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撕裂的刘晓波

曹长青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欢呼,也有争议。由于相当一部分争议涉及原则理念和人格尊严,所以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的评论涉及以下十二个问题:

一、对共产专制的认识
二、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认知
三、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四、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五、关于《最后的陈述》
六、关于“悔过书”
七、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八、关于《零八宪章》
九、关于回国
十、关于“个人主义”
十一、关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湾
十二、关于人格统一性

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镁光灯闪完了,那阵关于诺贝尔奖的发烧也降温了,但中国人自己对刘晓波问题的讨论大概不会结束。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因为我无法想象外国人能弄明白刘晓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阵子不时想起杀妻后自杀的中国诗人顾城那句话:“老外哪儿懂咱中国人呵。”我甚至感觉,如果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独白》)翻成外文了,也不会有几个外国人真看得懂。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来越感叹,中国人的确是颇有自己的“特色”,我从未在西方的“人物们”中见识过类似刘晓波的例子。

刘晓波被捕后,我写过两篇文章对他的观点和行为提出异议(“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却没想发表关于他的更深一层的思考。现在刘晓波虽仍在坐牢,但他不仅有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保护伞,成了“贵族囚犯”,也成了中国民运的代表和象征性人物,所以对刘晓波的讨论,就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我曾相当地欣赏过刘晓波,欣赏的是带着个人主义气息和独立思考精神冲进文坛的那匹黑马。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今天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却不仅找不到当年那个令我欣赏和期待的刘晓波,甚至怀疑当年的对他的认知了。

坦率地说,在偌大的中国,任何一个其他人扮演了刘晓波的角色,我都可以理解。但刘晓波今天成了“温和派、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成了一个群体的“头儿 ”,一个团伙的“首领”,更写出“最后的陈述”那种文字,我除了目瞪口呆,没有更准确的词形容。这不是夸张,而是有着相当清晰的背景和原因。

和刘晓波最早的一面之交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念书,跑到北京去看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回哈尔滨途中,因想跟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交流在北京的见闻,所以在长春停留,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兴奋地描述了西单民主墙、民刊的兴起,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辩护等等。当时刘晓波在场。几年前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忆往时,谈起当年听我描述民主墙时的兴奋,但那时我对他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对共产专制的认识

我对刘晓波的欣赏,始于1986年读到他那篇“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评论界对新时期文学、伤痕文学的一片歌颂之声中,在“文学批评”整个成为“文学吹捧”的现状下,刘晓波尖刻、毫不留情地一顿痛批,不仅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该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学缺乏荒诞感,中国作家“生活在荒诞中却没有荒诞意识”。该文在其他报刊发不出来,但在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之后,引起轰动,一匹黑马登上文坛。

当时他不仅在文学思考上独树一帜,而且从他的“在地狱入口处”、“人类之梦”、《选择的批判》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专制的认识也超过我当时了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对人生也在尝试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虽然今天看来他的许多想法只是当年那个特定时空下的产物,但那种要挣脱群体思维框架的努力,颇令人欣赏。

记得大约是在1987年夏天,刘晓波带着(他当时的)妻子陶力到深圳看病,我和几个他在深圳的吉大同学接待。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伙人在一家东北馆子聚餐,痛骂一顿共产党之后,晓波用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报道毛泽东死亡的调子,宣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死亡”,并带头给共产党唱哀乐。那餐饭,因那一顿哀乐而非常开心。当时的刘晓波(起码给我的感觉是)已经完全站在了跟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对立面。那年夏天,我们也曾一起去拜访刚刚被开除了党籍的方励之,虽然那时的刘晓波已经不买被共产党赶出来的人的账了,哪怕他们是批评现体制的;也就是说,刘晓波当时的想法已经是体制外了,尽管可能并不太清晰。

后来在香港《开放》杂志(当时叫《解放》)上读到了他的“混世魔王毛泽东”,对他的彻底否定毛、否定专制制度十分认同和欣赏,认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鲜见的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

尽管当时我已感觉到他身上有些“匪气”(或说痞气),但在那个被禁锢了几十年之后刚刚开始松动的年代,对叛逆的欣赏,远超过了对匪气的那一丝不舒服感,甚至认为他是故意那么“整”的。许多年之后才意识到,那种匪气,不仅是他的一个外在表现,也是他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以后对他的了解是在美国了。1988年我来到美国,他去了挪威,后也转到美国。89年4月天安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我在洛杉矶,晓波从纽约打电话约我过去,说要开一个“刘宾雁现象研讨会”,主要目的是批判以刘宾雁为代表的“第二种忠诚”和那些寄望党内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在精神上 “跟党断奶”。他当时还谈到希望我跟他一起编辑《中国之春》(回头来看,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那本争得打破头的杂志,哪轮到连“中国民联”成员都不是的我们去办)。

我飞到纽约,和刘晓波一起住在《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家的客厅里,一直到他回国参加八九民运。这期间,由于爆发了学运,大家整天关注、讨论的是北京的发展,所以关于“第二种忠诚”的讨论会就没开成。

胡耀邦去世后,国内知识界对胡一片赞美,好像他就是改革的救星,民主的代表。为此刘晓波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耀邦逝世现象省思”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胡耀邦那种臣民对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赖,那种感激“皇恩浩荡”的卑贱;他尤其抨击了知识界在热捧胡耀邦这种开明皇帝的同时,却冷淡仍在监狱中的魏京生;他更明确提出,我们到底是要魏京生,还是要胡耀邦?毫无疑问,他高度肯定了魏京生所代表的民间正面抗争的价值。我对他那篇文章记忆深刻,因为当时一起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也在《中国之春》发表了一篇类似观点的文章。

正因为刘晓波曾有这样的基点,而且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分子要跟党“断奶”这种说法的。而且早在“混世魔王毛泽东”里他就写道:“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成了递状子请求“ 修宪”(等于是需要和党妈妈合作中国才能改变)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对这种变化,我怎么能不看得一个楞、一个楞的。

更荒唐的是,六四之后,在《独白》里,居然是刘晓波批评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以至他曾要批判的“第二种忠诚”的刘宾雁都愤怒地撰文斥责刘晓波“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

支持党内改革派,在中国从来都大有人在,我不否认他们的作用。但那不是刘晓波的角色。许多人认同《零八宪章》的调子,我当然也能理解;唯有刘晓波,让我不可思议。在中国文人那个圈子里,鲜少有人像刘晓波那么早就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知。如此“回旋”(二声、四声,东北话,大倒退),我实在无解。对共产专制本质的认识,只有到位不到位,却不可能认清了之后,又糊涂到背过气儿去。这不可能像对看不见的上帝,可以今天相信有,明天确信无。

事实上,如果刘晓波今天个人署名的文章也统统换成《零八宪章》的调子了,我也可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直到08年入狱前,个人署名的文章,仍是否定党内改革的路子的。而且在《零八宪章》签署者中,你找不到第二个,二十多年来一路写那些迎面痛击共产专制的文章。但他主导的《零八宪章》却被公认是“温和、妥协、合作”的代表作,“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余杰语)《零八宪章》或许对某些人有意义,但那是别人探讨的事情。

我只谈刘晓波,因为他不一样。他也不像有些人,对这些角色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都是“要民主”就是了。刘晓波二十多年前就很清楚了,知识分子面对专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对中国文人习惯依靠皇权改革的思路是相当蔑视、痛斥的。而且,他入狱前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是否定体制内改革的;就这本书接受BBC采访时,他还明确表示,“过去无论是国内精英也好还是国外媒体也好,都非常关注中共政权,就是关注它出台什么样的改革措施。但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事实上,中国的所有这些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是在大陆的民间社会。”

刚说完这话,他就去谏言中共“出台”新政策了。这刘晓波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呢?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的?需要哪个出哪个?一方面撰文讲话否认体制内,一方面又想得到所谓党内改革派和开明知识分子的认可,成为那个圈子里的一个“人物”,所以不能“激进”,要“温和、妥协、讲究策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刘晓波”:一个站在专制对立面的、痛斥独裁的刘晓波;一个热衷于一次次给皇权上书、欲做谋士、谏士的刘晓波。“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考察政治改革。”(程映虹语)我经常不得不相信,刘晓波在说哪边的话的时候,都是非常真诚的。

如果刘晓波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后,思想有变化,开始相信要依靠体制内改革,也不是不可理解。但他06年的时候又重发了“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等于坚持和重申他二十年前的观点:中国“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

在中国(或任何独裁国家的)民主运动中,当然都会有体制内改革派,我在此无意评论他们的道理或对错,只是想说,刘晓波成为他们的一员,更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实在是滑稽透顶的事。如果他真相信体制内,那他就是搧自己文章的耳光;如果他真相信民间,那这种“上谏”又是为哪般?为“弄出点动静”而作秀?还是指望在最小程度失去的情况下,获得名利的最大公约数?

从胡耀邦死到今天,体制外、体制内改革一直都是两派,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当然不同。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他们思维的统一性。比如戴晴。她二十年前就认为学潮打断了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步伐,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所以她今天推崇刘晓波有其一脉相承的思路(她当年应该是对“激进的”刘晓波不齿的)。但刘晓波不同,他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中,不仅否定了知识界对胡耀邦式人物的过高评价,更完全不把中国的民主进程寄望于党内改革派。

但几年后,他在《独白》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又持和戴晴同样的观点了: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如果这个和他89年在纽约发表的文章完全相悖的观点,是他在八九之后的思想改变,他要借《独白》忏悔的话,那最起码,他应该首先痛悔、痛斥自己去参加这场让中国“倒退”的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主角之一。但《独白》的诸多自我批判中,并没有这一项。

其他人推动中共体制内改革、政治协商等等,我同样不认同,但可以理解。在八九民运中,戴晴、王军涛等人是努力在学生和中共高层人士之间做说客,希望调节缓和,这和他们历来寄望体制内改革的观点有统一性。你看所有那些仍然对党内改革抱有希望的人们,哪一个写过刘晓波那种把共产党骂到狗血喷头、连祖坟都掘了的文章?哪有一个像他那样讴歌那些对专制持“绝对反抗姿态”的英雄们的?

回头来看,刘晓波的撕裂,其实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他可以几个月前在香港和美国发表要推翻独裁的文章,几个月后在北京,说“打倒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口号,他没有敌人。如此迅速的思想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人格撕裂吗?以刘晓波文章中对共产专制的痛恨,他应该是对有人敢在北京喊出“打倒共产党” 这个口号敬佩和欣赏的。

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认知

如果刘晓波真的是思想发生了变化,那他后来就不会继续写那一大堆对共产专制批判性丝毫不亚于88年在香港、89年初在美国发表的那种言论。但二十多年后,刘晓波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种自相矛盾的原点。事实上,这二十多年来,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现了这种自我的矛盾性。这令我无法不想起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人持续一种行为,就塑造一种品行。(Men acquire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constantly acting in a particular way.)

今天,刘晓波在个人署名的文章里清清楚楚共产党无可救药的本质,却在组织“集体活动”时承认那个党的“可塑性”,这不合逻辑!如果喊民间抗争的也是你,去跪下求党的也是你,这不就像唱木偶布袋戏,左手举个小人,右手举个小人,俩人闹着玩吧。思想和人格统一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同时扮演各种矛盾的角色。

别人签那种“给共产党留足够余地”的名,组织这类集体活动,我不会多评论。但刘晓波另当别论!余杰撰文说刘晓波是把政论家和人权活动家两个角色融合得最好的人。“能够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和各类活动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密切的联系的,除了刘晓波之外,偌大的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来。”这话真是道破刘晓波的天机。

孰不知,这是两个完全不可同时都扮演好的角色。优秀的政论家绝不可在理念上妥协、打折扣;他靠鲜明的观点,凝聚理念的人心;而成功的活动家(类似政治家)则需要有所妥协,圆滑,他靠摆平各类人际关系,得到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把这两个角色放到一个人身上,必定是哪个都演不好。刘晓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政论家,刘晓波那些在理念上妥协、自我矛盾、甚至黑白颠倒的言论,已经在异议人士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弹。作为活动家,他和所谓“激进”的维权人士之间,以及独立笔会内部等,有一大堆摆不平、处理不好的人际和金钱关系。

一个曾有个体意识,推崇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一个曾经“厌恶中国文化界拉帮结伙的群体意识,采取只看作品不见人的方式”的刘晓波,现在抢着要成为一个团伙的头儿(它可以是有形的“独立笔会”之类,也可以是无形的“牵头人”之类),还拉帮结伙,形成利益小团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连基本的方寸都守不住。对此,我无法不刮目相看。他自相矛盾的言行冲突太典型了。

我相信刘晓波反抗极权的理念追求是清晰的。但上述那些思想分裂、人格不统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除了寻求获得个人名声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找不到第二种解释。但追求个人名利并不是我要非议之处,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把个人名声和利益的追求,摆在高于理念追求、高于原则方寸的位置上的话,走余秋雨、王蒙等人的路,岂不更舒服太多了?刘晓波有足够的智商在那条路上走得有模有样,何苦去踏这条艰难的异议分子之路?

刘晓波还多次批评知识分子“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事实上,只动口不动手根本不是软骨症,知识分子的责任本来就是用无形的思想战胜有形的刀枪。作为思想者,并不是一定要赤膊上阵拼刺刀才是英雄(一打就趴下就更别提了),而是在自己的观点被敌意包围的时候,仍能够坚持住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理念。

你是吹号角的,你的责任就要把号角吹得清晰、响亮,吹出振奋的士气,吹出必胜的信念。而号手扔了号角去冲锋陷阵,一枪就被打死,那根本不是英雄(有种你别倒下)。而坚守号角的职责,哪怕只剩自己一个人,仍继续吹响昂扬的冲锋号,仍对最后的胜利坚信不移!这,才是我要脱帽致敬的英雄。

如果号手一看对方阵势强大,吓得手发软,腿发抖、气发虚,把冲锋号吹走了调,吹成了哀乐,那就完全可能——甚至是注定——把一场必胜的战役打得一败涂地。那,才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关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自甘地以来宗教家们和西方左派热衷的口号。左派们对邪恶从来都认识不清,于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最“高级”的旗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于面对民主政府。而面对独裁政权的,喊这种口号,纯属唱毫无积极意义的高调。为什么?因为在专制国家,从来都不存在人民对暴政实行暴力的问题;这么喊,除了削弱人民反抗独裁的凝聚力,什么作用都没有。埃及人民没有喊这种口号,而且抗议运动一开始就把执政党总部烧了。他们喊的是 “穆巴拉克下台!”“我恨穆巴拉克!”

我不知道刘晓波从什么时候开始“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景”了。他当然也可以喊这些口号,但起码应该有个思想上的统一性。

例如,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宗教领袖都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们也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哈维尔不反战,也没听他喊“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以,在人格上,他们都有统一性。在经济理念上,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教家们都左倾,满脑子均贫富思想。达赖喇嘛至今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没有任何效果,但他的观点是统一的。

刘晓波则不同。在支持西方右翼、推崇资本主义、抨击西方左派、支持伊拉克战争上,刘晓波和我观点完全一致,简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不仅自己撰文热烈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也非常认同我的多篇支持伊战的文章。过去这些年我们很少联系,在鲜有的几次通话中,他都是说我的什么什么文章写得好;尤其是那次关于伊战,他说把我的“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给刘霞念了一遍。我当时挺感动(这年头哪还有人朗读文章呵),更为有晓波这样思想上的共鸣者而高兴。

今天我在想,如果诺奖委员会(包括那个发奖时落泪的主席),知道刘晓波支持西方右派观点,推崇资本主义,尤其是支持他们痛恨的、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甚至对我那篇“极右”的“反动”文章推崇到给自己的妻子朗诵一遍的程度,那么即使刘晓波被判无期徒刑,他们也绝不会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

但如果刘晓波在西方左右派问题上持真正的右派理念,如果他人格统一的话,他就绝不会去跟着西方左派空喊“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占据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确的、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行不通的乌托邦口号,更不会矫情做作到喊“我没有敌人”!也没少骂西方左派虚伪的刘晓波,居然说起连宗教家都说不出口的话,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心理平衡的。

刘晓波多次撰文强调,“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问题是:谁仇恨?谁暴力?谁在毒化谁?这是用不负责任、无的放矢的指控,歪曲中国的现实。今天,在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呼唤的人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老百姓,没有任何人说将来民主了,要把今天在中南海的人全部送上断头台。刘晓波自己制造出一个“仇恨和暴力”,然后抢占道德高地、一副“高级”姿态地来批判。

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中,谁暴力来着?杨佳是个案,他那种个人复仇的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毫无关系!他什么时候参加过民主运动来着?这种恶性杀人事件,哪里都有。只是因为他杀的是在中国被百姓痛恨的警察,让很多人叫好,把他当成英雄。这也不奇怪,它说明中国缺英雄缺到了什么程度。但杨佳拿把刀,能杀进中南海吗?

我在前面已讲过,今天中国人民压根不存在对共产政权实施暴力的问题——没有武器、更没有足够的意愿,就因为被专制思维毒化了(刘晓波本人不都被毒化到认为可以期待独裁者改邪归正了吗)。连极力维护刘晓波所谓“非暴力”的人也撰文说,在中国没有人主张使用暴力。刘晓波本人也写道: “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的代表。”

既然如此,那到底谁在搞暴力?如果压根没有暴力,那为什么刘晓波们要制造一个假的靶子来打呢?为什么要把一些人树成暴力革命派而攻击呢?也就是说,在没有理由、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刘晓波唱起了“非暴力”这个西方左派的高调。他真的是骨子里这样认为吗?他曾撰文,完全认同美国人民用暴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之举。刘晓波是推崇人权的普世价值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中共六十年的统治远比当年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残酷千百倍,人民当然有权利使用暴力推翻它!

中国的主要异议分子们,一面寄希望党内改革,谏言修宪,一面痛斥莫须有的民间暴力,高喊“非暴力”,这就等于承认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从思想上把民间的更激烈抗争和任何潜在的高层军事政变都消灭在萌芽中,让可能有所作为的军官们都认为,所有的暴力都是错的,要把全部希望寄于这个党的正常运作上。那结果就是 “共产党万岁!”

刘晓波还多次撰文批判“以暴易暴”。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主潮流大环境的前提下,在中国,无论是民众上街如埃及一样推翻独裁政权,还是发生高层军事政变,再走向独裁的可能性都小到几乎没有,如果有,会比袁世凯恢复的帝制还短暂。所以,刘晓波的“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说轻了,是用批判一个假设,来显得自己高级;说重了,它可以起到弱化中国人对专制的痛恨、对共产党独裁的愤怒的作用。没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对专制深恶痛绝,对独裁咬牙切齿,中国的民主就只能遥遥无期。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问题刘晓波的自我矛盾,使我无法不认为,他既不是“理论”上不懂,也不是“理念”上发生了变化,而是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权宜(益)之计。其实就这个问题,刘晓波在19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考虑的不是一种民主理论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种安全的考虑。这样一种安全的、非暴力的东西就值得研究……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所以说,处于安全、策略的考虑是这样。”

那时,刘晓波是诚实的。但口号喊久了,就相信了,而且更需要把它理想化,神圣化。那样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喊。

关于“四君子绝食”和“我没有敌人”

在六四屠杀前几天,政府要镇压的气氛已经相当明显,当时各个组织激烈讨论的是“撤不撤离广场”。六月二日刘晓波等四人忽然发起72小时绝食,把已经基本冷却下来的广场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场露天摇滚音乐会。我当时在美国,当然没有资格谈支持或反对,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压境之际,高调绝食的目的是什么?要绝食的话,为什么只有四个人?尤其是读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们没有敌人”的宣言,感觉里面除了错误,就是一种很不真实的做作。

六二宣言说:“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天哪,跟共产独裁政权的抗争,是 “民主政治”之间在谈事儿吗?共产党什么时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许你发表异议的见解了?还妄谈什么跟你“讨论、协商、表决”国家大事?几个月前还对专制清清楚楚的刘晓波,怎么忽然对独裁者自作多情起来了?这变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说:(中共政权是)“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那么,跟这样的政权的抗争,是民主政治内部的争斗吗?有“讨论、协商、表决”的可能吗?看来人群的欢呼,真可以把人冲昏了头。

六二宣言还宣称:“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嗬,真潇洒、真有胸怀呵 ——在自己的权利面对刺刀的情况下,要享受给屠夫“权利”的奢侈;阶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给监狱长自由的“宽宏大量”;奴隶在认真地表达对奴隶主的“仁慈”;在自己饥肠滚滚、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开始梦想作为亿万富翁如何享受撒钱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觉和瞬间的思考迅速被随之到来的屠杀横扫得荡然无存。悲愤取代了一切,以后也没再去想他们绝食的事儿。

93年看了《独白》,我则不仅吃惊,简直是愤怒了。六二绝食,刘晓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超人”梦、英雄梦。所以,这绝食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都是功利考虑后的选择。不能要人多,否则光荣就被分享了。至于广场上人命关天的可能后果,他压根就连想都没想过!

记得当时读到那一段,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刘晓波对六四的发生是有一定责任的。其实并不只是我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位读了此书的朋友,看了这段差点气昏,说刘晓波简直为“名”发疯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当局悔过就‘毁’他自己而已,他对六四屠杀的责任才更严重。”

其实,刘晓波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认识,他在《独白》中表示“放不下这心灵的重负。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觉地和共产党一起策划了六四大屠杀。”

此后多年,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回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书籍。结论是,那次绝食把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随后屠杀开始;没法证明刘晓波四人的绝食是导火索之一,但也没法否认。对这个问题,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一书中也是明确指出:他当时不同意刘的绝食,因为“再来一次绝食,使广场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态非理性化发展。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留给我们一个难于断定是非的疑案:刘晓波等人的绝食与‘六四血案’之间关系。” “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六四血案’的制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发生的诸多因素,刘晓波等人的绝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页)

中共官方对六二绝食的定调,是否等于是给包遵信的质疑背书呢?中共认为刘晓波等人的绝食导致“动乱升级”;虽然他自己高喊“没有敌人”,但中共认定他是“组织暴乱”,如不强行对天安门清场,后果将不堪收拾。

所以,后来每当读到赞美刘晓波等人跟戒严部队谈判,促成学生和平撤离广场,“避免了大流血”的“立功”壮举时,我都无法不产生一种荒诞感。刘晓波的确扮演了各种“壮举”的角色。虽然至今(或许永远)我们都无法把“绝食”和“血案”的关系弄清楚,但刘晓波发起绝食的原因和目的,实令人脊背透凉。后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我写了上面这些,并不是要追究刘晓波等人那无法确定的六四血案责任问题,而是想说,今天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他的“没有敌人”论。刘晓波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种很强的六四情结,而且说这个诺贝尔奖也是给六四亡灵的(其实这也是矫情。亡灵是专制的受害者,牺牲品;而诺贝尔奖是奖给与专制斗争的英雄)。当然我相信他心里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问题是:一方面愤怒谴责屠杀,谈到六四亡灵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调宣称“没有敌人”。他想过没有,那些亡灵会认同杀死他们的政权不是敌人这种说法吗?

晓波不必跟我狡辩,说他是没有“个体”的敌人。用“个体”模糊“政权”是侮辱别人的智商。如果说在六四屠杀前刘晓波的“我们没有敌人”还可能真有一丝对政府的幻想,那么六四屠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搬出当年的论调,还表示跟屠杀前一样“没有敌人”,难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挂在嘴上的亡灵吗?难道不是把亡灵们再杀一遍吗?!

关于《最后的陈述》

如果一个声称反纳粹的人,给纳粹政府的“法官”们写信说:我没有敌人,你们都不是我的敌人,你们也对我很礼遇,你们的人权有进步,你们的监狱也很人性化。然后再理直气壮地把这信公布于世,更甚至拿到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去宣读。天哪,我无法想象犹太人的反应。

《陈述》有几个层次的错误:首先,给专制政权的御用法官写这种表达善意的恭维信已经是第一步的错误,这其实比悔过书性质更严重,因为是谄媚政权了。无论那几个法官怎样对待刘晓波,他都不可以写这种信,因为法官坐在法庭上,他代表的绝不是个人,而是那个政权——那个对刘晓波因言治罪的政权。这就如同:无论胡锦涛对哪个小老百姓多么“亲切”,也绝不应该由异议人士出来赞美,因为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他代表的是那个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至今仍对十三亿中国人专制的独裁政权。

连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都没面对国民党说,更没有美言国民党。一个头脑清晰的知识分子应该清楚,即使中共真有局部进步的地方,也用不着异议人士来肯定,因为那不是专制的主体,更不是本质;和以前用子弹枪毙人相比,现在用注射了——《最后陈述》就在歌颂这种性质的“进步”。面对谁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定位问题。这个定位错了,内容不可能正确。这也和讨论、争论问题一样,如果前提(premises)错了,后面不必讨论了。

哈维尔的已逝夫人奥尔嘉(Olga)几十年前就懂得了,跟他们(共产政权的人)连狗的名字都不能告诉。这里讲的是一个原则、一个角色的位置:跟专制政权必须是敌对的(站在对立面的),你的角色是抗争的,而不是合作——她把回答自家的狗的名字都视为合作!而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级异议分子,却主动给法官写信,表达“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甚至说“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更进而歌颂其“创建和谐社会”、监狱的“人性化管理”等等。这已经是太超过“被动合作”范围了,这难道不是清清楚楚的谄媚吗?

我想起美国个人主义的旗帜安.兰德(Ayn Rand)的一句话:在现实需要面前,你可以有所妥协、做你不情愿做的事情,但却不可以因为自己没有条件在行为上坚守,就在言论上赞同和宣扬与你的理念相违的东西(大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即使再次黯然地写“悔过书”,也比公开高调地表达共产政权“进步”要强。

第二个层次的错误比第一个更严重。是软弱,就承认软弱,人们基于对暴政残酷的了解,给予谅解,也就得了。但是,如果把这种下跪,变成“更高大”则是可恨了。那是更加不可原谅的!

刘晓波敢于把这种下跪的《陈述》让妻子公布于众说明,其一,他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异议人士的原则和道德底线,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头号异议分子身上,实令人唏嘘)。否则,那么看重名誉的刘晓波,仅仅由于顾忌那些强烈的反弹,也不会把这么“掉价”的东西公布于众。其二,他要用“没有敌人、以爱化解恨”这种宣称,把明明是没有骨头的“缺陷”,变成比你们所有人都“更挺拔”的脊梁骨;把一块凹下去的坑洼,掩饰成一座高山;把下跪的举动,演绎成昂首挺胸。你怎么办吧?那些严重缺乏爱的中国人感动呵,哭呵。中国人的事儿,乱了套了就对了(就像这个句子)。

出于软弱,刘晓波要写《多余的话》,这次也不该“再”搬出“我没有敌人”的荒谬。事实上,我认为他二十年前的《六二宣言》就是矫情、“整景儿”(东北话:作秀),因为那和仅仅一个多月前在纽约的刘晓波是两个人,其中必有一假,要么他就是一个bipolar(两极人格的人)。

刘晓波在《独白》提到,他曾对(前)妻表示:“我与这个野蛮的专制制度不共戴天”。都“不共戴天”了,还不是敌人?还没有敌人?难道专制制度不是人在维护、是气捏的?说实话,刘晓波的软弱,在相当程度上我能理解,但这“没有敌人”的矫情实在激怒我。这种作秀,只能起到弱化民众对专制政权和独裁者的痛恨、混淆是非、模糊抗争目标的作用。这种不实实在在说话、唱虚伪高调的结果,是有助于延长专制;这和刘晓波自己所期待的正相反,是刘晓波对自己的追求的背叛。正如他自己所说:“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刘晓波说他当年在秦城监狱的悔过是“真诚地说谎”,那么这次《最后的陈述》则同样是真诚地说谎。真诚地说谎,非常准确的描述!软弱、不那么高大、不那么英雄,只是令人遗憾。但真诚地说谎,然后把谎言变成真实,变得理直气壮,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它起一个双重的毒化作用:在有助于共产党宣传的同时,严重扭曲个人身心。

第三个层次的错误是,把这个明显是下跪、而且已经引起众怒的《陈述》居然拿到诺贝尔的领奖台,就不仅是对那些不满刘晓波在《陈述》中美化中共的人们的公然挑衅,更是对刘晓波自己的严重羞辱——无论那不懂邪恶、更没体验过暴政的西方小丫头把“没有敌人”朗诵得多么美妙动听,那些倍受摧残的高智晟胡佳们,每一天都在见证着“中共监狱人性化”的谎言。如果刘晓波真感觉六四亡灵的重压,那么今天他能承受得起力虹等政治犯以及法轮功学员们的尸体之重吗?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痛批了刘晓波“中共人权进步”的观点,但其实,真正搧这个《最后陈述》一记响亮耳光的,是中共自己对刘的重判,是《零八宪章》出台后直到今天中共政府的“精彩”表演。没有什么比这一幕更能证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进步”、中共对狱犯是多么“人性化”了(甚至在春节期间,刘晓波都没见到妻子亲人吧?)。而面对中共这种表现,一些人在痛斥中共劣行的同时,歌颂刘晓波的《最后陈述》,真不知道他们的逻辑在哪里?

刘晓波同样,他不久前才写过“共产极权为野蛮之最”,今天只不过是“从一种赤裸裸的暴力镇压走到了一种伪善的统治。”这与《陈述》对中共的肯定,构成一种滑稽。另外,把给中共监狱长看的告饶书和给妻子的情书放在一起是多么不伦不类——那是多么不同的(根本就是敌对的)两个谈话对象呵!而且,情书里没有对刘霞在他被捕后是怎样生活的具体关心,也看不见朴实的亲情,只有华丽的诗情和豪言壮语。抱歉晓波,你让我想起雷锋日记。

我先前一直有些纳闷,作为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又是作家的刘晓波,他怎么居然没有写一个像样的领奖词?诺奖领奖词一直都非常受关注,它会被全球媒体报道,成为刘晓波得到阅读量最大的作品,这样一个表达思想的黄金机会,怎么可以让它浪费掉?但后来仔细想想,有那样的《陈述》在前面,刘晓波难道还能再正气凛然地痛斥中共政权、中国人权的恶劣?还能站在道德和人格高地高谈阔论一番“人的尊严”?恐怕连列一个正在受难的中国政治犯名单都会忐忑不安吧?

如果实在整不出新东西,让家人、朋友翻翻旧作,凑一篇讲稿也比这《陈述》更拿得出手吧?把《陈述》送上去,岂不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典型吗?要么就是……台湾一位室内装修设计家曾跟我谈起装修的艺术,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项是,把房间内一个有碍观感却无法除掉的缺陷,反过来装饰成一个别致的、提高品味的艺术……《陈述》经过裁剪那些“不当”的部分,然后就成了诺奖领奖台上的“我没有敌人”的“高级、大爱”宣言,如此“艺术”令诺奖主席落泪,实妙不堪言。

我的“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发表后,一位也认识刘晓波的朋友对我说,“长青你当什么真呵,人家晓波是‘玩无敌’,就一个玩法。你可好,一本正经地跟一个玩法辩论上了,你的幽默感哪里去了?这种玩法叫做:理论上——认识上去,人格上——掉得下去,操作上——玩得到位。所以彻底玩赢——诺贝尔和平奖!”

我没有开玩笑的心境。这奖也不是刘晓波要来的,中共硬要给,谁都当之无愧。只是,刘晓波到底是在真诚地撒谎?还是真诚地相信了自己所说的一切?不管怎样,其结果大概都会让他想起89年回国时的动力:“这个英雄梦所付代价并不大。”

关于“悔过书”

我没读过任何人对中国知识分子软弱的痛斥超过刘晓波;我也没读过任何人向共产党悔过的“深刻”超过刘晓波。但他第一次在秦城监狱的悔过,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谅解。几年前曾有人拿这件事指责刘晓波,我还特地为他辩护,说人家后来已经忏悔,并用行动洗刷那个污点,就不应再批评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同意余杰所说,“在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晓波是对人的罪性,人的局限性和缺陷性认识最为深刻的人之一。”他的《独白》揭示了许多外人难以想像的东西。事实上,今天无论是批评刘晓波的,还是为他辩护的,没有读过《独白》就没太有资格。或许,18年前的《独白》已经解释了今天的《陈述》;也或许,正因为有《独白》,才使《陈述》加倍地令人不可思议。

他已经跪过一次,而且为了那次下跪痛悔不已,写了一本书“忏悔”,用二十年的时间洗刷;这次竟然轻而易举地重蹈覆辙,而且毫无感觉,尤其是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一致声援、甚至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况下。难怪网上有人认为,谁都没刘晓波骂知识分子软骨头骂得响,但谁都没他跪得那么痛快;刘晓波名气最大,得到的待遇最好,可他最掉价,最出卖自己。的确,刘晓波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自我人格谋杀的事情?

八九民运之后,我很早就听说刘晓波因写悔过书而被释放。但想到人在中共手里那份艰难,尤其是听说他受过各种威胁,更感觉那时的软弱是可以理解的。 93年晓波来美国那次,我妻子曾当面问他,当年媒体报道说刘晓波被拉出去假枪毙,是真的假的?刘晓波回答,根本没那回事儿,当时感觉也就判个三、五年。事后妻子对我说,他感觉只判三、五年就写悔过书了?太不够英雄了。我当时没说什么,知道女性对“英雄”的要求更高,更理想化。后来在《独白》中看到刘晓波的悔过理由,才真被震得一个愣一个愣的。他的悔过,不是在坐监最严酷的时候,而是在清楚地知道氛围开始宽松的情况下;他的悔过,绝不仅仅是因为软弱,而是有那么一堆清晰明确的、理直气壮的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把男主角杀掉放高利贷老太婆的理由写得清晰合理,晓波也快有那本事了,他没去写推理小说,实为一大才华浪费。也像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把“有上帝”和“没上帝”两边都讲出充分理由一样,刘晓波对“悔过”和“忏悔悔过”都有着相当超人的思考(如果不用“精明算计” 这个词的话)。只是,陀氏是被“有无上帝”而折磨,但刘晓波的挣扎,几乎全部集中在“是否对自己的形象有损害”这个极为现实、世俗的思考上,甚至不存在“ 对和错”等价值取向的选择问题,那些“合情合理的”悔过理由早已把“对错”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压没影了。

尽管《独白》里刘晓波的“精于算计却价值模糊”足以令我吃惊,但我仍然相信,他对曾写“悔过书”实在是痛心疾首,《独白》忏悔的部分,还是有相当的真诚的。但这次《最后的陈述》改变了我的上述认知;它使我相信,《独白》不是一个忏悔,而是一个算计的结果。往轻了说,也是算计远大过真诚。他不是反省,而只是想挽回人心,真的是想以另一种姿态,“再一鸣惊人” (见郑义: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因为,如果他真的对那次痛悔莫及,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最后陈述》。《陈述》没有认罪,但那般美化、讨好中共,不仅是变相告饶,而且其负面效果超过悔过书。因为《悔过书》是“坏”,一目了然;但同样下跪性质的《陈述》却被认为是“好”——这不都“好”到令无数人感动,“好”到诺贝尔领奖台上去了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传播了中共人权进步的信息呢?

最近胡平晒到网上的刘晓波93年给他的信,更强化了我对《独白》的重新认知。那封信通篇是价值颠倒、逻辑混乱、却故作高深的一派胡言。当然,在刘晓波对哲学和西方体制等的了解都尚在皮毛状态的近二十年前,整出一篇胡言乱语的私人信可以谅解,但该信不仅明显为他在秦城监狱的悔过而辩护(推翻他刚刚写完的、为悔过而忏悔的《独白》),更“上升”到“哲学”高度诡辩。那种菲利斯坦(Philistine)的东西,不知胡平为什么要刻意拿出来给刘晓波丢丑,亦或他以为那是美?

忏悔是一个洗涤灵魂的机会,而“玩”忏悔,则是一个毒化(而不是升华)的过程——一个和忏悔的性质正相反的东西。也正因为他没通过忏悔而理清是非、原则和价值,所以才会有今天《陈述》的那么轻而易举的荒唐。

关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

但事实上,当年的悔过书也不是刘晓波最严重的问题,尽管它曾成为中共教育大学生的一个武器。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直到今天一直坚持其正确性,才是更严重的、不可原谅的问题。为什么?

刘晓波、周舵等人至今都不曾为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杀人”这件事道歉和忏悔,因为他们清楚,这是远比写悔过书要严重得多的问题,这是在中共向全国人民撒弥天大谎之际,给他们助重要的一臂之力。更恶劣的是,不是中共逼迫他们做的,而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周舵出的主意,刘晓波认可、同意去做这个证(网上可查到他俩接受记者采访谈这件事的视频)。

中共完全不是要追求真实,而是要借他们的口给谎言背书。这个道理,谁不懂,我都绝不相信刘晓波不懂。他当然懂,并在《独白》写得很明确:“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去做这个证。

侯德健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开始也拒绝去作证。但后来官方拿出了他们四个人在六四屠杀第二天(六月五号)发表的一个谴责中共大屠杀的《呼吁书》,侯德健担心政府因此严惩刘晓波等人,所以同意了接受采访,希望当局不再追究呼吁书。刘晓波看到侯德健的证词后,立刻又给自己找到了诸如写悔过书时一样的一堆 “合理”的理由,其中一个最理直气壮的就是“讲出目击事实”以抵消“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他还说那些从天安门逃到海外的人“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难道刘晓波认为国人对六四屠杀的义愤过头了吗?难道说“天安门广场没杀人”才不是误导吗?

他说的谎言,是指“血流成河”的说法,后来在《独白》中也写道,“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等人皆如此)。”

但问题是,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在六月五日发表的《呼吁书》中说:“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如果“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是“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的话,按这个逻辑,那“血染整个北京城”也是足够大的一个谎言了吧?总不能别人夸大就是撒谎,自己夸大就是尊重事实吧?刘晓波的“血染整个北京城 ”又比柴玲的“血流成河”程度低在哪里?

而且,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刘晓波们“亲眼看见”大屠杀了吗?看见“血染整个北京城”了吗?没有。如果这个“没有亲眼看见”的“大屠杀”是真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在那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强调他们在天安门“没有亲眼看见”屠杀呢?

毫无疑问,刘晓波后来对别人“夸大事实”的痛批,只是为自己去中共电视台作证背书而已。他不可能真正痛恨“夸大”,不仅因为他自己也“夸大”过,而是因为他很清楚人们当时的震怒、悲愤、弄不清整体的实况、拿不到准确死亡数字状态下的情绪。

那么到底谁在撒谎?是那些因中国政府封锁新闻而拿不到准确杀人数字的人们(包括说“血染整个北京城”的刘晓波本人)在撒谎?还是那些由于震惊、巨大悲愤而泣不成声、语无伦次的人在故意夸大事实?还是屠杀的确发生了,屠夫们要刻意抹杀真实?哪边更是本质的真实?

在清楚地知道事情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情况下,用所谓局部真实来帮助一个大谎,迎合了一个本质上的欺骗。更何况那个所谓局部的“真实”也是不真实的!且不说其他人的见证,仅刘晓波本人在《独白》(第234页)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到了历史博物馆前,看见许多人躺在担架上,他们都受了伤,最重的腹部中了两颗子弹。”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的证词是:“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他可能的确没看见子弹飞驰的一刹那,但那些躺在担架上的受伤者不是被枪打的吗?那伤势最重的、腹部中的两颗子弹是谁打的?难道刘晓波不认为那是军人打的吗?另外,他怎么确定那“许多”躺在担架上的伤者、那个“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后来没死?

在接下来的一页(第235页)中,刘晓波写道:“……四人一排,向广场的东南角走。刚走出二十多米,前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这场枪战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是居民楼的人和北京公安局门前的戒严部队相互对射,能清楚地听到玻璃的破碎声。”谁能证明,这阵激烈的枪战之后,没有死人?

一字一句地追究起来,刘晓波的证词仍“没错”:前面那些伤员和那腹部中两颗子弹的人不知是被谁打的,反正我没看见子弹飞过来;后面军队也没向学生开枪,是向居民楼,我也还是没亲眼看见死人。如果这么个“真实”法,所有那些没有亲眼看见屠杀而谴责屠杀的人就都是撒谎者,而刘晓波等四人属于最早的撒大谎者。

《独白》说,“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这更是“把一个重大污点装饰成美丽的亮点”的做法。房子装修这么做是艺术,而对自己的品行这么做则是恶劣,它比因软弱求饶去中央电视台作证本身更恶劣!因为这是把一件清清楚楚的“于心有愧”的劣迹,描绘成“理直气壮”的美丽。把帮助中共圆谎,变成了他们才是“维护真实”,而别人都是在撒谎了。这种本末倒置实在是到了气人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在读到他的《最后陈述》,看到他描述“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监狱人性化管理”等等“真实”时,我简直是愤怒了:这手法你已经玩过了,怎么又来玩了!这和当年说“广场没死人”如出一辙:我说的是我看见的真实。

我再重复一遍: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没杀人”和今天的“中共人权进步”、“共产党人性化监狱”是一模一样的性质!他再一次用所谓“局部真实”来修饰和美化了 “整体和本质的真实”,再一次把下跪告饶这个缺陷,变成一个“我说实话、我没有敌人、我追求爱和宽容”的更高大、更美丽。晓波,我服了你了——你怎么可以认为大家都这么弱智?

刘晓波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亚衣采访时说“全国的各个层次中的人都不按规则出牌”,我认为这个《最后的陈述》就是太不按牌理出牌了。

我不否认,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为结束中共专制所做的努力超过绝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我不拿他跟别人比,我对他是用他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树立起的思想去看他的作为。就因为他写过很多优秀的文章——那些文章告诉我,他应该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头脑清楚的。所以,当他一再弄出一堆浆糊,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你的不能忍受是加倍的。这就如同写出《论言论自由》的胡平,却拒绝在他主持的杂志上发表批评他本人观点的文章一样,他给人带来的荒谬感是加倍的。

我一点都不怀疑刘晓波对专制深恶痛绝,他绝不真心愿意做任何有利于中共继续统治的事情;他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中国的追求,是百分之百的真诚的。正因为如此,刘晓波无论在良心上、在维护自身形象上,都接受不了自己帮助中共政府圆大屠杀的谎、为中共人权涂脂抹粉这种事情,于是就自我合理化、正义化这些行为。他硬是这么想了,这么自我安慰了,大概后来也就真的这么信了。

这就像很多撒谎的人,他并不一直是知错故犯地撒谎(那种事,很少人的良心能承受住),而是在相当一个范畴内,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或者说,真的是忘记了自己在撒谎。我认为刘晓波在写“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的时候,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他自己在“维护真实”,而且为这种“正义”而理直气壮。

他这两档子事儿,如果用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熟悉的红色小说《红岩》来做比喻,就像是:刘晓波用自己的文章和投入的民运活动,把自己塑造成了江姐、许云峰的英雄形象,但被捕之后,做出了甫志高之举。如果事后他出来真诚地认错——我就是软弱了,害怕了,所以去迎合了共产党的说法,对不起,我错了 ——别人也就都会住嘴。但是,如果你把甫志高之举,演绎成比江姐许云峰还更高大的壮举,那就必须得说道说道了。这种价值颠倒如果容忍的话,那就什么是非都别谈了。

事实上,正因为刘晓波从未承认去中央电视台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人是错误的,人们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批评,等于默认了他对该行为的“自我正义化”,所以才会有今天他这明显下跪却毫无感觉、甚至自我高大的《最后陈述》。

关于《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给中国人传播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却遭到了共产党对其组织者的重罚。

就《零八宪章》的问题,我在“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仅做补充。刘晓波去跟其纲领就是独裁的共产党说“我们要求三权分立,请你修宪”,结果被重判。这不是共产党荒唐,是谏言者荒唐。共产党在按照它的逻辑行事,而谏言者连逻辑都没有。因为:

首先,《宪章》完全回避了“谁”来修宪这个问题。在不回答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后面多少正确无比的主张都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滑稽。

三权分立的第一个内容,是国会制宪、修宪。目前中国的“国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完全在中共掌控下,根本就属于共产党。让那个独裁党修出一部三权分立的宪法?谁跟谁开玩笑呢?

三权分立的第二个内容,是行政机关执法。中共政权从未执行过它自己制定的宪法(人家的宪法里从来都有“民主、自由”等等),那即使中国的宪法修得比美国的还完美,但谁来执行呢?

三权分立的第三个内容,是法院决断是非。中国的法院是共产党开的,中国压根不存在独立司法,这点还有什么疑问吗?人家开的法院,人家有过“非”的时候吗?有可能把自己送上绞刑架吗?

当立法、执法、监督全由一家包办的情况下,修宪的意义在哪里?你说我要修个“三权分立”出来。好呵,那就先送你下狱11年,叫你喊修宪。还有什么比中共对刘晓波本人,以及在刘获奖后的这一系列恶劣行径更能证明《零八宪章》的方向错误呢?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捷克的《七七宪章》是反抗当局践踏人权的“ 抗议书”,而不是《零八宪章》这种“谏言书”。

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如果刘晓波真的不懂,那是我对他一路严重误判。如果他懂(他自己的大量文章给我这种认知),却又真的相信《零八宪章》能推动中国政改,那这种思想分裂不是我可以理解的东西。如果他既懂得上述那些道理,也清楚《零八宪章》不会起什么作用,那就是和以往的签名上书一样,明知是作秀,就是要做这个秀,把这个秀尽量做大而已。但他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是一个传播错误信息的“秀”!

余杰曾撰文说,《零八宪章》并非刘晓波起草,刘也有不同意见等。但他修改定稿,并组织了签名活动。没人否认他是因《零八宪章》而被重判。至于是否可定性为 “谏言”,只需要看你的谈话对象就足够了。有谁认为“要求修宪”是在跟老百姓说话吗?余杰自己也承认,《宪章》“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还有什么疑问是谏言吗?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种给朝廷递状子性质的东西,不但不促成推翻朝廷,反而强化朝廷的合法性、正统化,而且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传递朝廷“很强大”的信息。其结果,反而是帮助延续那个政权,尽管这不是任何《零八宪章》支持者所希望看到的。

在埃及人民只用一个口号“穆巴拉克下台”,就推翻了三十年独裁政权的现状下,回头再看《零八宪章》,中国人难道不更感觉到寒碜吗?这个六四屠杀二十年之后得到最广泛签名的东西,竟然是一个要求独裁政党修改宪法的“状子”。正因为是状子,所以不敢指出当今中共领导人是独裁者,更不敢提中共是专制独裁政权,而是委婉地用“威权”代替,甚至颇为用心地称中共专制政权是“执政党”。中国有和“执政党”相对应的“在野党”吗?中国的民主道路,从“民运”这个词,倒退到“维权”、“渐进”、“转型”……下一步再往哪儿退呢?“过渡”“合作”?

总而言之,就是不可以用“推翻”这个词!不是不敢喊,绝不是(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早就喊出了,而且一直在喊“打倒共产党!推翻中共独裁专制!”),而是你一喊,就有刘晓波们居高临下地指责:仇恨、暴力革命、以暴易暴。好像中国如果推翻共产党,就是法国大革命,就是到处人头落地。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倒台,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凭什么在中国发生?难道刘晓波今天还像他二十多年前那样,怀疑中国人种有问题?

刘晓波最好的朋友,他的六二绝食伙伴,《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周舵,在埃及革命成功之际,竟然撰文、讲话,忠告共产党应该怎样做才能不使埃及模式在中国发生:“民主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旦开启之后,结果会怎样是非常不确定的。如果你没有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前瞻性规划的话,那么在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压力下,突然一下子被迫打开民主化的大门的话,未来出现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不可控的。”大家看明白没有?“被迫打开民主化的大门”。

这类自以为是的浆糊,才是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重要障碍。他们打着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旗号,强化“中共倒台天下大乱”的概念,他们所起的维护专制的作用,比人民日报还强。他们的水平就和那个“成龙一条虫”一样,认为中国人就是要被管的,没有独裁者管着你们,你们就不知道怎么活。给奴隶松绑,也得慢慢松,否则你就会张牙舞爪。《零八宪章》有这类人认可本身,就值得提几个问号。

人人皆知《人民日报》是什么东西,但“自由派知识分子”是迷惑人的,“中国头号异议分子”刘晓波更是迷惑人的,他多次喊“渐进、渐进”,六四22年了,一路为亡灵哭了22年的刘晓波就“渐进”出个请求修改宪法的《零八宪章》?那些亡灵的父母都多少离世了?坦率地说,我简直搞不清楚,刘晓波到底是近墨者黑,近浆糊则“糊”,还是作秀做出惯性了?看到《零八宪章》,我甚至想起了他89年的六二绝食。那个绝食也振奋了无数人心,但只有刘晓波最清楚,那个绝食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我一丝一毫都不相信,刘晓波会认为这个《零八宪章》能促进中共政治改革。

在中共用其一长串恶劣的表演,搧了《零八宪章》一记强烈的耳光之后,仍有许多人为《零八宪章》辩护。对真信者,我给予一份尊重。可也有朋友目睹中共如此对待一个“温和理性”的上书,现在已意识到《零八宪章》的误区,但由于自己是签名者,所以觉得还是得捍卫。这就进入了另一个误区。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位作家给一个冒充周恩来私生女的人写了文章背书,说她的确是周的私生女。后来我(还有其他人)写了调查文章,结论是那个人不是周的私生女。那位作家后来的自我辩护让我觉得实在太有意思了,他说:我已经走上了这条路,除了一条道走到黑,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他真太可爱了。怎么没有呢?如果别人的调查更具说服力,承认自己认识有误,服从事实就是了,多简单呵!谁都有误判的时候,谁都有重新醒悟、领悟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如果意识到了错误,只因为自己曾是错误的一部分就咬牙挺住,那不仅是错上加错,那不也是更难吗?那真是一条道走到黑,见不着亮儿了。

关于回国

“我宁可在民主的国家受苦,也不在独裁的国家享福。”这是八十年代我从刘晓波的文章中读到的一句他引用的古希腊哲人的话。当时印象极为深刻,至今牢牢记住。

刘晓波在89年放弃在美国的访问学者机会,回国参加八九民运,已经成为“佳话”之一。虽然在他回国之前的十几天里,我跟他住在一起,了解当时刺激他回国的一些可见因素,但看了《独白》中他坦承的那些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通过“政治投机”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我仍相当感叹:他做事情,对其背后的功利得失,竟然可以算到如此这般的骨子里。尽管中国人的“精明”举世闻名,但能达到刘晓波那种算法的,我相信绝不多见。

中国人同时也有句名言:人算不如天算;所以,那种精明,到底是聪明,还是聪明误,就由读者自己论断了。我只想说,“精明”这种东西,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而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就导致急功近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一些真正的价值。

我在深圳时读到一些刘晓波的东西,觉得他是在相当认真地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一般来讲,这类人在思考现实生活问题时不那么精明,会比较简单地选择一头,不是没有能力思考,而是心思不在那里。但刘晓波太是个异数了。

据《独白》,王军涛曾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生活在这里,为它的事业奋斗。”对此,刘晓波写道:“我劝王军涛不要只从书本上了解西方,只知道民主的概念,更应该出国考察,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样实际运作的。”但他自己,还完全没来得及看西方民主的运作,就回国投身了那场他深恶痛绝的运动。而且再也不出来 “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样实际运作的”。

我绝不否认刘晓波回国行为中的理想因素,事实上,我认为他由于要强化自己的“忏悔”,所以比较充分地写了精明算计个人利害得失的一面,而弱化了自己回国行为中理想精神的一面。我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想精神,而主要出于像他自己所说的“政治投机”因素,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动力。刘晓波书中指责了很多人要投八九民运这个机,为个人捞取名利,但我认为这不公平,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当时都是以理想冲动为主的,而后期领导层之间的“风头”之争并不是主流。

就89年回国的原因,无论刘晓波是否夸大了自己的政治投机因素,或是降低了自己的理想精神,有另外一个因素,他写的不是那么回事,我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不是故意要指出一个他的“小”误差,而是因为这也是他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八九抗议运动开始时,我还在美国,刚刚接到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做一年访问学者的邀请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这说法和事实之间有相当的距离。那个哥大访问学者的邀请,只是名义上的,既没什么钱,也没有研究项目。刘晓波在纽约期间,邀请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他自己也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说吃穿不愁是过于潇洒了点。

刘晓波还写道:“如果我能为学术而超凡脱俗,像维根斯坦一样,置民族存亡、众生涂炭而不顾,在炮火纷飞的战壕里思考哲学问题,仿佛天塌地陷与己无关,那么我就会心安理得地呆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孤独地沉浸在有关哲学、美学和文化问题的思索中,垂直升腾,俯视芸芸众生。”那种象牙塔境界实在只是一种幻觉。他和几个诗人等哥们为谋生,曾准备开装修公司,但大概因为谁都不是干活的料,所以没开成。他自己都没被那种幻觉欺骗,所以选择回国。

成年后离开母国的学者,留在美国,会面临现实生活的困境,这很正常,无数大名鼎鼎的人物们,像哈耶克、米瑟斯、安.兰德、纳博科夫等无数被迫流亡的优秀人才,甚至天才们,都在美国经历过相当的艰难,有很多到死都经济困窘。但生活的不易,并没有磨损他们的光芒;是珍珠,怎么都会发光。而在和困境搏斗中创造出来的成就,更令人仰望。

回国和留下,每个人根据自身条件做选择,我都尊重,并不想多评价。但对刘晓波,根据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专制社会的深恶痛绝的怒斥、他的亲西方的背景和言论、尤其是他对“中国文人为什么在西方呆不下去”的透彻批判,使我无法不用他自己的思想去衡量他的举动。一再令我想不通的,是他的“做法”可以和他的“说法”完全没有关系,可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点上。这个“回国”还是“留在西方”的问题也同样。

最近看到几篇回忆刘晓波的文章,都谈到他们在北京下馆子吃大餐的情形。明显地,在物质生活上,他比在国外的人潇洒多了。当然,有国外杂志社的工资,国外基金会的固定供养,加上稿费,和有些是自己手中控制的杂志的稿费(上述说法无一是无的放矢),刘晓波在国内的生活,经济条件比大学教授还好,海外更是没有任何靠中文写作吃饭的人可比。所以回国,仅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对刘晓波来说,也的确是远比留在海外要强。

在这里必须明确指出的一点是:我绝不认为刘晓波拿了太多的钱,或不应该拿什么钱,从事民主事业的人也得吃饭,得到各种资助是完全应该的,可以理直气壮地拿,更何况那些资助并没有永久保障。在中国经济如此发展的今天,在中国富翁、大款比比皆是的今天,像刘晓波这么极少数一些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努力的人,应该得到中国企业界有识人士在经济方面的全力资助,让他们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在哪个国家的民主运动中,都有本国企业家背后的鼎力经济资助。而历史上没有哪个独裁国家,有今天的中国那么多富翁。但中国的企业家们越有钱,越要去巴结那个独裁政权,刘晓波们要靠美国的资助才能生活,这是中国人,中国企业界的耻辱!更是中国民主事业的悲哀!

言归正传。89年刘晓波回国,还有其特殊的背景环境,但后来他再次选择回国,并不再出来,其原因更令我瞠目,超过对他89年那次回国。

刘晓波第一次出狱后的1991年,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表示,89年那次在美国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再出来,很想在西方多呆几年,好好体验一下西方到底是什么。但真有机会出来,他就变了。

1993年刘晓波短暂来美,在我家住了一晚。看到我和妻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跟别人分租房子的窘迫,真有点把他吓住了,他甚至问要不要支持我点钱。他说在北京住家附近的餐厅包了一张桌子,几乎不用做饭,口气中颇有些可怜我的自得。他好像说在国内搞什么项目,可以拿到国外基金会的资助(这里记忆比较模糊)。

当时他邀了几个朋友在我家聚会,对我和其他人劝他留下,没有任何动心,说靠什么拿绿卡呵(这问题都让我吃惊,他可真实际。我来美国时想的是,流浪街头也得留在自由的土地上),我马上回答,政治庇护嘛,你参加八九民运名气那么大,这还不轻而易举。他又说自己其实很软弱。总之一点留下的意思都没有。我当时就想不明白,怎么刚从监狱出来,就要再回到那个大监狱去,居然对自由的西方没任何留恋。

后来在《北京之春》(1993年)看到刘晓波接受亚衣采访时就回国问题说,“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要回到哪里去。”这真让我感到有些震惊了:他好像完全忘记了“我宁可在民主的国家受苦,也不在独裁的国家享福”这句话。

在那个采访中他还谈到:“在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想扬名海内外,想取得成功,是非常容易的……你面对的对手,智商非常低下。它的愚蠢给你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光环。大陆的英雄严格地讲是共产党制造的。你从学识、从人格、从各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像样的人。”

这话使我想起,1989年在纽约时,刘晓波曾和我一起去参观“大都会博物馆”,他当时很震撼,对我说了一句十分感叹的话:人家全都玩完了,没咱们的份儿了。

什么叫“没咱们的份儿了”呢?他想要得到什么“份儿”呢?也许你自己的努力达不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有所原创了,但离巨人近一点,看得更真实一点,踏着巨人走过的台阶,让自己进步得更快一点,更真实一点,不也很好吗?看了那篇访谈,我才明白,刘晓波显然对自己可以得到“货真价实”的东西,不如对劣质包装的 “名份儿”更感兴趣。

二十几年过去了,每当刘晓波在国内弄出什么动静,我都会想一下他回国这件事。几年前余杰到纽约,我还问起:晓波怎么不出来?应该劝他出来。余杰说他就怕出来当局不让回去了。我听了,只能心里一阵唏嘘。

前一段在德国的女作家遇罗锦就某中国作家是否应留在海外给一些朋友发信探讨,我在回信中谈到刘晓波:“可惜他一次、再次地回去了,一次再次地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每次想到他的坐牢,都不仅会为他没留在美国而深感惋惜,也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因为那句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话(“宁可在民主的国家受苦,也不在独裁的国家享福”)是在他的书里读到的。我个人认为,他如留在美国,其写作成绩、思想深度都绝不会低于在中国,而是会更高。事实上,如果更多的中国作家能够留在自由世界,并能毫无顾忌地发出真实的声音,相信他们对推翻共产专制所起的作用,不会低过在国内。知识分子不必是活动家,用无形的思想,战胜有形的刀枪才是他们的主要责任。而思想,只有在自由的天空下,才会长出坚硬的翅膀,才能真正翱翔。”

中国的民主之路之所以这么艰难,我认为思想理念没传播到位是根本因素之一。思想是行动的前提。胡适高喊了一阵“全盘西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可什么西方的东西都没介绍给中国人,因为他连西方的皮毛都没摸到,就跑回去弄中国古董去了。李敖也热捧了一阵西方,却从不到西方住一天,现在则开始骂自由的美国,歌颂独裁中国了——那个不建立在任何思想根基之上的、骂完东方骂西方的文痞,结果是两边的好处都没学到,天边的恶毒则集于一身,变成一个灵魂出窍的怪兽了。

刘晓波也当属鼓吹西化的主要中国文人之一吧。他也不住西方,但其文章一路都是赞颂美国、推崇西式民主体制的(尽管他好像早已对西方文化不感兴趣了)。但是我在前面提过的、胡平最近晒到网上的刘晓波93年给他的信,又着实让我楞了一下。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几点,该信对西方体制的犬儒态度和否定——“ 美国的大选中只有选票而没有道义”,“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体,有哪一次选举和操作过程有美可言”——等等,无法不令人疑惑,他的鼓吹西化,难道也只是个玩法?这点应该真的不是。但是,我开始怀疑他那些亲西方文章中的水分。

怪不得他一点也不留恋西方,怪不得他“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这和那个在天安门广场一本正经地教训王军涛去西方学民主的刘晓波是两个人。哪个是真的刘晓波?大概哪个都是。他可以自如地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哪怕位置相距十万八千里,他都没有撕裂感。他甚至可以把自己分析得透透彻彻,然后清晰明白地按照明知是“错”的路子走:

“在中国,愚昧的背景衬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现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而且我的周围也站满了各种病人。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这种大梦初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曾使我犹豫、动摇,并怯懦地向往那个我了如指掌的土地。如果不是‘大都会博物馆’,我真的就要重新与愚昧为伍了。”(见刘晓波:《中国政治与中国当代知识份子》后记)

事实上呢,“大都会博物馆”不仅没有改变他的“重新与愚昧为伍”,反而更刺激了他的重新与愚昧为伍。下面的这段批判更准确:

“中国知识份子的生命中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冲动,缺乏面对陌生世界、未知世界的勇气,缺乏承受孤独、寂寞、以个体生命对抗整个社会的抗争精神,而只能在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在众多愚昧者的衬托和掌声中生活。他们很难放弃在中国的名望而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从零开始。”

“他们不是面对真实的自我,为了一种踏实的自我实现而活着;而是面对被愚昧者捧起来的虚名,为了一种幻觉中的救世主的良好感觉而活着。在中国,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声音都将引起全社会的注视和倾听;而在国外,他们形单影只,再也得不到那么多崇拜者的仰视,除了几个关心中国问题的老外的热情之外,没有人肯向他们致敬。要承受这种寂寞需要的不再是社会的力量,而是个体的力量,是生命的才华、智慧和创造力的较量。”

写完这段话,他就毅然决然地跑回没有老虎的山里,做猴子去了。在“生活得更舒服”和“扬名海内外”之间,做了很多事、坐了几次牢,也真成了“共产党制造的英雄”。求仁得仁,应该祝贺他!

关于“个人主义”

正如本文开头所叙,我对刘晓波最初的欣赏,是那匹带着个人主义气息冲进文坛的黑马。在八十年代那个仍然相当封闭的中国,能突破任何一个框架去思考问题,都是难能可贵的。刘晓波有那种个人气质,也有那份思考能力和努力;他开了一个亮眼的头,我以为他会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没想到他后来开始“回旋”,后来干脆到人堆里“凑合”想法去了。刘晓波真的是变了吗?还是他一直都不曾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

用刘宾雁的话说,“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但他当年的叛逆,不仅从来没孤单、没被抛弃过,而是得到了一大批人的欣赏。是他骂别人,而不是别人骂他。他有演讲、有掌声、有女人。有点像今天的韩寒,虽然没有像韩寒这样在大众中这么走俏。

而如果一旦掌声、名利都没有了,独立精神也随之没有了的话,那说明他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更不内心强大。真正的个人主义,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不是用口出狂言、与众不同来引人注目。那种为“名声”而与众不同的人,抗压性最低,最容易变化,因为“名”是最不独立、最具依赖性的——它要靠人群挺着。

真正的个人主义英雄,是自我世界的英雄,他具有摆脱他人认知的强大。如果没有大众的欢呼、没有群体的认可,独立思考精神也随之不见了的话,那不仅不是真正的英雄,连“自我”都没有,因为他太寄人篱下——没有他人认可,他就没有了自己。

今天人们对刘晓波的一个共识是,他变了,从激进走向温和,从狂傲走向谦卑。刘晓波真的是在思想理念上、生活哲学上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吗?我认为不是。在理念上,那个骨子里痛恨中共专制的刘晓波没变,只是一出戏,让他演“没有敌人”的角色。至于为人处世,在他和我的交往中,从没有显得很张狂,也一点都不难相处。相信有不少人同感。他跟我既不说“匪话”,也不说狂妄的“疯话”,虽然听过他当面对别人说相当刻薄的话。其实刘晓波当年就可以去拜那些他根本不买账的人,很能“低就”的。他现在的所谓变化,并不是对人的,而是对“现状”,他只是就现状做一个更利于自己的调整而已。

刘晓波在给友人的信和自己的书里都提到他还会一鸣惊人。可见一鸣惊人是他写作、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一鸣惊人”这种东西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人行为的动力,但它不是理念,不是信仰,不是事业,一遇到风吹浪打就挺不住是自然的。

他自己也承认,当年挑战主流文坛,是获得名声、虚荣的方式。但在海外转一圈之后,他明白了:离开了母国那块土地,他就没有再生根发芽的希望,更难有 “被愚昧者捧起来的虚名”。而回国之后,尤其是六四之后,政治环境导致刘晓波在国内也被“边缘化”,官方的文化圈子就根本别提了,即使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和你保持距离。

1989年刘晓波在纽约发表的“胡耀邦逝世现象省思”之类的文章(批评中国知识界对开明皇帝胡耀邦的热捧),即使当时在中国能发表,也会引起文化界一片反弹。即使在美国,也引起正在此访问的刘宾雁、王若水等文化名人的很大不满。但在海外,他们不构成一个势力围攻,而在国内,就很难说了。被共产党排斥,却又寄予当权者改革的知识分子,文革以后一直都是最“得人心”的。

所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挑战大众很容易——他们没有回应的能力;挑战独裁政权,今天也是多赢得民众的喝彩声;而挑战那个历来依附政权、寄望政权,又有左右大众能力的“文化人”群体,才真正需要勇气。文人最怕的是文化界的封杀、文化人的排斥。因为被他们排斥,你的“正统”文人地位就被挤掉,连体制内的伪学者、末流的匠,都可以居高临下俯视你。

即使在海内外异议人士圈子内,离开那个无形的群体,你也很难走得通:不加入团伙,就等于加大生活的困境——团伙掌握的组织不提供资助;更有甚者,你批评民运领袖,他们掌握的有稿费的杂志就不发你的文章;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稿子发不出来,声音就发不出去——加大迫使你屈服的力度。

生活困境导致很难坚持只是一方面。而人要虚荣,你不进那个“圈儿”(包括自由派的圈子),荣誉就不给你。甚至“联名”也经常有潜规则——找哪些人,谁主导。(早些时候)谁上名单,谁就等于得到一个身份认可;谁主导,谁就是中国民运井冈山了。于是,耐不住寂寞的刘晓波,成了一伙人的“头儿”,一个群体的 “首领”,甚至也去争什么权力、为能主导什么资源而搅和得不亦乐乎。

谁拉帮,谁结伙,我都不会感觉奇怪,而刘晓波去做,着实让我跌破眼镜。因为他曾对群体团伙不屑一顾,他曾“讨厌中国文化界拉帮结派的群体意识”。唯有不自信的人,才靠拉帮壮胆,才靠结伙证明自己和“正确”在一起。

曾经那么狂妄、以特立独行姿态出场的刘晓波,怎么那么容易就“入伙”了呢?我当然认为刘晓波有理念追求,但是,如果把风头、名利、人群的恭维欢呼放在超过理念之上的位置的话,那他就很难撑住——在西方的生活艰辛、没有风头撑不住,在中国的孤掌难鸣也撑不住,所以要去“拜”,要去感觉被群体认可的“快感” 了。刘晓波回国这些年,起码是得到了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可;而为了这个群体的“认我”,理念妥协就妥协一些吧(妥协多了,就成了自己理念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拿出个人主义精神的时候,他告饶了,低头了。

很多人喜欢今天的刘晓波,就因为今天的晓波低头、拜“老前辈”、拜所有人。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最近撰文所说,刘晓波近年 “认真去经营和发展人际关系”。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低头拜我了,那我就感觉他不错,要捍卫他。刘晓波给所有人(除了那几个差点抢了他的诺贝尔奖的)磕头作揖了,于是人们就都说他好了,谦恭了。谦卑与否成了他们论断人的标准;原则底线不重要,甚至价值颠倒也硬要讲出理儿维护。这就是为什么对许多基本的价值概念、常识性的是非判断,在中国人圈子里就可以搞成浆糊。

今天看来,当年刘晓波的言行严重缺乏真正的思想根基;他不仅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而且对群体的依赖超过一般人。所以遇到任何风吹雨打,就东倒西歪,完全不成形了。

在西方,我明白的最重要道理之一是:对“名”和“权”的追逐心越强,说明他的个人主义、独立精神越弱——如前所述,名和权都是依赖人群而生存。西方真正的个人主义英雄,是为自己的理念,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而奋斗、而努力。如果他们有幸得到名和权,那只是副产品,而绝不是追逐的目标。而只要把“名和权” 当作目标,结果一定是失去自我和独立精神——因为当人群不买你账的时候,当人群抛弃你的时候,你首先怀疑的是自己,或者因个体战斗不过群体而告饶。

今天,在民主和独裁、(西方)左派和右派的争斗中,触碰到最最根基的问题,是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的问题。人类全部的极权统治,都建立在群体主义价值之上。正是那一个一个不敢离开群体站立起来的“小”人,促成了专制的土壤。个人向小群体低头,小群体给大群体让位,大群体给独裁者磕头。

在西方住了二十多年,我最大的发现和最大震撼是:西方不是那些我们在中国熟悉的、大名鼎鼎的、被主流知识界推崇的文化人们支撑和往前推动的,而是那为数极少的,一生都被打压,在极艰难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环境中,坚持着信念,坚持着原则,孤军奋战,以西西弗斯往山上推石头的精神和毅力,支撑着西方文明。他们不是为国家而努力,不是为民族而奋斗,他们是为捍卫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个体的尊严而战斗,为追求自己的理念而跋涉。他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骨子里追求的是真正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是强大的个人。他们绝不向群体低头,尤其是不向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知识界低头。在他们的正确一再被历史证明之后,他们仍是少数,仍被打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直到离世都没有得到任何荣耀或应得的尊敬。但在西方,就有那一个点、一个点的,不依赖群体而站立的个体,从不同的点,不同的角落努力,顶起了西方这片自由的天。

刘晓波几年前还在热烈讴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独立精神。易卜生就是那种体现西方个人主义精神的一个点。我对刘晓波的失望,就这一点来说,大概有些不公平,只因我曾对他误判,曾对他另眼看待。

关于三百年殖民地和台湾

刘晓波曾在香港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虽然我不认同任何地方做任何人的殖民地,但对当年一个痛恨中共专制的年轻人的激愤之语,我完全可以理解 ——殖民地也比共产统治强。刘晓波对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状况也是悲哀的,持批评态度的。他2006年重发当年那番讲话,重申不收回“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 ”的观点。他也曾多次撰文,支持各民族人民自治的权利。以他文章中一贯的思想,他完全应该是一个“是非高于种族、个人权利大于国界”的自由主义者。

但他却会忽然(1996年)去找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俩人联署给国共两党上书的《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要尽快连手促进和平统一。要民主政府和独裁政权连手组成“联合当局”,这真是荒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刘晓波这种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里。不客气地说,我当时只感觉他是“漆线”了(广东话:正极负极连电了)。难道他连想也不想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选择权利吗?难道他不知道台湾的前途既不能由国民党、更不能由共产党决定这个基本常识吗?难道他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政府绝不可能跟中共独裁政权组成“联合政府”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为了“弄出点动静”,引起媒体注意,有个“作秀”的机会,他是什么常理,什么底线都不想了。那么高调的一个自由主义分子去跟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联名,这本身就够疯的了。

那个《双十宣言》使我确信刘晓波后来这一系列签署联名的“作秀”性质。

关于人格统一性

西方把integrity(人格统一性)看作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格之一,认为它是反映一个人的性格、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石。所以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没有 integrity是最被话诟的。攻击政治家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你自相矛盾,你没有integrity。而知识分子,如果没有 integrity,其思想连探讨的价值都没有;他观点的对错、他有没有“敌人”、有没有“大爱”,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我眼里,刘晓波最值得探讨的问题,还不是他是否软弱,甚至不是对错,而是他有没有integrity。

就《零八宪章》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余杰撰文反驳,题目是:“刘晓波早已走出谏言路”。我完全同意这个题目,认为这个题目起得很好,内容也都基本属实。而恰恰是那些属实的内容,构成了刘晓波的矛盾;恰恰是他早已走出谏言路,却又不断回头递状子,给皇上使媚眼,才让人受不了。

我们每个人都犯很多人生的错误,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迷迷糊糊、不清不楚、不知对错的状态下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而刘晓波则在相当多重大的问题上是清清楚楚地思考过,清清楚楚地知道对错,然后照着自己批判的去做。这实在是一绝。

他可以对共产专制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和批判,却忽而又像从来都模糊不清的人那样对专制政权充满“我没有敌人”的浪漫幻想;他可以一面“和野蛮的专制制度不共戴天”,一面又“打倒共产党不民主”;他可以痛斥理性,却不真的走进宗教;他可以歌颂超越的精神境地,却放任自己世俗的急功近利;他可以狂傲到俯视尼采,也可谦卑到讨好他蔑视的人(这和君子风度、绅士礼貌是两回事);他可以在想像的象牙塔里认真思索“形而上”的问题,也可以一下子滚到地垄沟里跟哥们过 “痞气”的瘾。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所谓性格的多面性,而是人格没有统一性的问题。

刘宾雁、王若望、郑义都曾撰文尖锐地批评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否定。回头来看,那是一场全民反抗独裁的运动,必须肯定。运动当然有许多需要深刻反省之处,不少人撰文讨论批评,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或旁观者的高谈阔论(包括我本人)。但几乎没有人像刘晓波那样,从国外跑回去,深深地陷入运动,感觉是非常地厌恶,参与过程中又跑到北京外交公寓跟澳大利亚友人白杰明痛骂这场运动,可谓对运动深恶痛绝了。但骂完之后,就再回到广场,参与到运动的领导层。连精通中文、精明度跟中国人差不多的白杰明都对刘晓波的举动不可思议。

曾和一个朋友谈起刘晓波的矛盾性和不统一性,我感叹道:“刘晓波这么撕裂怎么活呵?”朋友答道,“没法活。除非他是流氓。但你以为他感觉撕裂吗?根本没有!感觉撕裂就没法去做。只有跟这个世界玩,作为一个玩法,才能怎么玩,都理直气壮,还有模有样。用他自己的话说,‘跟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诺贝尔奖都耍到手了。太好玩了。”

“跟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虽然这是刘晓波许多年前写给朋友的话,但一个人居然有过这种想法,也是真够绝的。我设想了一下: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可能有过这种想法呢?玩世不恭者?厌世者?痞子?流氓?恶棍?都可能,但感觉又都达不到“跟世界耍流氓”的程度。然后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又变成了耶稣般 “大爱”的君子?如刘晓波所写过的二律背反:“最强烈的禁欲主义者,往往是那些曾经过了毫无顾忌的纵欲主义生活的人;而禁欲主义者一旦走向纵欲,也肯定是最糜烂的。”不知晓波是把二律背反研究透了,要以身试之;还是对二律背反做过许多思考,然后下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行为了?但无论前者后者,都不能同时既是最强烈的禁欲主义者,也是最强烈的纵欲主义者吧?

目前的刘晓波让我看到一张血肉模糊、无法辨识的脸。我分不清哪一个是本尊,哪一个是面具。公平地说,哪个刘晓波都有相当的真实性。他或许是被“作秀欲”给害苦了,害得自己就跟演员似的,有时也真搞不清哪是自己,哪是角色了。或许不少人感觉没我这么强烈,更或许有人“高级”地表示,人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就是复杂的。没错,中国人绝对比其他种族的人更复杂,复杂到老外绝对弄不懂,复杂到连我这写中文的人都总是发愣。

刘晓波被捕后,我有一次因为别的事情,给国内一个(也是刘晓波的)朋友打电话,谈到晓波被关押(那时还没判),我对中共很愤怒。他却说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跟他辩论,他倒有点火了,说,“这些年我对晓波,比你熟悉、了解多了。他就是干这个的,要这个的。”一副对刘晓波被抓毫不在意的口气。我放下电话,心想这人怎么变得这么玩世不恭了?人家都被抓到监狱去了,他居然没什么感觉。没法跟他正经谈话了。

可随后不久,就在网上读到刘晓波北京的朋友写文章说,刘晓波是求仁得仁。“他因为《零八宪章》而被捕之后,大家似乎都很高兴。”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喝酒庆祝零八宪章(还是庆祝刘晓波被捕?)。要这样的话,大家还假模假样地呼吁释放他干嘛?就让他好好呆在监狱里等诺贝尔奖吧。这不等到手了嘛。

也许他们真的都比我更了解刘晓波,更了解国内的情况,更明白他《独白》中说的那种心理:“共产党出手越重,我的形象越高大”。这次的结果,或许使刘晓波想起他在“六二绝食”前的耶稣梦,脑子闪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那句话:成了。——还不用死,跟耶稣三天复活也差不多。

有人把刘晓波比作台湾的李敖,这实在太令人发怵。李敖实可谓中国文人中最邪门、最变态、最十三点的怪兽。我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从来没见过李敖那种怪胎。而刘晓波,天呢,还是别拿他去跟李敖比,别吓死人了。难道中国人里有点棱角的,就都要走向痞子、流氓、人格分裂吗?难道中国人里就产生不了任何有独立精神的正常人、正经人吗?

不。刘晓波不是恶人,也不毒。他绝不是李敖,而且他痛恨李敖。李敖那种天生的坏蛋,人类罕见。刘晓波大概只是被什么东西“巫”住了,迷失了自己。可惜了他的聪明,他的悟性,他的思考能力。我跟前面那个朋友说,刘晓波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朋友嘲讽道:“人家‘误’也好,‘巫’也好,一头撞出个诺贝尔和平奖。难道不是‘老子又赢了’(刘晓波因悔过获得释放后的第一句话)?岂止是‘老子又赢了’,是老子彻底赢了!”

真的吗?我想起索尔贝娄的一句话:“人生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如果“生活中的胜利”是刘晓波的哲学,那就再次祝贺他吧。

但是,在达到了名利的顶峰之后,也许刘晓波会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不再撕裂,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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