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之:给中国人更多和平奖吧!

在大赦国际芬兰分会国际人权日纪念会上的演讲稿

万之

今天12月10日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诞辰,也是诺贝尔奖发奖日。今天,有很多中国人聚集奥斯陆,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和宴会,庆贺第一位中国人获得和平奖。我本来也有幸获得邀请去“共襄盛举”。能出席这种典礼宴会,在很多人看来是人生不可放弃的荣耀,趋之若鹜。我认识这位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时间实际上比现在聚集奥斯陆的那些中国人都长。早在1988年夏我参与奥斯陆大学一个学术项目就邀请刘晓波到挪威讲学,我和他一起生活工作过几个月。他不懂外语,需要照顾,我当过他的翻译。十多后,2001年,一些流亡中文作家联络依然在中国的异议作家创建了独立中文笔会,当年即被国际笔会接纳为下属分会,而我和刘晓波也都是创会会员。后来从2003年开始,我们一起主持这个笔会的工作,他在北京担任会长,我在国外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执行日常工作。秘书长任期之后我还担任过该笔会的国际秘书和新闻秘书,是笔会发言人。那时我们的接触自然很多,电邮电话联系非常频繁。所以,我和刘晓波算是老熟人。作为老熟人,也作为国际笔会会友,我似乎应该去奥斯陆参加庆典祝贺他的获奖。这是他个人事业的成功,他的胜利,他的幸运,这幸运有点像是中了乐透彩票。

但是,我还是谢绝了来自奥斯陆的邀请,不往西去,而飞向东方,宁愿接受你们大赦国际芬兰分会的邀请,到赫尔辛基来参加这里的活动。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天,不仅是诺贝尔诞辰,诺贝尔奖发奖日,今天,12月10日,也是国际人权日,是我们应该关注世界人权状况的日子。作为中国人,我当然更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也感谢大赦国际芬兰笔会给我这个机会,请我来介绍中国的人权状况。此时此刻,我完全无意身穿燕尾服举起香槟酒,为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一个老熟人的成功而弹冠相庆,而倒是更担心,当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光都被引向奥斯陆的时候,却疏忽了对其他深陷牢狱的中国良心犯政治犯的关注。当一个人成功地将聚光灯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他人却被埋没到更明显的黑暗中。

因此,我更愿意来赫尔辛基,正如我之前刚给大赦国际瑞典分部也作了同样演讲一样,因为我必须抓住这些机会,呼吁大赦国际的朋友们,恳请你们更加关注中国那些几乎要被人遗忘的政治犯良心犯,特别是王炳章、高质晟、胡加、黄琦、陈光诚、郭飞雄、郭泉、师涛、郑贻春、尼牙孜……这个名单可以非常长。还有些人,虽然身体状况极差而保释出狱,或者是刑满释放,但是依然在受迫害状态,如严正学、力虹、秦永敏、哈达……等等。下面我就用PPT介绍其中一些狱中良心犯的情况(PPT展示略)。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良心犯中大都是非常出色的,都是出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无个人名利目的,是为了中国人的人权事业,为了中国人的民主自由,长期坚持,做出非凡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像刚释放的秦永敏和哈达,分别是坐满了12年和15年的刑期,坐穿了牢底才释放出来的。在我看来,他们其实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都是“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广泛斗争的最高象征”(引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给刘晓波颁奖的新闻公报)。再比如王炳章博士,他早在1982年就获得加拿大著名的麦吉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如果他是个只顾及自己的人,作为职业医生,他完全可以养尊处优,过得非常舒适。但是他投身中国人的民主事业,近三十年而坚持不懈,而且作了多次努力回到中国去推动民主,因此而被判无期徒刑,终身牢狱,比刘晓波被判11年更重得多。刘晓波的妻子在中国,还可以去探访刘晓波,而王炳章的妻子孩子远在加拿大,连探访都没有可能。所以,我愿意在此呼吁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如果你们认为中国的人权事业确实重要,确实关系着全世界的和平,那么就请多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权斗士颁发和平奖吧!有人说给刘晓波颁奖是个重磅炸弹,那么多几个重磅炸弹,专制制度就更容易粉碎!

有挪威朋友对我说,我们不了解你说的这些政治犯,这我可以理解。因为上述的这些中国仁人志士,在国际上往往不为人熟知,不那么名声显赫。这些人大都没有资源,也因为他们明确的反共政治立场,因而难以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不能为自己炒作。还有其它原因,例如其中有些人不在我们国际笔会总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名单上。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要关注作家,不是作家就不纳入工作范围。当年他们差点不接受还在狱中的魏京生进入他们的名单。因此,这些人也就得不到国际笔会的关注。即使有的人在国际笔会下属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名单上,比如王炳章、高智晟,也是挂名而已,也得不到多少关注,比如在今年九月刚刚举行的东京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独立笔会为刘晓波造势,但是他们不会为王炳章、高智晟等人也大声疾呼,也为他们争取和平奖。所以,我现在只好来呼吁大赦国际的朋友来关注他们,我呼吁你们也去推荐他们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人喜欢说,是骡子是马,应该都拉出来遛遛,那样才比较公平。我知道有些大赦国际的分会是关注他们的,比如加拿大分会就关注王炳章。看来,国际笔会的工作范围是受限制的,我大概应该退出国际笔会,而加入大赦国际了(一笑)。

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如何,在我介绍上述这些中国良心犯政治犯的案例之后,我想你们一定有了自己的结论。此外,我还有些朋友,他们创办了一个“维权网”,通过遍布中国的通讯员发来的电子邮件,每天都能报告中国各地最新的人权问题信息,我每天都收到他们的简报。我觉得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们也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当有国内的人说,你长期没有回国不了解国内情况的时候,我会反唇相讥,说我可能知道的比你们多,因为我每天都收到“维权网”通报,我也可能比你们更加关注。由于国内的人不能自由获得这些信息,一个省市的人甚至不能了解外省市的情况,他们当然不比我们了解得更多。从“维权网”每天提供的信息我可以知道,中国各地每天都有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发生,这些往往还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住房权利、工作权利、旅行权利等等的,这些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就更不用说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方面的更重要的人权。最近在南非举行的宗教大会,中国本来有上百人要参加,结果几乎全被当局阻拦。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对于中共是抱有幻想的,以为中共能像前苏共那样逐渐演变,也出现一个类似戈尔巴乔夫的人物,出现一个类似叶利钦的人物,带动政治改革。也是出于这种幻想,欧美政府对中国普遍采取绥靖主义的态度,其实是姑息养奸,只顾及眼前的经济利益。表面上他们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其实根本不在乎这种“对话”是否有效,是否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他们也不敢明确支持主张推翻中共专制的中国异议人士,例如王炳章博士,而只会支持那些主张温和改良的异议人士,如刘晓波,所以王炳章博士那样的良心犯,就得不到充分关注和支持,没有资源为自己造势,不那么有名,也就一点不奇怪。

然而,事实证明,即使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也难逃中共的压制迫害,依然被判以重刑,其实,此刻同时在奥斯陆举行的和平奖颁奖仪式本身,就是中国人权状况好坏的一个证据。获奖者本人依然是个在中国监狱服刑的政治犯,而不能前来领奖,连家属都不允许出席。几乎所有从中国邀请的客人,都被剥夺了来奥斯陆参加典礼的权力。中国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最近都被禁止出国。有一个作家朋友告诉我,当局已经告诉他们,在2011年1月31日前,他们都没有出国访问的自由,甚至没有在国内自由旅行和行动的自由。

上述种种一切足可证明,中国人权状况是很让人担忧的。中共当局继续坚持独裁的政策,继续顽固地与世界为敌。今天,在诺贝尔颁奖日,当全世界都在呼吁释放刘晓波和中国的政治犯的时候,中共却一意孤行,不折不扣地成了是世界人民的公敌。

我这里要特别提到,据刘晓波的夫人说,她去监狱面告刘晓波他获奖的消息时,刘晓波希望在奥斯陆的颁奖典礼上读他去年的法庭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作为自己的获奖答谢演说。此刻在奥斯陆的典礼上是否正在朗读这篇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你”或“他”有没有敌人,对人权事业来说其实根本无关紧要。“我”、“你”或“他”不过是个人而已。我们要问的是,“我们”、“你们”和“他们”有没有敌人?在芬兰争取独立自主的战争中,俄国就是芬兰人民的敌人。在二次世界中,侵略芬兰的德国法西斯就是芬兰人民的敌人,也是欧洲人民的敌人,世界人民的敌人。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就是共产党的专制导致了上亿人的死亡,比德国法西斯杀死的人多出几十倍,这是著名的《共产党黑皮书》可以证明的。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国家还坚持共产主义制度之外,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唾弃这种独裁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民主的敌人,自由的敌人。今天的中共张牙舞爪,已经表现它是不折不扣的自由的公敌,争取人权的中国人民的公敌,世界公敌。在面对这样的“敌人”的时候,如果你热爱自由,如果你尊重人权,如果你关注这个民族的苦难,那么,不论是“我”、是“你”,是“他”,大概都不会说“我没有敌人”。

当我在这里把中共当作“敌人”抨击的时候,我知道,会有人质问我,难道你没有看到中国的“进步”吗?有个瑞典汉学家,在看到CNN上采访艾未未的节目之后,就曾经给我打电话说,他觉得艾未未这样中国知识份子,如此激烈批评中国,他觉得很不公平公正。他就质问过,“难道中国现在没有进步吗?”我知道,这个“中国进步论”,其实也正是来自中共当局的宣传,用以抵制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制造一个逻辑思维上的“陷阱”。好像你只要承认了中国的“进步”,就等于你的“批评”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这种“进步论”,也为那些和中共妥协者合作者,包括不少汉学家,提供一种似是而非的依据,一种心理安慰,好像因为中共“进步”了,“改善”了,过去的历史罪恶就可以忘却不计,就可以“化敌为友”,放弃批评而握手言欢了。

其实,在中国知识份子履行批评权利的时候,来质问他们“难道中国现在没有进步吗?”这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因为其中本来没有逻辑的关联。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和知识份子是否可以提出“批评”本来无关。芬兰很进步,瑞典很进步,但是芬兰和瑞典的知识份子,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政府和社会问题的义务和权利,也不会因为这种“批评”而陷入牢狱之灾。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某些方面有所谓的“进步”,比如经济方面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了,甚至还有人说,连监狱都“人性化”了,一个知识份子也不需要放弃“批评”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权利,不需要放下批评的武器。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人权的改善,没有了“批评”的权利和言论自由,而只有经济的发展发达,那反而更加危险。看看纳粹德国就是前车之鉴。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也很“进步”,经济有很大发展,国民产值大大增加,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相当的提高,也能举办奥运会,但是德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却被纳粹独裁者一步步剥夺,言论自由丧失,于是德国人民失去了对独裁的约束力,最后是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迫害,给整个欧洲和世界带来灾难,也给德国人民自己带来灾难。可见,如果只是类似纳粹德国那样的“进步”,一个独裁政权在这种“进步”中强大起来,强大到不在乎世界舆论,这反而更令人担忧,更加需要我们坚持“批评”的权利。只有那些考虑个人利益的投机者,还有那些西方商人们,为了经济的利益,只顾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发财,而罔顾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才会为中共涂脂抹粉,用所谓的“进步”来对抗“批评”。

此外,“进步”也就是数量问题而已。比如说,一个国家处死犯人,从每年处死上千,减少到了一百个甚至更少,处以死刑的罪名也从上百条减少到了几十条,我们可以说这算是一种“进步”,但是我想大赦国际的朋友,不会因为有这个国家有这种“进步”就不再发出反对死刑的批评声音。早在数年前,我在哥德堡书展中国人权讨论会上就说过,自由和人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一条拴狗的绳子,从一米长改为两米长,三米长,甚至五米长十米长,狗可能觉得自己的活动范围大多了,这算是大有“进步”,大有改善吧。但这只是量变,你其实还是狗,不是人。你要做人,要有人的自由,就要摆脱这根拴狗绳子。你要自由,就要彻底摆脱枷锁,摆脱镣铐,拆毁监狱的高墙,而不论这个枷锁是否变成了金项链,监狱也变成了花园。因为这是质的问题,这是做人而不做狗的原则。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中国人权的问题,如果需要有质的变化,只有彻底结束中国的一党专制。这也不仅仅是有关释放一个著名人士刘晓波的问题,而是需要释放我上面提及的所有人士,释放所有的政治犯,释放所有因言论和信仰而被囚禁和迫害的人士。否则,就是中国的所谓“进步”天翻地覆,只要还有一个政治犯继续关押在监狱里,我们也不停止我们的批评,不放弃我们的斗争!

谢谢大家!

2010年12月10日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2/10/n31096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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