紧张。矛盾双方的对立是持久起作用的因素,直到矛盾的构成根本消失。所以,观察政治走向,实力是根本标尺。这话听起来冷冰冰,却是数千年来人类发展的史实。还有比这更冰冷、更无情的史实,就是吴思先生追述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揭示的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生命交换定律,这一定律是对丛林法则的深化。它是血腥的、无情的,却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真实一角。政治上的明争(实力对比)暗斗(血酬定律)都不相信“以爱化解恨”,道德层面的诉求无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鼓吹“以爱化解恨”,只能销蚀人在政治较量中的意志,引人堕入迷途。这就是刘晓波的“无敌论”所起的作用。

“民主政治”是刘晓波心仪的话题,是他的“无敌论”的组成部分――“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问题在于,当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人们向当局索要民主时,当政者却把这些人视同敌人,对他们怀有极大仇恨。关闭西单民主墙,横扫“精神污染”,疾言反“自由化”,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本点,所有这些都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对民主政治要求的敌对化、仇恨化的表现。而刘晓波却津津乐道他的“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因此,他放言要同当权者“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和解共容,走向民主。当实力对比十分悬殊时,企图与当局“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地讨论约束中共专制制度、开放政治民主领域,岂非椽木而求鱼?求鱼者却不管不顾,终于鼓捣起声势浩大的朝野和解思潮。专门的组织进行操作,和解方案鱼次出台,相关会议不断召开,和解著作相继出版,煞是壮观。而中共高层却稳坐钓鱼台,乐得看着这些人忙得脚丫子朝天,为中共统治秩序帮忙、帮闲。刘晓波被捕、判刑,才震惊了某些人。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宣布:“政治和解彻底破裂。”(民主中国网2009.11.25)对朝野和解一往情深者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

刘晓波曾鼓吹中国应该沦为殖民地,而且要300年才能赶上香港,“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怀疑”,“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可怜的是,中国连沦为300年殖民地的资格都没有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再背中国这个包袱。”岂不太令人悲观?他说:“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接受《解放月报》记者问,1988.11.27)就是这样一位刘晓波,竟然被诺委会选中,授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突如其来的佳运使刘的身价立即飚升。他的《我没有敌人》在颁奖仪式播出,使“无敌论”与西方基督教的“神爱众人”合拍,更增加了刘的魅力。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歌刘、颂刘者比比皆是。《让“我没有敌人”的旗帜高高飘扬》,多响亮的声音。“令人敬佩的大思想家”,多崇高的称谓。“我们乐见‘无敌论’消弥国人戾气的潜移默化作用”,多虔诚的祝愿。“刘晓波所代表的,不是仇恨,而是博爱,是善意和期待,是在和平道路上实现基本人权的真诚殷切的希望”,多美好的概括。权且把这些赞扬的话定格在此,若干年后,当历史的长河涌流到遥远的未来,我们的后代会有机会反回头来,重新检视这些热诚之语的真理性,重新评价“无敌论”的社会价值。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会裹挟大批群众达到痴迷程度,只有狂热和痴迷成为过去,社会才能发现自身的不智,这样的历史事例太多了,简直是俯拾皆是。

(2011.2.21)

《自由圣火》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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